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 安琪访谈录:在任性的奔跑与沉潜的静思之间? | 诗歌评论专栏 | 诗生活网

在任性的奔跑与沉潜的静思之间?
——安琪访谈录

时  间：2006年6月30日
地  点：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对话人：安  琪   霍俊明

安  琪 （1969-），福建漳州人，现居北京。1988年毕业于漳州师院中文系，1995年获第四届柔刚诗歌奖，曾两次获施学概诗歌奖，2000年参加诗刊社第十六届青春诗会，2003年获首届“独立”民间诗歌编辑奖，2006年获得“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称号。已出版诗集《歌·水上红月》，《奔跑的栅栏》，《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任性》等。系“中间代”诗歌概念的重要发起人和推动者，与远村、黄礼孩等编有《中间代诗全集》。

霍俊明 （1975-），河北丰润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文艺学博士，任《新诗界》副主编，《南京作家地理》编委。已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诗刊》等发表学术论文近50万字，曾获新锐批评（诗歌）奖，2005青年诗歌批评奖。著有网络诗集《秋天的老式过滤器：1994-2004年诗选》，写有中篇小说《龙凤地》等。


霍：90年代以来，诗人的诗歌史焦虑或情结是相当显豁的，诗人纷纷推出各种诗选、诗歌年鉴、诗歌奖以及提出新诗史概念，更有诗人已经写出了当代新诗史。而在一定意义上，你和远村、黄礼孩2004年推出的上下卷的《中间代诗全集》是这种诗人诗歌史焦虑的一个代表，它甚至成为近几年争论的一个话题。而“中间代”作为诗歌史概念已经进入了当代新诗史著作，我甚至在《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这一学位论文中也提到了你和“中间代”。你如何认识这种诗人的诗歌史焦虑？你如何看待“中间代”这一概念在今后的时间沉淀中会有怎样的命运？而诗人直接参与诗歌史写作是否会比一般意义上的新诗史家写出的文学史更能接近历史？
安：海德格尔说“语言凭其给存在物的初次命名，把存在物导向语词和显现”，这里面涉及到语言、存在物和显现三者的关系。借用到“中间代”可以说，“中间代”首先是作为诗歌史上的存在物存在着。这一批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诗歌起步于八十年代、诗写成熟成名于九十年代的诗人，时至今日都是中国当代诗坛的中坚力量，却因为他们坚持独立本真的个体写作而没有像第三代或70后一样进入重视喧哗的集团写作的诗歌理论家的视野，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用一个概念来让这一个优秀群体显现出来。这个想法在远村、黄礼孩和同代人的支持响应下取得了今日的成效，这是诗歌对一代人的照耀。“中间代”的运作是还诗歌史本来面目的一个举动，是历史的车轮不允许断裂的一个表征，它只与诗歌史的公正有关而与诗人的诗歌史焦虑无关。
如你所说，“中间代”作为诗歌史概念已经进入了当代新诗史著作，也进入了你的学位论文，随着时间的继续前移，会有越来越多秉持客观、公正、良知的批评家关注到中间代，并使之获得如朦胧诗、第三代一样更广为人知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诗人作为诗歌现场的一员，能够比较敏锐、及时地在第一时间切入诗歌史的要害部位，但在对诗歌史的通盘把握上可能较新诗史家要弱，倘若诗人和新诗史家二者的资源能够整合起来，也许有助于一个更接近于历史真相的诗歌史产生。

霍：通过阅读你的诗歌，尤其是来北京之前的诗歌，我更愿意把你归入到宽泛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诗歌写作的行列中去，你认可吗？你对当下中国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整体面貌怎样看，如它的合理之处和不可避免的偏颇。
安：我认可你对我来北京之前也就是福建时期诗歌的评价，它们更像是宽泛意义的女性主义诗歌。我理解的女性主义诗歌是指女性用诗歌的方式对社会历史现象提出一种独具个性的具有全新意味的挑战式写作，这里的社会历史现象包含男权传统、男尊女卑等。具体在文本上就是，让自己的女性性别消失，使文本成为中性甚至男性写作的样式，可能这样的写作本身就是对男权传统的一种认同，但当女性写作成为遮住名字却看不出是女性写作时，它被看的身份才能改变，这可能是一种极端意义的行为。我记得自己当初就是在这样一种极端姿态的支配下写出《轮回碑》《任性》《九寨沟》《纸空气》等大量长诗的，而陈仲义、燎原、张清华、向卫国等理论家赞许的，正好就是充斥在这些诗歌里的无性别状态。
当一个女性写作者秉持女性主义写作姿态时她首先必须面对的是自身因为这种姿态而与当下生活的冲突，与阅读者的冲突，与评论家的冲突。通常情况，女性写作中的女性部分更能打动人，她的传统的感伤忧怨，她的弱小，都有助于女性诗人被广大群体所接受，而女性主义就不然了，她的强大，哪怕这强大是强行鼓起勇气，也会令人感到别扭和不舒服。当下中国，能坚持做到女性主义写作的还不多。这一方面缘于女性自身不可避免的妥协，也缘于社会对女性主义者的偏见所带来的压力使她们难以为继。个人认为女性主义写作有利于女性诗歌冲破狭小的女性世界而走向深邃或宽广。

