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药（续）
本草之药，最初起源时只有三百多种，清末发展到二千多种。除了来自植物、动物与矿物，也有来自手工业、冶金、制盐等早期简单的准化学制品。道士们的炼丹术，其实是中国唯一的化学传统，不仅发明了豆腐，也发现了一些合成药。道家渴望炼“长生不老药”，也就是丹药。外丹是药物，内丹即对免疫力的修炼。此类记载可读晋代葛洪《抱朴子内外篇》或明末伍冲虚《伍柳仙踪》等，毋庸赘言。另如张骞出使西域时，也曾带回过一些西域药物，与汉地产中药混在一起。但无论来自哪里，中药的用药方向，就是看“归经”或“入经”，这就涉及到中医的人体观念。即每一种药，都提前被设定到五脏六腑或十二经络，或奇经八脉的结构之中。经络的经，同时也是六经或十三经的经。《说文》注云：“经，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为什么用同一个字？——因在中国人看来，从上到下，从古至今，纵向一以贯之，永远不变的那个东西，就是经。其中也包括经纬（地理）、经验（阅历）、经世（政治）、经理（管理），经过（途径）等，即无论自然、文化、社会、言行还是人体，观念的模型应该是统一的。
药，对于人体经络可以是外来的（医学），也可以是本来的（免疫力）。
所以“说药”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内容也很分散：可以讲单纯的医案故事，也可以讲鬼神、传奇、身体、欲望或医患的心理学。故“说药”自宋代至明清笔记，广泛存在以医案为线索的志怪传奇之作。如清人许奉恩在笔记小说集《里乘》中，有一篇“祝由科”云：“黄帝有二臣，曰岐伯氏，曰祝由氏，皆善医。岐伯治疾，按脉能知人七十二经，投以药，无不效。祝由氏治疾不用药，惟以清水一碗，以手捏剑诀，敕勒书符水面，以饮病者，亦无不效。祝由氏为湖南辰州府人，故今辰州人多善此术，名曰'祝由科’”云云。不过，这显然只是在为《黄帝内经》以后被淘汰的巫医勉强寻找另一个源头而已。但作为志怪，也可拿来消遣。中国人对待巫医，自来有信邪与不信邪（感冒古名“风邪”，至今日语沿用）两种态度。如东汉那位道士医生于吉。陈寿《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云：“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但在干宝《搜神记》与罗贯中的演义里，他被不信邪的孙策所杀，然后又用咒语杀了孙策。
人到底为何会生病？这不仅是医学问题，也是哲学命题。作为治病之物，药的来源，也不仅属于自然科学，可能有些也会属于人文科学（包括宗教）。因病的来源不仅是物质的，更多的还有对未知、灾难与死亡的恐惧。如清人李庆辰在《醉茶志怪》卷二也写有一篇“疫鬼”，云：
邑城隍祠，每四月有赛会。邑人戴假面具，彩衣持叉，装作魑魅魍魉，即乡傩之遗意也。壬戌岁，大疫流行，五六月尤甚。有宋姓者，夜起街前遗秽。见灯火自西来，有厉鬼数十，状皆奇丑，持叉而过。宋疑为会也，视其去远而返。归述诸友，友惊曰：“此非赛会之时，乌得有是！”宋亦愕然。陡觉身起寒战，吐泻大作，及晓而亡。
在古代，瘟疫或流行病的忽然出现，被看作是一种命数（即便在今天，很多人也未尝不是如此看）。只是“说药”的传统，往往会被“说鬼”的传统所掩盖。如旧读袁子才《新齐谐》，便有《医肺痈用白术》一则，全文曰：
蒋秀君精医理，宿粤东古庙中。庙多停柩，蒋胆壮，即在柩前看书。夜，灯忽绿，柩之前和，槖然落地，一红袍者出立蒋前，曰：“君是名医，敢问肺痈可治乎，不可治乎？”曰：“可治”。“治用何药？”曰：“白术”。红袍人大哭曰：“然则我当初误死也”。伸手胸前，探出一肺，如斗大，脓血淋漓。蒋大惊，持手扇击之。家僮齐来，鬼不见，而柩前亦如故。
