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 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 | 诗歌评论专栏 | 诗生活网

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                    
霍俊明

罗振亚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的《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以下简称《研究》） 一书，对于长期以来朦胧诗之后新诗研究的混乱不堪的状况可以说是完成了带有拓荒性的有意义的澄清工作。这部著作既可以看作是新诗的批评研究也可视为断代新诗史的写作实践。正如刘纳所说罗振亚“选择了'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这样一个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题目，实际上完成了一部断代诗歌史。”  而其意义和难度就在于，“由于种种缺憾的限制，使'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偏离诗歌发展实际、或褒贬失度或隔靴搔痒的弊端，长时间不能达到实质性的突破。或者说，正是针对'朦胧诗后先锋诗歌’文学史意义的独特与重要及研究实绩相对薄弱的现状，本书在选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的整体研究作为课题，力求在这一断代诗歌史研究取得开拓性的成果。”
对于朦胧诗之后的新诗发展的梳理，以及在美学和历史空间的综合视阈中深入而准确地进行研究，不仅需要相当的学术勇气，而且对研究者的学术修养更是一场考验。如果把这种过程比喻为在钢丝上的历险恐也不为过分。如著者在《研究》的《后记》所道出的：“朦胧诗后的先锋诗歌过于庞杂，资料不好搜集；它的历史尚未定型，易动善变，难以整合；它极端的反叛和审美取向，也叫某些人不舒服。所以我清楚选择它作为研究对象要冒很大风险。但是，我更清楚人为的禁区总该打破，新诗史的撰写不能凭主观好恶而回避任何重要的诗歌现象，简单地漠视或否定异己的诗人、文本，从某种程度上说无疑是研究者的罪过。”
可以说，对于朦胧诗之后的新诗史现象，评论界的捉襟见肘的失语的尴尬状态在新诗发展史上是不多见的，仅从当时的命名即可见一斑，如新生代诗、第三代诗、朦胧诗后、后朦胧诗、后新诗潮、新实验诗、第三次浪潮、后现代诗等等不一而足。“1982年至1984的几年间，一方面，较为流行的热态生活诗活跃于诗坛的表层；另一方面，一部分不甘于寂寞的年轻诗人，不愿随波逐流，只是默默地执著于诗的实验，于是产生了一种冷态抒情诗。”“热态生活诗的产生和发展在其时间和质的层面上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1982年至1983年流行的新生活颂诗和1984年流行的新生活宣叙诗”。
单丛这些错乱的命名，热态生活诗、冷态抒情诗、新生活颂诗、新生活宣叙诗，即可看出研究者试图厘清并概括这些当下的诗歌现象，但是适得其反，不仅没有梳理清楚，反而越命名越混乱。正像那句话，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反倒越糊涂了。
而这种新诗批评的窘迫状态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朦胧诗潮之后当代新诗的发展确实纷繁错乱、变动不居。如郑敏先生对朦胧诗之后的诗歌现象所感到的深深的困惑甚至无奈就大体表现出了批评界的普遍心态：“又一代更年轻的诗人登上了诗坛，宣布自己开始了真正的中国新诗。他们揭开了'大展’之幕，引进多元的'现代诗’。这是一团更朦胧的诗云，有如银河，全无正统与边缘之分，'多元’，在中国诗坛的缺少信息流通与聚会的特殊封闭而散漫的情况下，变成人自为政，互不关心，各显神通，通过民间渠道与第二渠道出版自己的诗集。至此，诗报、诗刊遍及全国，难以计数，私人出的诗集如泉涌，诗歌理论探讨与创作研究陷入一片迷茫。”
而且这种“失语”和“失效”的批评话语也与长期以来当代新诗批评的社会政治的非美学批评范式的长期占主导地位有关。这种批评的惯性冲动不仅直接影响到当代新诗批评的现状和诗学的建设，而且不可避免地对当代新诗史的写作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效应。那么，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朦胧诗之后的新诗历史作为诗歌发展的“当代形态”，是否由于时间上的局限性而适合做相关批评研究甚至新诗史写作？例如洪子诚对“当代”与“史”的矛盾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洞见，也充满了不可避免的困惑甚至“无奈”。尽管他对“当代”（特指1949年以降的时间范围）写史是持辩护的立场。如他认为“为什么胡适、朱自清写在距新文学诞生仅有五年或十余年的书，就可以列入现代文学史的评述范围，而且给予颇高的评价，没有人说他们当时不应该做'史’的研究，而在80年代，'当代文学’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却还提出'不宜’写史呢？”   确实，鉴于近年来新诗史写作、尤其是当代新诗史写作的突出实绩，关于“当代”与“史”的关系（误区？）