霍：从1998年起你到过很多地方，而这些地方也给你带来了写作的契机，你为此写下了为数不少的长诗。那么在这种地理学意义上的游历中对你相应的诗歌写作有着怎样一种深层的影响。而在我的阅读视野中，你的诗句尤其在某一时期是相当长的。而这种长句式的优势在于能够使诗歌的容留能力大为增强，但是也会一定程度使诗出现非诗化或曰散文化的特征。你如何认识你的诗作中的长句式特征？
安：地理学是研究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诗歌地理学则是用诗歌来研究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的文学。既然是关系，就要把人作为一个地理观察者和诗歌写作者的身份体现出来，我理想中的诗歌地理应该是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借景抒情的写法，而是融入现代元素的在语感形式上进行新的尝试的写法。像《九寨沟》《张家界》《西藏》这种诗，许多人都写过，如果我也像大家一样赞美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我选择了一种庞德《诗章》式的大杂烩，把发生在风景点的一切融会贯通到诗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个写作者尤其是女性写作者，如果不扩大自己的关注面，不从外界吸取新的写作材料，则她的写作资源必将很快枯竭。我很幸运摸索到一条借助地理学意义上的游历来打开自己写作空间的路。这些蕴含着人类文明的自然景色、风物古迹本身就是诗人们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我希望今后能够继续拥有这份写作地理诗的能量和才情。
我在写这些地理诗的时候都是依托状态，我只需下笔写第一行，剩下的就交给自动写作状态了。当然，这里面是要有一股“气”牵着，句与句之间，节与节之间，不能断，至于出现一连串的长句子来表达当时的激情，也是当时的状态决定，一口气断不下自然就拉长了。到事后发现散文化倾向也就无可奈何。随着长诗写作的终止，散文化倾向也自然终止。

霍：你从福建来到北京之后，我发现你的诗歌写作有了很大的转变，你有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和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换言之，北京的环境与你的写作存在着怎样的关联？你更认可自己那个阶段的诗歌？我将你的这种转变归结为从“任性的奔跑”到“沉潜的静思”你是否会认可？
安：到北京后我的写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体现在：一、基本不写长诗了；二、诗歌写作的生活化、情感化在增加，对语言奇迹的追求在减弱，也就是，诗歌语言的超现实主义因素在弱化，流畅的口语的一面在加强。这一切自然与北京的环境有密切关系。
     布罗斯基说，要改变生活，先改变语言。布氏的话应验在我的福建时期，那时我因为追求一种极端的写作语言而使自己的思维变得极端，并进而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有抛家弃女到北京闯荡的不可思议之举。而到北京后，生活的种种压力逼我明白，仅有诗歌是不够的。我突然陷入了困惑，这困惑有闲适生活失去所带来的焦虑，有不知未来的渺茫而产生的惊恐，这时候，我的写作变成一种对现时心境的交待和排遣，更像一种日记，而日记是真情实感的，我的写作也因此获得很大程度的共鸣。所以对我而言，我的北京时期的写作正好是布氏话语的颠倒：要改变语言，先改变生活。
     我认可福建时期的长诗，那种巅峰状态梦想完成一首包罗万象诗篇的泥沙俱下的写作，那无限放大的想象力和语言能力，那种大师情结支配下的狂热诗写，它们符合我的女性主义写作理想；而我在北京时期的写作则以短诗见长，如果说福建时期的短诗还有一种青春期唯美因素弥漫的话，北京时期的短诗则游刃有余地把生活现场和盘端出，它们是可触可摸，有质有感的。两个阶段都有我认同的部分，内心更倾向于福建时期，那种大诗写作比较难以企及。
     用“任性的奔跑”来归结福建时期的诗歌应该可以，而“沉潜的静思”则让我觉得难以担当，北京时期的写作还是属于比较没有抱负的写作，仅凭语感和偶然性在写，它更多地借助对生活的记录而达到对生存压力的缓解。在北京，我的写作没有观念和想法。如果它赢得共鸣那也是因为我的生活有令人共鸣的一面。如此而已。

霍：你在《奔跑的栅栏》的后记中有一句话令我感触很深，“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确实，作为一个诗人，其写作与生存之间的张力关系，词语与想象之间的纠缠都是每个诗人要面对的问题。那么，作为一个对语言相当自觉的诗人，你认为你诗歌写作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换言之，你希望通过自己的诗歌表达什么？而这种诗歌与生存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你身上你是否感到了某种焦虑或压力？
安：1996年当我写出《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时，我想不到这句话会成为预言式的命题陪伴着我一直到2001年“中间代”这个词出现。我想，我一直等待的也许就是“中间代”这个词了。关于词，我在1995年的长诗《节律》中还写到：而一个词的诞生又将带出多少天才？很难说这里面没有包含一种隐秘的暗示。诗歌的预言作用历来为诗人所印证，这两句关于“词”的诗也是如此。
     1998年在回答陈蔚35个问题中关于诗歌理想一题我曾答道：“我的愿望是被诗神命中，成为一首融中西方神话、个人与他人现实经验、日常阅读体认、超现实想像为一体的大诗的作者。”那么，我理想的写作状态就是对这一诗歌理想的达成，现在看来，很难。如今我祈求更多的是生活之神的命中而非诗神了。
    很奇怪，我的诗歌一直与我的生活状态不兼容，哪怕我说我放弃诗歌了，生活依旧在施行它的惩罚，使我处处碰壁，无所适从。在生活上我因为弱智而倍感压力和焦虑。

