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对杨典有多少影响？因为他的作品里似乎总能找到诸如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痕迹，或者原型。假如《恶魔师》是K，那么K是不是这样一个实体的、有感知的人呢？带着这个疑问，陈均从《恶魔师》里找到了答案，他说：“《恶魔师》小说中的家族是一个思想者”。他从《推城》一篇着手，讲述推城者和城内的人，一个始终在城外，一个始终在城内，城外城内似乎同为一人，同样去做这样一件毫无意义的荒诞之事。他认为恶魔师既是邪恶，又治愈邪恶；既是自己，也是对手。
感谢整理者。基本上概括了我的发言，但是中间省略的一些细节，使这段话有些难以理解。有些像梁实秋回忆在清华听周作人演讲的情景，梁实秋从头到尾不知道周作人说了些什么。第二天看《晨报》登出的讲稿整理才知道昨晚的讲座内容。
在之前对于杨典小说《鹅笼记》《懒慢抄》的评价里，我倾向于中国的类书传统的影响，但到了《恶魔师》，我更注意的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小说里的人物、情节许多时候就像是活脱脱地从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人的小说里走出来，只不过换上了中国人的样子。这种叙述、这些气息，对于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耽读这些作家的我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的。但是，如果仅仅如此，《恶魔师》似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恶魔师》的答案在哪儿呢？就在于小说的主人公的变化。杨典小说的主人公，也可以说是卡夫卡《城堡》里的K，或者《变形记》里变成甲虫的推销员。但是区别在于，K或推销员，都是在不自觉里陷入到荒诞的处境，是被动地卷入，这种人与社会的关系，被解读为异化，是一种现代人的处境。但是杨典小说里的K家族不同，他并非是空心人。他之所以陷入看似荒诞的境地，却是因为他是思考者。如昆德拉所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K开始思考，他周遭的现实在思考的检视下，开始变形，显露出荒诞的面目。这就是杨典小说的主人公与他所受影响的现代派诸贤的主人公的区别所在。《恶魔师》里的主人公是一个思想者的家族。
上引的后半段又是另一个故事。也就是在博尔赫斯笔端经常出现的“另一个我”。如同我以《推城》为例，城外推城与城内书斋里暗暗推城的人，皆是“另一个我”。“我”与“另一个我”之间的对话、仇恨（爱恨情仇），构成了《恶魔师》的另一种逻辑。这种逻辑结构，虽然也是西方现代派的惠泽，但是其中的对应，并非仅仅是神秘的联系，更可落实到思想者对于现实的态度上。杨典在分享会上用禅宗的“丛林”来指代“世界”或者“现实”。那么，这种“另一个我”用禅宗式表述便是“一身之外还一身”。
再抄两段初次阅读时的笔记：
于北京至临汾的火车上读此书，前数篇精彩纷呈，洵为佳作。后也随翻随看。此书当如是读也。此书风格如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之混合，又引来中国古籍于当代文学之复活也。其内核则是思想、精神与现实之关系，所写往往是孤绝者，即如鲁迅之“精神界之战士”。鲁迅氏所处尚有实际之战斗（虽然说“无物之阵”）。如今倒真的是“无物之阵”了。虽有“战斗”，往往亦是琐碎与无谓。认真战之则愈觉荒谬，正是时语所谓“认真，你就输了”。
所有的小说篇章其实只是一篇，而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处境下写出，但又可合为一篇也。此正是博尔赫斯所云“沙之书”“众书之书”的理想也。但作者写此，不过是向无聊宣战而已（写一日便觉一日未空过）。然终究是虚空而已。因此写作亦是向虚空宣战。日常所思奇奇怪怪的念头皆化作此世界。在小说中，在文章中，面对现实则是永远失败也。此书所写乃是一切思想者的命运也，一切写作者的心魔，一切知识者的幻影。如镜中揽首，所见无非千奇百怪之自己也。所云既是老套，又是新语。譬如在火车上，我正写此则笔记，一妇望之，云“字真好”便是。如此荒谬、真实又陈腐之日日之境也。
今晨再抄写这一则札记，相当于那天的我来到此时。即是“一身之外还一身”的实例吧。
2021年1月4日于均斋
《恶魔师》是杨典继《鹅笼记》之后的又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几十篇短札，内容涉及轻功、花关索、大异密、父子、沙皇、鼻祖、飞头蛮、心猿、妖怪、逃犯、被往事之罪困扰的人或唐代诗人等。与之前的写作相比，作者力图在过去的思维冲锋与观想折叠中，再次升级，甚至摆脱一切小说传统，以期达到某种无序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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