白术并不治疗肺痈，只能治脾虚、腹泻或水肿。类似的药，或应为白芨（因《本草纲目》云白芨“主治痈肿恶疮败疽，止惊邪血邪血痢。止肺血”等）。袁枚书写白术，或是抄本误字，鲁鱼亥豕，也未可知。
在《新齐谐》中还有一些医案志怪，如《疡医》一篇，记述有疡医（即专门治疗疔疮、溃疡或痈疽的医生）霍筠，偶遇家住树林中一群幽魂人家，有老妪与夫人，并为其家一位化身为丽人的少女幽灵名宜春者看病。因宜春的疮疾长在私处，遂其令丽人“斜卧向内，举袖瘴面，筠坐床侧，款款启衾，则双臀玉映，谷道茧细而霞深，惟私处蔽以红罗，疮大如钱”云云，然后霍筠用扇子上所系的紫金锭碾碎，再调和砚水，并亲自温存地将药敷在宜春幽美而羞涩的臀部上。而“女但微笑，不作一语”。后来两人成了夫妻，还生子女二人。直到宜春有一天忽然准备了一辆牛犊小车，车上满载着其母亲、丫鬟蕊儿与婢女等十几个人，也不觉得小，然后便“瞬息不见”，从此消失了，只留下一片哭泣声。
“紫金锭”本是一种合成药，又名玉枢丹，其中包括紫藤花、紫藤皮、红大戟、酒、朱砂等。紫藤在西晋嵇含的植物学著作《南方草木状》中就有记载，《本草》里也有，据说能治疗各种疮疾、肿毒、跌打损伤与头疼。清代还有太乙紫金锭，八宝紫金锭等药。有些现在还在用。至于婚姻与房事是否也对少女的疮疾有用，袁枚没有明说。
由于文学参与与道听途说的传闻多，加上江湖骗术常与中医掺杂在一起，百姓甚至读书人也难分真假，故晚清民国一度倡议“废医存药”。从俞樾、鲁迅、梁启超到孙中山，由于西学东渐与对国民性的批判，都对中医持否定态度（尽管他们临终前，中医都站到床头了，但依然坚定拒绝。其实按照年龄，乃至治疗事故，如果用中药缓解，他们也许就不会去世，起码不应该那么快）这就像钱玄同、顾颉刚到周有光等当年怀疑汉字，甚至要完全取消汉语汉字一样。文明频临危亡关头，激进改革是不得已，可以理解。但后来历史又证明这些是草率的。近代西方传教士带着科学、人道主义与西医东渐后，启迪民智，中医立刻被质疑，这不仅因中药在传说中的巫风气质太强，还因世间庸医现象太普遍。大多数怀疑中医者，也都是曾被庸医害过的，至今如此。但很多文化遗留问题，不能随便与普世价值混为一谈，变成一刀切。譬如琴棋书画也都是帝制时期的产物，莫非都必须给“反帝反封建”或“破四旧”才算科学吗？中国传统学问技艺的问题在于门槛太低：琴棋书画、医卜星相、丹道禅定、周易玄学……没有标准化训练与数据（就像中药的疗效与毒副作用之间的关系），似乎谁都可以来学个半截吊子二把刀，浅尝辄止，只要糊弄外行够了，然后迅速拿来挣钱骗人。庸医也不是今天才有，自古朝野上下就很多。如清人和邦额《夜谭随录》中的一篇“某太医”，直接说其是“肥马轻裘，日奔走于九门，以时致富。延请者日积于门，非日晡不到病家，不顾病者之望眼欲穿也。每视一病，写一方，不论效不效，例奉千钱，否则不至也。日暮归，从人马后，囊槖尽满。人或怪其来迟，则色然曰：'甫从某王，某公主，某大老府宅中来’。盖非一时势位炫赫者，不肯流诸齿颊也”云云，后来这太医因自知用药杀人太多，于是反复梦见一人（去世的患者之鬼魂）索债而死。
即便满街都是烂字，就能说书法传统本身是错的吗？从宗教、政治、商业到文化，各行各业都充满了诈骗、制度化思维、混混儿与庸才，中医并非特殊现象。
传统中医诊治时，是不太看人体数据的（现在医院的中医科还要参考体检数据，过去是不可能的）。望闻问切是四种“视窗”，中医从脉象、症状与对生活细节的询问，基本可以判断整个人体状况。这种判断很模糊，但的确又是真实的。
