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卡，原名赵先峰，1971年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从事诗歌、小说、随笔和理论批评写作，著有诗集《厌世者说》，作品散见《花城》《钟山》《大家》《山花》《长江文艺》《青年文学》等刊物，现居呼和浩特。
诗的历史探险学：经纬线上的好奇心
——张成德的巨型诗集《囍史·公羊传》印象
在第二部巨型长诗出炉之前我读到了第一部，这话大了——如同小说家感谢福楼拜开创了现代主义叙事一样，长诗的（后）现代主义可能要由张成德奠定。
诗人张成德兄的巨型诗集《囍史·公羊传》几乎和一块环保空心砖的厚度差不多，这样一种顽童之举的厚度，在抱有根深蒂固成见的老化诗人和批评家看来的确不合时宜；我为什么突然想到砖头呢，就像你看雨果写巴黎时会不会想到一个内心具有恢宏感的建筑大师，张成德亦然，以某种惊世骇俗的胆魄将诗的形而上精神形而下地落地；但使我吃惊的倒不是这部书的体积和重量，在写长诗需要冒着损害本人声誉的时代里，作者不惮危险的勇气尤其令人钦佩。长诗的名声现在很糟糕，然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读者如何在一种受鄙视的情形下读完这部令人望而生畏的书，比如我。
这部诗集命名“囍史”（这是一个奇怪的个体让位于集体的名称），容易让人想到但丁的《神曲》，命名即召唤，命名即基调，命名融会于强烈的狂喜和巨大的悲怆中，我差不多知道他想要干什么；但我不认为《囍史·公羊传》就是一部史诗，在我看来，史诗必具三个最基本的元素：历史+人物+故事。例子就不用举了，免得给人以掉书袋之嫌。我不认为《囍史·公羊传》具有“历史+人物+故事”的史诗结构，张成德兄试图为他的这部巨型诗集结构这些基本元素，但从传统的观点观察，它的非英雄主义叙事、断头线索和碎片式书写不符史诗的既成规则（规范），史诗的圭臬在于“编织”，《荷马史诗》式的经纬线尺度。
长诗的忌讳是支离破碎，一部长诗的整体感在张成德这里溃散了，这就是他与正统的长诗观念的天壤之别；乌托邦情结和历史元素、层次感和小说式的语言节奏、交响乐式的结构和不受限制的逻辑、方言俚语和光怪陆离的材料编码、陌生化的神情和腔调、莎士比亚式的粗俗和贡布罗维奇式的生动，等等，我愿意夸张地断言，张成德以疯狂而华彩的语言构筑成了这部自新诗发轫以来最奇特的文本；但诟病随之而来，这是关于长诗本身的，我怀疑写长诗的人一定是内心受压抑的，这里涉及到一个可悲的时间问题——长诗，当然占用写作的时间更长。在这个荒诞的时间段里，很难说一个诗人不受某种压抑，他像一块飞地，被迫成为精神的“流亡”诗人，滞留长诗的他乡，事实上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返乡者，正像他的那个具有追溯意义的开头为全诗定下的范式，“他坚持白天/就意味着收走黑夜的传闻”。
一部长诗在阅读上的困难正是诗人葆有抱负的傲慢之姿，我或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张成德以孤身陷入隔绝的明晰力度挑战了既定存在的陈规陋习，此时他就是那个推巨石以抵抗虚无的西西弗，看似不合时宜地一派天真，实则他却带着某种暗自庆幸。他有一种巨大的（综合文体）野心，他一定听说过海涅在《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中说过的话，“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个三头统治，在纪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各各登峰造极。”