霍：你现在在《诗歌月刊》下半月刊作编辑工作，那么在你组稿和阅读大量诗作的过程中，你是否发现在这个物欲化的传媒时代到底有多少人写出了可以称为真正的诗歌的作品。而在我接到的大量的民刊甚至主流诗歌刊物中，真正能够具有分量和冲击力的诗作真的是太少了。你怎样看待当下的诗坛？或者你对当下诗人的写作有着怎么的观感和认识
安：我不很认同你的观点，在我阅读到的大量当下诗人诗作中，很多已经足够分量和冲击力，只是我们大都更趋同经过时间认证的前经典，而对切近自己的诗作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经典需要不断的解释、传颂来增值，假以时日，当下的诗歌也会得到经典一样的待遇，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勇气和智力去判断并接纳不需漫长时间和不断传颂而成为的经典，我们能不能直接指着当下的某一首诗说，这就是经典！
    当下诗人的写作是纯粹的，他们没有任何利益可得，除了诗歌，他们无法获得诗歌以外的一切，他们对诗歌的热情和爱值得尊敬。我希望能够经由《诗歌月刊》下半月这个平台去预先发现经典并指出经典。
    扶持、鼓励、壮大当下诗坛是每一个爱诗人应尽的义务。

霍：最近《诗刊》社评了的“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她们是蓝蓝、路也、娜夜、鲁西西、杜涯、李小洛、海南、安琪、荣荣和林雪。实际上这些诗人之间的写作差异是很明显的，路也和蓝蓝更为接近，即不是那种明显的女性主义的写作，而鲁西西的诗更带有一种宗教意识，海南和林雪则女性意识更为突出。你对你的写作怎样认识，是否可以归纳一下你诗歌写作的特征？
安：不好意思，我老是对自己的诗歌写作比较自信。我觉得我的诗歌写作涵盖面比较广，无论是题材还是语言都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陈仲义先生曾经根据我的几部诗集名字把我的写作分为“红月时期”、“栅栏时期”及“任性时期”，至于到北京之后的写作陈老师没有具体给一个时期，我想，也不宜根据我的第四部诗集叫杜拉斯时期吧，因为这时期我的写作也不杜拉斯，北京时期的写作还是叫“诗日记时期”比较合适。
    这里面，红月时期指的是写作的描红阶段，栅栏时期指的是一种有节制的发散，任性时期则是诗歌状态的为所欲为，诗日记时期则回到生活回到内心。每个时期因为写作意识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写作特征，我感到一言难尽。

霍：众所周知，福建在中国新诗史上曾出现了很重要的女诗人，如冰心、郑敏和舒婷。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福建诗人，你的诗歌写作从话语谱系上和她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或显或隐的关系？如果有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如果没有你如何看待冰心等人对当代诗歌写作的影响？
安：冰心、郑敏、舒婷，这里面对我产生影响的当然只有舒婷，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影响，她在福建的存在本身就是影响。舒婷让福建诗人尤其是女诗人有了奋斗的坐标，也就是，延续舒婷的谱系，成为舒婷或超越舒婷。这种影响应该是潜意识的。而舒婷在1995年以《退役诗人说三道四》一文推举包括我在内的六位福建诗人给《创世纪》诗杂志则直接推动了我们的出场，在纸媒体发表相当困难的当时，舒婷此举令我们深为感动。
     在诗歌文体写作上，舒婷对我没影响，陈仲义先生对我有影响，他的及时发现及中肯点评，使我得以清醒判断自己的写作并坚定了某种写作方向。
     个人以为，对当代诗歌的写作，你所列举的这些福建籍优秀女诗人中，还是只有舒婷产生了具体的影响。但我同时也很感谢你，包括向卫国先生把我列在如上三位优秀福建籍女诗人后面，但愿我不辜负你们的期待。

霍：今天谈论的一些话题会对读者和研究者有不小的启发，而一些重要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展开。你有什么需要重点强调和补充的？对今后的诗歌写作和活动有着怎么的打算？
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单纯依靠灵感和状态来写作靠不住，一个人如果想写到老又写得好的话，就必须有技巧和诗艺的打磨来支撑，而我恰好是依凭灵感和状态的，这使我对今后的写作疑虑重重。同时，因为生活的磕碰也使我难以把心思放在诗上，至少目前，我希望先打理好生活再来谈诗歌，在《永定河》一诗中我写道：“灯一闪一闪的，灯闪一下我们就喊一句/永定河，永定河/我爱这三个字构成的安宁我已经退了/不再先锋不再逞强不再肆无忌惮地张狂”，这首写于2003年5月北京时期的诗作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预言？
     谢谢你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