人对身体的认识是多样化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在变，但人体结构没有变过。至少这一万多年来是如此。传统医学都十分重视这一点，无论欧洲医学、埃及医学、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苗医、蒙医或藏医等。人体的外表是有限的，但其变化却具有无限性。人对自己身体的认识最初都是直接从观察来，然后靠历代经验慢慢积累。按照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的观点：“近代之初，科学还没有与哲学分离，科学也没有分化成众多的门类。知识仍然被视为一个整体”。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哲学、科学、数学、艺术、天文、物理与医学等学科，实际上和中医不分科一样，也是不分家的。一个好的中医常是全科医生，他必须了解患者身体乃至生活的全部情况，而且其知识结构也必然是与中国的文史哲与古代各类百科知识相关联的。尽管在五十年代流行的《中医学概论》（南京中医学院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这样的书上，中医已经分科。但理论上仍是整体论。西医也类似。最起码在欧洲，纯粹哲学的启蒙思想要在十八世纪以后才完成。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都是混一的，故大家能看到画家达·芬奇，同时也精通机械学、几何学、物理学与解剖学等。他绘制的人体解剖图，是当初最著名的。欧洲医学非常重视人体解剖学。只是这种解剖学是建立在尸体的基础之上的——尽管如皇帝也曾做过残忍的活体解剖——也就是说，在进行医学观察时，生命已经不存在了。身体的一部分残留组织能观察到，但对另外一部分，即作为活体的运行情况，则可能是在隔空打牛。如美国学者丹尼尔·J·布尔斯廷在《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谈“人体内部”，并明言：“医学世界是一个有多种隔阂的世界——书和人体隔离，知识和经验隔离，有学问的医生和最需要救治的人之间的隔离。”因早在古罗马时期，奥勒留皇帝的著名御医盖伦（Claudius Galenus , 129～199）的《论人体各部分的用处》《气质》《本能》，以及他影响深远的“元气论”与“生命精神与动物精神论”（有些理论很接近中医）就已经意识到生命过程来自某种元气进入体内后的转换问题，但他无法验证。他虽然著有十六部“盖伦医典”，撰写过据说超过五百部以上的医书，但他却是一个亚里士多德或托勒密式的“缺陷型百科全书医学家”，因为很多解剖学结论，是在之后才证明的。当然，盖伦的影响也触及西方的“说药”的文学，如英国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里那些医学博士，就都知道他。
盖伦像
达芬奇的解剖图
中医针灸脏腑明堂图
十五世纪以后，解剖学急速发展，有如安德烈·维撒里的《六副解剖图表》、哈维的《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圣托里奥《论静态医学》以及比较解剖学的创始人马尔里基的《论肺脏》等著作，本质上都是对盖伦解剖学的不断修正。西医先驱们通过揣测、动物身体（如猴、猪、鸡、狗、鱼、蚕与青蛙等）、不断与人体比较，加上温度计与显微镜的发明，从微观里把人体结构的分析往前推进，数百年来逐渐成为西医的金科玉律。尽管盖伦当年是用猴子作解剖学替代品，因“猴子最接近人类”（他们一度也认为猪的内脏结构是与人类最接近的），他对此也从不隐瞒。但这样的研究势必有很多错误，如在骨骼方面，其精确性甚至还不如十三世纪阿拉伯医生在大瘟疫后对骨骼的研究。血液、血管与心脏的运作关系，也通过对静动脉与神经的观察开始被发现。从中世纪到近代，医学研究需要大量尸体来作解剖。尸体或来自战争，来自盗墓（就像《双城记》里的情节），或来自谋杀，以便换钱。尽管基督教内反对解剖学，但经不起现实的需要。譬如十四世纪黑死病爆发后，即便教皇亚历山大死了，也会拿去作医学解剖，以便尽快找到病因。相对而言，如维撒里的解剖学研究及其《人体的构造》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接近了现代医学，他是个天才，28岁就写完该书，并与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同时问世，时间是1543年8月。但可惜的是，马德里异端宗教裁判却以维撒里为异端，判处其死刑。后改为“朝谒圣地赎罪”，他在归途中去世。
