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与阿伦特

 W·H·奥登诗歌的单行本《学术涂鸦》（桑克译，苏州古吴轩出版社）首次在国内出版了。事有巧合，笔者正在重读伊丽沙白·杨－布洛赫（Elisabeth Young－Bruehl）的《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和《玛丽·麦卡锡与汉娜·阿伦特往来书信》，书中有涉及奥登与汉娜·阿伦特的晚年交往轶事的记叙。

　　就如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在对阿伦特的悼词中曾经说到的那样，阿伦特“具有交友的天才”，阿伦特在德国度过青少年时期和流亡法国时期就交结不少好友，到了美国后，还与其中不少人终身保持友谊（那些人也因纳粹迫害流亡北美，大多母语是德语）。除了这样一个“同族友人”的社交圈子外，到了美国后，还在当地活跃的一流文化人圈子里结识了不少朋友，诗人奥登也是其中一位。不仅两人之间的友情始终不渝，阿伦特喜欢他的诗，经常说奥登的诗能“拔去心头的塞子”，奥登也是一位对阿伦特著述产生过影响的友人。

　　奥登很早就是阿伦特的著作的忠实读者，阿伦特的《人的条件》出版后，他就书中的“因为是某人干的事情，我们就容忍了他所干的事”的说法写信给阿伦特提出疑问。阿伦特面对奥登认真的质疑，承认自己的错误。她给麦卡锡的信中，也说自己这种观点是错的，应该是相反：有时候，不能容忍那种罪恶的事情，却可以容忍干事情的人。但是这样的容忍也有一个前提，即必须能清楚说明容忍的理由。奥登和阿伦特一样也关心人性的善恶问题，他那“恶并不引人注意，而且总合乎人情，和我们同床睡觉，同桌吃饭。”（“致柯斯坦”，王佐良译）的诗句在我国也脍炙人口。

　　后来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引起世界轰动的时候，奥登还与阿伦特讨论对罪行、过失的容忍与司法上的赦免的区别，阿伦特承认惩罚与赦免是两者必择一的选择，解释说，本来自己认为艾希曼的罪行无论是“极端的恶”，还是“平庸的恶”，都是既不能惩罚，又不能容忍的罪恶。自己反对司法上赦免并不是主张不要惩罚，而是要说明纳粹种族灭绝的“国家行政实施的大屠杀”已经歪曲和超越了原有的司法体系。无论什么人，个人选择服从实行大屠杀的这样的决断都是不能容忍的。她说：“追求历史真实的所有的方法，不是检察官的那种方法。保卫事实的不是那些代表各种利益的官员，即使他们的依据是合法的，真正捍卫历史真实的是记者、历史学家，乃至诗人。”

　　阿伦特也喜欢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奥登的诗。如她的遗著《精神生活》的第一章就引用奥登的诗句：“上帝果真根据现象来判断我们吗？可以这么认为！”她在该书第四章中，也用了奥登的一段诗句，因为，诗句比叙述更能准确表达“片段化了的过去”这样一个时态。

　　1970年底，阿伦特的丈夫布吕赫去世不到一个月，奥登（当时也在新社会科学学院执教）去阿伦特家提议与她重新组织家庭，相互帮助共度晚年。阿伦特拒绝了奥登的求婚。阿伦特给女友作家麦卡锡（Mary McCarthy）的信中说：“他的穿戴简直像个流浪汉，说是为了我回到纽约来的”，“说对于他来说，我是重要的人，很爱我。……但是，不得不拒绝了他。……从事情的整体来考虑的话，我就忘了自己。……我最厌恶的是怜悯，也最怕怜悯，从来就是这样。从来没有这样可怜我的人。”

　　1971年春，阿伦特为《社会研究》写的《思考与道德的沉思》最后完稿，她将这篇评论献给奥登，而且同时又拜托自己先前在芝加哥大学授课时的学生克利苏斯·金牧师也邀请奥登到他主持的风景秀丽、在密尼苏达的安谧的圣约翰修道院去疗养一阵——因为阿伦特失去丈夫后也曾经受邀在那里休养了半个月。照伊丽沙白·杨－布洛赫的说法，这两件事也许是阿伦特作为拒绝奥登求婚后对他的一种安慰、补偿。

　　三年后，奥登的死讯从欧洲传到北美，阿伦特受到极大震动，奥登至少是她最喜欢的一个诗人，据她的学生们说，她明显不像丈夫去世时那样能克制自己的悲伤。她还特地去奥地利出席了奥登的葬礼，在留言本上写上她经常引用的两行奥登的诗，寄托自己的哀思：

　　在感叹的恍惚中，
　　咏叹起人间的悲运。

　　在纽约举行的追悼会，阿伦特也在留言本上写下奥登的诗句：

　　祝贺人生的失败，
　　在那失意的喜悦之中。

　　后来在《回忆奥登》一文中她这样追述：

　　我是在我与奥登都步入晚年的时候相识的，到了这种年龄，已经不能结成青年时期相识心理上容易接近彼此之间什么都相通的那种程度的友情，所以，都保持一种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