确实需要重新审视和看待。在《研究》中，著者就相当具有敏识地阐发了对包括朦胧诗之后的先锋诗歌在内的当代新诗进行史的清理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先锋诗歌的发展已经在十几年间在艰难发展中化作了历史的烟云，而作为新诗批评者有必要对这段历史进行评说。“也许有人会说，中国的文学史家唐弢在世时认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像朦胧诗后先锋诗歌这样尚未定型、缺少必要的时间距离审视的文学现象，不适合于做专题的研究与史的评价。我认为这是一种思想误区。在多数读者的印象中，新诗在朦胧诗后已难以为继，或朦胧诗后所有先锋诗仍然都被统称为朦胧诗，所以，把朦胧诗后先锋诗歌作为专题研究，有利于广大受众对朦胧诗后先锋诗歌历史发展的复杂情形做深入了解”。 确实，不仅“当代”与“史”的关系需要重新对待，而且，更重要的是朦胧诗之后的诗歌史现象一直以来在研究和文学诗著作中存在着诸多需要澄清的重要问题。况且，“当代”写史在二十世纪新诗发展中并非少见，而且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著作不在少数。并且，当我们换一个视角，任何文学史的写作都不可避免写史者的当代影响，而且从历时性的角度而言，文学史书写都处于不断的变换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一部文学史能在所有时间中处于绝对的权威和经典地位。并且，当代新诗史的书写，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为此后的新诗史写作提供基础和参照。所以“一部诗歌史的最终问世必须经过几代人一点一滴的逐步积累。因此可以说，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的专题研究的意义不可轻估，它既是为将来成熟的、高质量的中国当代新诗史的编撰做必要的学术准备，又可以为当下诗歌创作的繁荣提供有益的参照。” 吴思敬先生在该书的专家评语中所中肯指出和强调的“作者所做出的一些结论”“提供了认识这一阶段诗歌的一种维度，这对未来的中国当代新诗史的编撰是有重要意义的。”
就“当代”与“史”的关系，吕家乡在为该书所做的《序》中也认为：“这本书具有史论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当代文学只可作批评，不宜作史的研究，因为要拉开较远的时间距离才可以做出准确的历史定位。我倒同意美国学者韦勒克和沃伦的看法：对当代文学作同步研究利大于弊，最有利的是可以方便地真切了解研究对象。再者，当代文学实际上已经参与和调整文学史的构成。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者密不可分。”
吕家乡同时指出自己“给自己定下了如下准则：把诗歌当作诗歌来研究，把诗人当作诗人来研究，把诗歌流派当作诗歌流派来研究，把诗歌史当作诗歌史来研究。” 这看似简单的话，实则道出了新诗研究和新诗史研究中的诸多歧路甚至困境。
在一般的新诗批评以及新诗史的写作实践中，研究者所指认的“先锋诗歌”多指朦胧诗之后的新诗事实。这一认识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这一指认的背后就是明确指出“先锋诗歌”只是当代的发展现象。而很少有学者针对“先锋诗歌”的美学特征（当然，“先锋”一次所涉及的含义很多，而以之来命名诗歌的写作现象，其内涵更是相当复杂的）对之进行相关的历史梳理。而罗振亚则对“先锋诗歌”话语的历史谱系进行了考古和“挖掘”——“兼具时间与社会学意义的'先锋诗歌’，当是那些具有超前意识和革新精神的实验性探索性诗歌的统称，它至少具备反叛性、实验性和边缘性三点特征。若以这一标准检视朦胧诗以前的新诗历史就会惊奇地发现，和以现实主义及浪漫主义为主体、注意探索诗与现实世界联系更强调思想价值的外张诗（包括从早期白话诗发端经文学研究会诗人群、湖畔诗派、中国诗歌会、七月诗派、晋察冀诗歌，直到十七年期间那些借景传情直抒胸臆的诗歌）流脉相对应；'先锋诗歌’已在夹杂一些浪漫主义诗歌在内的以现代主义为主体、注意探索诗歌与心灵内宇宙联系更突出艺术价值的内倾诗（包括新月诗派、象征诗派、“现代”诗派、九叶诗派、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派、朦胧诗派的诗歌）那里，组构起一条颇为壮观的连绵风景线，它们都堪称各自时代诗歌阵营中的先遣队，只是那时从来没有人用'先锋诗歌’的字样为后一流脉命名。”
这部朦胧诗后的断代新诗史，其范围是限定在朦胧诗之后的先锋诗歌，包括第三代诗、90年代诗歌、70后诗歌和女性主义诗歌。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检视与这段新诗发展相关的新诗研究以及新诗史写作的实践，其状况是令人堪忧的。而这种难以令人满意的现状也是罗振亚对之进行研究的一个动力。“如今先锋诗歌早已跨越'第三代’诗、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进入’70后诗人的大规模崛起阶段：可是许多批评视野和话语过于陈旧，目光仍逡巡于'第三代’诗时段，抓住语言自觉、生命意识和于坚、韩东等老问题和'老诗人’不放，对继起的创作现象和群落冷漠无视，而且就是对'第三代’诗的批评方法与结论也嫌单一，个别人弹着朦胧诗后先锋诗走了下坡路的旧调，充其量承认其海子与文本，可要论其作品又不甚了了，这是批评的严重失职。二是缺乏整合和系统的深度。” 而与此相关的这些新诗研究和新诗史写作也“大都停留于现象描述，而较少现象背后的规律总结，显得琐屑、零散、肤浅，这种'见木不见森林’的方法和'见林不见木’的空疏之风一样可怕，它和客观公允、具体深入的科学研究相去甚远。三是一些被遮蔽的研究盲点需要发掘和照亮。” （如“肉体乌托邦”、“红色写作”、“事态结构”、“互文性写作”等新的诗学关键词语，引者注）