而在中国，1543年只是中国人开始第一次有烟草的一年，即明嘉靖二十二年。中国没有人关心解剖学。虽然汉以前中国也关注解剖学，但此解剖非彼解剖——中医认为活人身体最重要的是脏腑、津液、穴位、营卫二气等之间运行的关系，而不是具体位置、体积或可以量化的功能数据。不关心，不等于没有，如早在这之前，元代法医王与的《无冤录》中就详细记录了很多解剖方式，当然其中也有许多荒诞不经之处（详见拙著《孤绝花·中世纪非正常死亡全书》一篇）。
中医的“人体解剖学”最关键就是对经络与穴位的认识，也是整个中医治疗、针灸与辨证的基础。西医解剖了数百年，也从来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并认为是荒谬的——因为打开的尸体上看不到。看不到就不存在吗？心灵、生命、思维与情绪等本身作为实体也看不到。人只有活着时才有经络，就像飞机或轮船只有行驶时，才有“航线”。如果没行驶，天上与海上都是空的。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解剖学：一个是具体对象化的，一个是概念关系化的。
譬如父子、恋人或朋友，他们的关系只有在两者之间发生情感交流时，才是活着的。而作为单独的个体，这种关系是看不见的。中医认为，疾病也如此，即人与自然外物之间，以及人体内部各器官之间的交流发生了问题，才会发生。
今天，第一例新冠病人遗体的解剖《报告》出来了，据说有四种不同结论：其中包括恐惧、基础病与炎症风暴，也有直观的所谓“新冠肺炎主要引起深部气道和肺泡损伤为特征的炎性反应，肺部纤维化及实变没有SARS导致的病变严重，而渗出性反应较SARS明显，对于心肌及心外膜、肾脏、脾脏、消化道器官、脑部是否存在与病毒感染相关的损害表现，有待进一步研究”。这种解剖报告，究竟对于防疫与用药能起到多少医疗作用，我是外行，看不出来。这是一种实验分析方式。中医则不会解剖遗体。中医看的是人在这个季节与自然的关系：如湿、燥、寒、伏气与疫疬等。《素问》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又说疫病传染起来也都相似（五疫），自古叫异气、杂气、戾气或毒气。它来自天气变化，病死的动物尸体或者污秽潮湿之地，日久腐败，被人吸入后引起瘟疫：如大头瘟、蛤蟆瘟、霍乱、疫痢、白喉与天花等（见《中医学概论·疫疬》）。就目前各种症状（如果是人工干预后的病毒，却似乎没有特别意外的新症状；如果不是来自人工，或中间动物宿主的升级，从传染性之强又类似变异来看，似乎还是传统“春瘟”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因症状相似，只有轻重之别，故在过程中混在了一起，无法区分。中医理论乃至本源于道家，并与道家同属周易思想的一个支流，故重视“未病”，所以自然也就会重视预测学。如前不久流出中医科学院院士王永炎先生去年会议上发言视频，以及未经证实的“陈国生先生对庚子年瘟疫的周期预测”（可能证伪），无论真假，其实也并不神奇，只是历代对流行病防治与预测常见的手法而已。中医从理论上讲“上医治未病”与“防患于未然”，本身就是第一味药。第一道防线没防住，退而求其次，才使用别的药。预测与防护就是为整个人群“治未病”，这个逻辑有问题吗？我是外行，也看不出来。
然而在救治过程中，中草药起到的普遍作用，疗效概率似乎逐渐在明朗化（除非新闻造假，因中国医疗与体制关系太复杂。故我等也无法验证）。
