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我们的文人墨客就与词语呆在一起，词语岂止是拼贴游戏？它是世上最威权的帝王，最神性的谜语。有史以来，万物都靠词语命名。如果没有词语，我们全都是哑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它是照亮心灵的伟大事物，是打开世界的秘密钥匙。
吴怀尧:你现在隐遁在燕山脚下，每天和清风明月为伴，与山水鸟兽为邻，这种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望不可及，在嘈杂、机械、忙乱的都市生活中，诗歌对于大众的意义体现在哪里？
何三坡:去年冬天，我看过一部德国人拍的名叫《窃听风暴》的电影，它温暖，荒诞而讽喻。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个政府特工受上级指派，负责监视一个诗人的行踪。一次他因为读到这个诗人的诗歌深受震撼，诗歌是这样写的: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蓝色的/年轻、挺拔的树向上伸展着/就像爱情一样茂盛生长/我们头顶美丽干净的天空/一朵云慢慢移动/它是那样洁白无瑕/而只要你从心底相信/它就会一直在你身边。
特工读完这首诗歌，感动莫名，并在陡然之间，恢复了人性。我想说的是，无论我们身在何时，身居何处，做着何种营生，都有一万种理由去接近诗歌，都可以去发现美好，并让我们的内心变得幸福。
“要原谅季羡林的昏聩与韩寒的无知”
吴怀尧:近年来，关于诗歌起了几场纷争，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认为新诗是一场失败，作家韩寒认为现代诗没有存在的必要，对于此类观点，你作何感想？
何三坡:有关新诗的论争由来已久，几乎从新文化运动之初就沸沸扬扬，胡适与刘半农的白话诗遭到穆木天猛烈的诘难，北岛与顾城的“朦胧诗”受到臧克家的愤怒指责。然而，历史证明，任何对新诗的责难都是螳臂当车，都不能阻止它的一往无前，都不能遮蔽它的滔天巨浪。
至于季羡林与韩寒，我愿意把它看作是老年的昏聩与少年的无知。昏聩，因为年龄太大，在所难免；无知，大抵出于少不更事，我们应该原谅他。
吴怀尧:2008年7月，你的诗集《灰喜鹊》出版，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被誉为陶潜田园诗的现代版，我记得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网评栏目东湖评论还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称:“只有何三坡，肯为燕山上那些美丽的动物和花花草草致敬，主动与它们成为知己，并被它们的卑微和快乐打动……”在一个人们诅咒文学、诗歌备受羞辱的时代，是什么力量促使你如此热爱诗歌？
何三坡: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实用主义的时代，一个被剥夺了精神财产的时代，一个不需要良心的时代，一个赞美工业而践踏自然的时代，一个聪明而不美好的时代，一个神造的东西日渐稀少、一个人造的东西日渐增多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诗歌受到羞辱理所当然，我不惊讶，不愤懑。我愿意像陶潜一样站在花草一边，鸟兽一边，像梭罗一样站在大地一边，云朵一边，站在受侮辱和受损害者一边，站在疯狂的掠夺者的反面，申诉那些正在大面积消逝的田园之美，自然之美，我知道，唯有这样的美，才能拯救我们日益贪欲的灵魂。
在工业革命以来的短短一百多年里，相信每一个关注自然与熟知乡村的人，都会惊奇地目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自然环境正在经历着它的沧海桑田，经历着它前所未有的痛苦的巨变。与其说我热爱诗歌，不如说我热爱山川之美，这些一去不返的伟大的美，让我疼惜、流连。我希望用我的写作来提醒人们: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道路上，走得愈远，就愈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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