随着诗歌的多元化发展和繁荣，越来越多的“草根诗人”持续涌现并引起诗歌界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甚至像余秀华、郭金牛、许立志等诗人已经成为了文化事件。其中新媒体尤其是移动自媒体对这些“草根诗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草根诗人”通过个人的真实体验和对日常生活的抒写正在建构现实主义的新景观。这些“草根诗人”的社会身份、日常生活、诗歌美学、社会效用和自媒体影响亟需从学理的角度予以梳理和总结。
2月9日，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诗刊社、文艺报社联合主办的“草根诗人”现象与诗歌新生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副主编李少君，中国作协创研部何向阳、彭学明，以及吴思敬、林莽、张清华、罗振亚、大解、刘立云、李云雷、霍俊明、张杭、饶翔、严彬、李壮等诗人、评论家与会研讨。大家围绕“草根诗歌”的诗歌美学与社会效应、新媒体和自媒体对诗歌生态的新影响、诗歌写作与日常现实的关系、“草根诗人”与现实主义的新景观等问题进行研讨。
李敬泽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批来自基层的写作者引起我们的广泛关注。他们有不同的命名，比如草根诗人、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等。虽然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么多的草根诗人，但这只是冰山一角。他们是庞大的写作群体，我们虽然无法给出准确的命名，但必须充分地加以认识、评价。在谈论这些诗人的时候，很多评论者强调必须去除他们的身份，单纯地谈论他们的诗歌，这是由意义的看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评论者者的文字里，我们能够鲜明地看到他们的身份意识，只不过他们大多以自己为知识分子自居。因此，我们应该分析身份对于这些草根诗人的影响。同时，还应该注意到，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文学出现了新的生态，如果说，我们评论者以前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去评论、怎么评论文学这些诗人诗作，但现在议程完全掌握在写作者一边，他们通过新媒体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这也是值得关注的。另外，在这股热潮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观念，认为我们的诗歌只有10个读者是正常的，如果有十万个读者，那这诗歌就显得不那么“高大上”了。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观念。
评论家吴思敬说，这些年网络对诗歌的炒作大多是偏于负面的，如周啸天诗词之争，“乌青体”、“梨花体”，在这一轮轮炒作中，当代诗歌的核心价值被解构，成为了娱乐的东西，然而关于余秀华的炒作却不同，余秀华现象更多的体现了网络的正能量，反映了网民对当代诗歌的理解正在深入。但他认为，“草根诗人”值得关注并难能可贵，“但我也想说，底层不是标签，'草根诗人’也不是什么桂冠，底层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欲望，写出的首先是诗，也就是说他应该遵循诗的美学原则，诗人要把底层的生活体验在心中发酵并通过结构完形等一系列环节去升华，用美的规律去造型，达到真与善，美与爱的高度协调与统一，这才是值得'草根诗人’毕生值得追求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认为，余秀华的诗有质感、有痛感，还有一点专业性，这就足够了，甚至从重要性上我还会觉得它比一个专业性更好的诗人作品比起来要重要一些，因为她和她所代表的“草根诗人”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痕迹，他们的诗歌不一定能够成为最好的诗歌，但是这些诗歌和诗人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痕迹。
诗歌评论家霍俊明认为，汉语诗歌一百年来仍然是有缺陷的，它自身的传统仍然没有被建构，中国汉语市场一直没有权威的立法者，不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认可，因为在专业的诗歌界内部讨论余秀华诗歌美学的时候，意见完全是相反，一拨人谈得非常高，反过来又有大量的人认为余秀华的诗是庸俗的，是低劣的呐喊式的抒情，这种巨大分歧说明传统的架构没有建立，这个需要时间。
评论家李云雷说，每一个诗人的诗歌观念都是独特的，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有其合理性，但另一方面，这也束缚了他们对另外的诗歌的理解，当他们谈论诗歌应该如何的时候，其实是在谈论经典作品或理想中的诗歌，甚至只是在谈论诗歌的技术，而这样的谈论在面对新的诗歌或美学经验时，可能是无效的。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新诗自发生以来，在传统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巨大阴影下，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或自足的美学传统，不断“断裂”的历史与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让当前的中国新诗及其美学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我们很难以某一种固定的诗学观念来解释一切诗歌。面对这一状况，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从具体的诗歌经验出发，探讨新的美学可能性的生成。在这里，我想至少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思考的，一是诗人是否以及如何将独特的生命体验转化为了诗歌；二是，诗歌是否能为读者带来新的审美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诗可以兴，可以观”的古训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我也觉得，至少在这两个方面，余秀华的诗为我们带来了新的体验，至于技术或诗歌观念，则并不必过于重视。
(文：黄尚恩 摄影：王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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