在历史上，草药也并非中医独有，在全世界医学史中，草药与植物学始终与医学并行。植物学是医学院的正规课程，从埃及、苏美尔、希腊、阿拉伯到中国或印度，都是如此。譬如欧洲的《草药书》因图文并茂，甚至是中世纪早期印刷品中第一批畅销书。在当时，纯粹植物学的影响并不大，影响最大的是医药植物学。布尔斯廷甚至指出：早在公元一世纪，罗马暴君尼禄王的随军军医，希腊人迪奥斯科里所著的《药物论》，就是一本医药植物学典范，并一直是西方“一千五百年来药理学的基础”。在《发现者》里，作者还详细追述了西医历史的一位了不起的炼金术士兼医生，即帕拉塞尔苏斯（Philippus Aureolus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1493—1541）的很多观点。他就敢于用树脂来治疗梅毒，用兰花治睾丸病，用黄色植物治肝病，甚至还敢“用咬过你的狗的毛”来治病。他因其杰出的成就而受到广泛尊敬，甚至歌德、马洛、勃朗宁与柏辽兹等都曾有创作各种艺术作品去赞美过他。帕拉塞尔苏斯被一些正规医生排挤，他死后，墓碑铭文上却清晰地写着：“在此安葬着著名的医学博士，他以高超的医术治愈了重伤、麻风、痛风、水肿和其他传染病，并希望把他的财物施舍给穷人”。帕拉塞尔苏斯受基督教影响，像中世纪赤脚医生一样，认为“目不识丁的农夫能比所有熟读万卷书的穿红袍的那些人更能医治疾病”。他有对疾病的原始观念，但他也“却为现代医学提供了定理”。
帕拉塞尔苏斯认为“没有不能治疗的疾病，只有不学无术的医生”。
但他反对欧洲早期医学里的一种“说药”气质。据布尔斯廷说，在中世纪，欧洲医生大多认为人体有四种体液：血液、粘液、胆汁与忧郁液（即墨胆汁）。这四种体液在体内平衡，就能使人健康，其中之一过多或不足就会导致疾病。不仅如此，而且“每个人的气质都是体内四种主要液体的独特的平衡，因此有些人乐观，有些人冷静、暴躁或忧郁”等。如英培根甚至说：“学者中有各种体温的人”。因为当时的欧洲人相信，人的性格差异是体温不同造成的。“体温”就是“气质（性格）”。某人可能在发烧，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正常的。这种概念好像与中医的“内伤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也有某种对应。液体理论曾导致本·琼森写下《人人高兴》这部围绕一个嫉妒的丈夫的“液体”的喜剧，据说莎士比亚亲自演出过此剧。罗伯特·伯顿所著《忧郁的剖析》更是“一部外行所写的伟大医学论文”，因他强调生病是“人体违反自然而受到的影响”，处理液体，譬如放血、泄泻、发汗、诱发呕吐等就能保持平衡。（这种“说药”理论和中医的“补泻”不是也很类似吗？）其实就连《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用来自杀又复活的药水，也是西方“说药”故事，而《浮士德》里靡菲斯陀与女巫的灵药，浮士德博士在“中世纪实验室中”的人造人长颈瓶等，更可以看作一部“说药”史诗。
医学中最重要的到底是治疗手段，还是对人体的认识？这是中西医的分歧所在。现代西医对人体的观念大多来自病理学。碰巧，我手里就藏有一本多年前的旧书《病理学概论》（田人著，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1953年版）。翻读之下，我知道西医病理学起步很晚，十八世纪观察收集资料，十九世纪分析，二十世纪才真正建立。而且，相当一段时间，由于前苏联式或巴甫洛夫式的概念盛行，还主导过中国式医学观察。他们把人体也分出原始共产主义时期、奴隶社会、罗马时期、中世纪与封建时期、资本主义时期等，实际上是社会科学与自然学的一种混淆。人体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是不变的。变的只是人的观念。