《研究》不仅在历时性的层面清晰地对这些诗歌现象的发展、流变、延承进行梳理，而且对其中相当重要的诗学问题进行了富有学理性和建树性的探讨。如第三代诗的生命本体喧哗的意味革命，从意象到事态（叙事）的抒情策略和方式的转移，对第三代诗的命运的反思；对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转型的历史空间的联系，对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论争的不偏不倚的理性对待与反思；对70后诗歌以及聚讼纷纭的“下半身诗歌”以及女性主义诗歌的研究都做到了富有说服力的深度和广度。正如吴思敬先生在该书的专家评语中所中肯提到的，该书作者“以历史的与美学的研究方法为主，兼及心理批评、解构批评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采用宏观概括与微观剖析相结合的方法，把这一段的先锋诗歌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对这一诗歌现象，既不是无原则的廉价赞美，也不是简单化的一棒子打死”。 如对于朦胧诗之后的诗歌发展带有“运动”性质的揭示，“有个现象颇令人深思，那就是以'后朦胧诗’为开端，每一阶段的先锋诗潮都因前一阶段先锋诗潮'影响的焦虑’而萌动，都以对前一阶段先锋诗潮的反叛与解构而崛起，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对'后朦胧诗’如此，’70后诗人对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也是如此。” 确实，朦胧诗之后的先锋诗歌的复杂性以及“先锋性”都与诗人对前代诗人和诗潮的“影响的焦虑”以及“美学”、“意识”的不满有关，而这种由不满而导致的一次又一次诗歌行动也说明了诗歌发展复杂性和转换的快速性的内在动因（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非诗的义气之争和一些诗人企图占领诗歌话语权利的欲望）。而90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世纪末之争更是一个难以处理又难以回避的复杂纠葛的话题。《研究》在“个人化写作”的确立与分化以及叙事诗学的发展来厘定90年代诗歌先锋诗歌发展的基本走向和动因，在指出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各自的写作合理性和价值的同时，又相当尖锐而深刻地指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争端不只是诗歌观念、美学趣味和操作规程的分歧，而与其小圈子意识和话语权利争夺等隐蔽的非诗性、非学术因素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论争，是以美学为幌子的争名逐利的商业炒作。”
而更为重要的是，与其他的新诗批评著作不同，《研究》的一个长处是并没有单单在诗歌现象中企图通过学理性的理性批评与判断来做一般意义上的处理，而且在对待具体的诗人（如海子、翟永明）和诗歌文本（海子长诗《太阳·弑》等）时充分展示了著者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精准的审美鉴赏能力。不可否认，一个新诗研究者对新诗本体的认知、对具体文本的感悟能力，对于新诗批评和史的书写都是相当重要不可或缺的。而一个事实是，很多新诗研究和新诗史著作在对诗人的评述和文本的解读上大多是人云亦云，毫无新意的简单重复。需要强调的是，新诗写作和新诗史写作都是需要“原创性”的，文学史家不是在故纸堆中搜检资料，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史料中如何用有效的叙述方法以及正确的史观来将之有机的组织和呈现出来。
当然也有研究者指出“本书也难免有一些不足。例如，处于边缘的先锋主义诗歌和主流诗歌的互动关系很少涉及。对于先锋主义诗歌各阶段、各群落的命名还停留在以年代为标志的指认方式，'后朦胧’也好，'第三代’也好，'90年代’也好，'70后’也好，都有待更恰当的、能够标示主要特征的命名。”
确实，任何研究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不足，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是在大多数研究者忽视或头疼的作业地带进行艰难的富有挑战性的拓荒和清理工作。而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正在于它为此后这一领域的一系列挖掘和进展奠定了一个基础。而《研究》正是这样一个有价值的、引导性的有益尝试与探询的展开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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