不得不说，《囍史·公羊传》带着逃出地狱的邪恶趣味，这与史诗（长诗）的庄严感背道而驰，张成德有意为之，全然不去照顾读者的情绪。我觉得张成德孤身挺进了一个长诗的禁区，也是对抗政治的意识形态禁区，这部书直接呈现了它的表意风格上的立体效果，在时代的经纬线上，他明确了自己的流亡属性；我请大家注意的是“政治+色语+黑色”的基调，如果非要说它是一部史诗，那也是基于当代史的史诗，犹如一个人的精神探险之旅，给他伴奏的背景音乐是政治歌曲的主音和弦，分布在七音阶序列里的却是色情的音符跳动，崇高的表意形式与其黑色风格格格不入，这是他的基本风格，如他的一句诗表述的那样，“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够舒服/可以把自己再折叠一次，就像晾出自己的衣服”，恐惧和悲伤漫延，戏谑与讽刺腾挪，杂语喧哗，极尽清算之能事。
《囍史·公羊传》提出了一个的严肃问题：书写历史究竟有没有——具体的——悲伤？在张成德那里，回答是德里达概念里的延异——源自在场的存在者，然后是现象发生学，也就是作为另一个问题被提出来，谁作为历史的“主体”作为在场之存在者；在历史的经纬线上，张成德的书写不断偏离历史的欲望，他的历史发生学是令人迷惑的野路子，他建构的是史诗分异，“谁”，发生了“什么”，他以起落延异的方式回答了那些根本性的问题。那种（具体的）强加于身的政治性悲伤纠缠着他，荒诞、神秘、歇斯底里，如同抹除不掉的历史的斑块，一个令人陌异的仿佛擅自闯入者的国度，不知善恶为何物的国度，囚禁肉体和精神的国度，暴君（舵手、英雄、领袖、浪漫主义诗人、魔鬼）的国度，“红唇，是由一只银色喇叭由小变大/一只喇叭，贯穿于更大的喇叭”，几乎要贴上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标签了。不论我们如何看这部书，张成德的诗写是面对传统暴力的，他以粗暴而挑衅的方式试图建立一种伟大的文本秩序，《荷马史诗》的编织艺术和《神曲》的第一人称叙事对他而言只是个启发，他完成的是一个不断插话、打岔、混乱、沉醉的具有哥特式形式意志的重型文本，他沉湎于拆散神庙建设一座修辞学集大成的博物馆，但我们看到的却是熊熊大火烧毁的感官世界。
没有一部长诗像《囍史·公羊传》那么富于形式的丰富性，这也是张成德省察和估计自身力量的前提条件，如此庞大而不可摹仿的夸张倾向，将数以万计的素材分配到各个章节中，辅以强有力地引文、旁注、方言俚语加各种小说、戏剧等文体的配称，让我不得不想到唐纳德·巴塞尔姆，一个俗世的的欢乐英雄。诗的形式最神秘的地方也许就是它能提供的可能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如果说诗吸引了我们，形式是不是驱动的根本的原因呢？只有天知道张成德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他在P381-382中大胆引文杨炼、唐晓渡、姜涛、西川、欧阳江河，第八章《一个人的播放》则是一篇小说，在这部书里，他还将漫画式描述和反讽机制贯彻始终，“你大胆将一支雪茄插入美人屁股眼”，他写道；他的人道主义混合了一种奇特的经验主义，他的虚构性又是一种日常的习惯性，当代现实中国的创世纪神话，在他的历史判断中如同生存幻像，在结构明晰的时间和空间意指性上，他的修辞性画面以奇闻替代。
记忆就像经线，遗忘则像纬线，一切事物在经纬线上交织。对张成德而言，讽刺和批判仿佛古今奇谈，也是我对这部巨型诗集的最终印象，长诗是语言的政治哲学，这样的例子很多，但《囍史·公羊传》的问世将成为一个特殊的娱乐性案例：恶人（名录）在历史中的作用被诗批判，但其无止息的危害仍在继续。长诗无论怎么写，遭受的指控都如出一辙，但张成德以强烈的艺术形式意志为他的《囍史·公羊传》提出了辩护，长诗的基本性质不在于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是为被抹除了的历史踪迹重新书写启程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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