譬如最近说到“肺炎”二字，已谈虎色变。但十岁那年，我其实还真的曾因发高烧而患过一次急性肺炎。当时的治疗，是除了吃药外，还每天放学后母亲带我到医院去打一针庆大霉素（Gentamicin，因发明于1969年，庆祝“九大”，故名），前后打了15天。庆大霉素这个药，现不知是否还在使用。它的副作用表现在嘴唇会偶尔发麻痒，其实毒性很大。有的人会过敏。如果当时有好的中医，就不会这样选择吗？我不清楚。不过后来我遇到感冒发烧，也喝中药，乃至仅仅喝点姜糖水，也照样可以退烧，且“副作用不明显”。所以我认为中西医只是方式不同。人体是一样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天然具备两套医疗系统，两种对人体变化的解读，这本身应该是一桩庆幸的事，而不该成为矛盾。
也许是从小到大有过几次生病的体验，故我对药是比较敏感的。无论什么药，除非是童年时代的鱼肝油或打蛔虫的“宝塔糖”，因特殊年代而形成记忆。对一般任何药，哪怕是补药或再珍贵的西药，我都会尽量远离。但我会在写作中去“说药”。
譬如2009年，我就曾仿石头希迁和尚《心药方》写过一首题为《偏方》的诗，后来收在《禁诗》卷三里。引全文如下：
芍药四两 蛇骨两根 爱情n次
鬼故事13个 麦门冬一钱 冷水一勺饮
车前草七两 铁锁一副 线装古书若干册
诗三千首 狗鞭三条 鹿茸12钱
茯苓八两 监狱二进宫 菊花两朵
女人胡须一束 做怪梦一次 打架一次
恨一次 山茱萸两枝 肉桂半斤 人血1500cc
童子尿一壶 灯一盏 琴五张 神学著作7本
本草案：此偏方的药引为旧钟表零件：即将钟表零件拆散后悬挂在心中，以超越病中的时空。然后，将以上之草药、行为与词语化于水煮沸后，内服三日，药渣外用涂抹于眼中一月。主治忧郁，愤怒与每一代人之哀伤。
当然我是在调侃。与“说药”有关的诗，当年我写过一些，只是为了表达情绪。譬如《恶草秘笈》。更早的如写于2001年的组诗《病病》，也是以中医为题，分为经络、百窍、未病、针灸、六淫、草药等十二首，收在早期诗集《花与反骨》里，此类诗大多数时候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最重要的一首与中医和经络有关则是《枯山水：一具肉身之诗学及“内经图”秘密释义》，此诗太长，收在《七寸（禁诗II）》里，这里就不引了。我只是想说，如《内经图》展现的人体观，是完全不同的解剖学概念。
说到诗，在现代中国诗人里，最相信并迷恋中草药的自然是梁宗岱先生。他不仅自己配制了著名的“绿素酊”，在六十年代经常在被批斗殴打的日子里，随时用来给自己疗伤，还给法国女作家奥克莱寄去了一些。“绿素酊”是一种什么药？其实是传统草药加西方草药，而且可内服，也可外用。现在有关论文与配制过程方面的记述很多，感兴趣的人可以网上去查。后来奥克莱回敬了梁宗岱三本法国草药书。据甘少苏《宗岱与我》里记载：
接到奥克莱寄来的草药书，宗岱高兴极了，每天都捧着看，他感慨地说：“我以后不搞文学了，就看这种书。搞文学有罪，好在我以前东西写得少，否则罪过更大了”。……宗岱腰部要害处挨了几拳，回到家时，呼吸非常急促，话都说不出来了。我赶紧用绿素酊加白糖给他服，他说过，用白糖水治打伤可以解毒归心，也就是说能“淤血不聚心”。
总之，当时不管遭遇如何，无论是忽然重病、发烧、被跌打损伤、细菌感染、皮肤病、黄疸肝炎、癌症还是尿血，梁宗岱夫妇一律是用绿素酊，都能将别人或自己治好。据甘少苏说，在计划翻译《浮士德》下卷与蒙田的那些黑暗岁月，梁宗岱的确“放弃了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全力投入到绿素酊的临床实验。日夜收在病房观察病人，潜心钻研《病理学》《医药学》。他有许多英文和法文的医书，他说：'我的药不仅仅是中国的草药，也包括世界的草药，所以效果突出’”。绿素酊真的这么管用吗？这的确是很奇特的一件系列医案。
到底什么是健康？记得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在《塔杜施先生》开篇就说过：“立陶宛，我的国家，你正如健康一样，只有失掉你的人，才明白他应该怎么看重你”。但实际上，健康可能比国家更重要。国家是有局限的。而健康是山河与岁月，是阳光、空气和水，是血液循环与新陈代谢，是人与自然共存本身。健康是能自由地活着、说话、怀疑与思考的环境，是互相兼容、尊重、即便意见相反也能和而不同，哪怕完全否定，也不会被对方强迫约束的存在方式。生病之时，选择信鬼神、信阴阳、信草药、信分子式或信仪器检查，其实都是来自对人类文明与医学经验的理解与期望。健康的怀疑包括信，正如健康的信也必须包括怀疑。不断怀疑才能不断相信。波普尔言：“科学就是要不断否定之前的经验”。这一点，我认为无论中西医都如此。健康不是审美，而是美本身。健康也不是心理学，而是心本身。健康是一个人的基本尊严与品德，而不仅是身体。这些东西在正常状态下，我们感觉不到，正如呼吸一般自然，甚至麻木而不自知。只有忽然失去了，才知道其实须臾不能离。生老病死是一切生物个体的局限。说来自尘土归于尘土也好，说成住坏空也罢，生命究竟是怎样存在，然后又不得不消失的？这个问题从未解决过。医学与科学，都只能解决阶段性的问题。这也是宗教与“说药”文学始终不退场的原因。人类需要对自己的身体有想象空间，不甘于血肉之躯的局限。因所有现代的解释如生物学、技术化移植器官、纳米机器人、放化疗、基因工程、智能、巨额财富支持下的实验室医学，包括如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里所设计的150—500岁的寿命等，都不能对生命这一奇特的现象自圆其说，不能有效诠释由生到死逐渐衰亡与变化之谜。即便人能活一千岁，最终还是会面对消失的那一天。姑且不论长生不老是否与中国古代丹道理想具有类似性，也不谈是否存在伦理学上的问题，普及化上又属于哪个阶层，仅就赫拉利认为“2050年人类就可以实现全面医疗以及长生不老”这一宣言，我就充满了疑虑。现在仅仅还剩三十年，可全球却连一场“春瘟”都不能克服，让那么多无辜的人倒下，乃至家破人亡。可能吗？我只能把他的书当作一种新的全球化下的“说药”故事来读。普通人，在被体制与文化双重叠加的医疗环境下，如何才能相信医学进步？如果不用“自限性疾病”当免战牌，普通感冒能治好吗？更何况癌症、艾滋病、瘟疫、新出现的病毒与疑难杂症等。面对疾病时，人往往愿意选择与人体一样传统的经验去安顿心情，然后用最现代的方式选择救治，而不是反过来。医学不完全等同于其它科学。医学的对象是人体，人体是不变的。最现代的方式与最古老的方式，在救死扶伤上并不矛盾。关于科学态度，1615年圣托里奥在《论静态医学》中说了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希波克拉底阐明的，即医学是加法和减法，把不足的加上去，把多余的除掉；第二个原则是实验”。我想这与波普尔的观念是一样的。科学是不断否定，而非始终肯定。天下无病的150岁升级医疗时代能否实现？中医中药的疗效，经络与穴位到底是否存在，是否是现代医学没有的人体盲区？理论与大数据可能都不是最终的结论，让患者试试看就知道了。
2020、2、28（初稿）
作者简介
杨典：作家、古琴家、画家。1972年生于重庆，1985年后居北京。主要出版作品：《狂禅：“无门关”镜诠》（2004）《孤绝花》（2007）《肉体的文学史》（2011台版）《打坐》（2012）《随身卷子》（2013）《鬼斧集》（2010）《懒慢抄》（2017）《鹅笼记》（2019）《琴殉I：隐几长啸录》（2010）《琴殉II：弹琴、吟诗与种菜》（2014）《麻醉抄：少年诗、旧火及其他》（1987—2015）《花与反骨》（1987—2012）《禁诗》（2010）《七寸》（2012）《女史》（2014）古琴演奏专辑（双CD）《移灯就坐》（2010）画册《太朴之骸》（2012）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