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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为《元写作》第6卷作
如果要评最美地名，依我看来，“遂宁”当是一时之选。“遂我所愿，以兹自宁”：这是古乐府《满歌行》中的妙句，可以借来解释这个地名的美意。遂宁亦称遂州。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伐蜀，败李势，废德阳郡，置遂宁郡，就有了这个地名。所以《寰宇记》卷八六说遂州是“德阳旧垒”。晋人常璩作《华阳国志》，谈及德阳，特别增加了他那原本吝啬的笔墨：“士女贞孝，望山乐水，土地易为生事”：简直就是一个桃花源。连张飞战败张裔的地方，过军渡西岸的德阳陌，我们也觉得有一种爽快而舒畅的兵气。遂宁就是我生活和写作的地方：在这个小地方，我和我的朋友们长期动情于林野、湿地、河流和友谊。朋友们或从政，或经商，或习艺，或赋闲，不一定都爱诗，但是都能洞晓文学的意义。“《元写作》要坚持，”他们多次对我说，“这是一件正事，尤其在这样一个时代。”
本刊从本卷开始，新设卷首栏。此次卷首栏刊出诗人柏桦的两件作品：近作《致遂宁》一首，及其新著《诗鱼》一则。《诗鱼》是诗，是诗话，亦是稗官之博览与札记，可视为《一点墨》之续篇，但篇幅数倍于后者，本卷选发第739则：柏桦藉此提醒我们“观看”遂宁古代诗人吕大器。
本卷之正文首先译介两位外国诗人：一位是鼎鼎有名的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另一位则是籍籍无名的圣·丹尼·加尔诺（Saint-Denys Garneau）。本刊向来更加关注未名者和隐身人，所以这里首先介绍后者，及其年轻的译者。加尔诺是加拿大诗人，也是画家，还很热爱音乐。对于汉语世界而言，这是个尤为陌生的人物。他生于1912年，卒于1943年。他独自划独木舟，猝发心脏病，很快死去，加入了早夭诗人的行列。在其短短的人生中，有两件事颇值得提及：一是参与创办法裔加拿大人文化月报《接班人》（La relève），二是出版诗集《天地间的游戏与目光》（Regards et jeux dans l'espace）。他死后被誉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魁北克文艺复兴的先驱”，“魁北克第一位真正的现代诗人”。但是编者倾向于认为，从加尔诺对待自然的态度，以及对待语言的态度来看，不妨称之为后浪漫主义诗人，或者变通地，称之为前现代主义诗人。加尔诺用法语写作，其英译者主要有John Glassco，F. R. Scott和George Dance。本卷所发四首诗即由桑婪根据George Dance的英译本译出。桑婪似乎是首位把加尔诺译成汉语的译者，她的部分译作，此前仅见于诗人张尔主编的《飞地》诗刊第五卷。我们期盼有更多的译者和读者关注这位为魁北克文艺，尤其是为魁北克诗歌，带来一个迟到的转折点的诗人。接下来介绍菲利普·拉金。此人生平及成就，在诗人桑克所译的《菲利普·拉金诗选》（2003）里，已有较为详尽的介绍。这里要特别说到的是，他长期担任赫尔大学图书馆馆长，终生未婚，死前拒绝了桂冠诗人称号。按照《牛津二十世纪英语诗歌词典》（Oxford Companion to 20th-Century Poetry）的介绍，加上编者的理解，似乎可以这么讲，他的黑色喜剧可能存有多种渊源：包括哈代（Thomas Hardy）的克制的传统，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感伤的修辞，奥顿（Wystan Hugh Auden）的诙谐的日常。他兼收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近代传统，又在风格上，特别是精确的闲谈方面，呈现出显著而新颖的活力和个人性。在二十世纪英国诗歌史上，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主宰了二十年代，奥顿主宰了三十年代，此后，拉金则主宰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王佐良先生甚至认为，拉金最后结束了二十年代以来“英国诗坛的现代主义统治”。诗人柏桦，与他的研究生余夏云，曾经从冷眼看日常的角度，把拉金拉来与韩东做平行研究，并认为他们都不是英雄（hero），也不是反英雄（anti-hero），而是非英雄（non-hero）：这个观点深获我心。由此亦可看出：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他们派，与以拉金为代表的运动派，已然再次证明中西诗心之相通。舒丹丹女士新译的拉金作品，此前曾部分收录于《别处的意义：欧美当代诗人十二家》（2010），本卷继续选发未刊译作七首，算是对舒译《菲利普·拉金诗合集》的热烈的吁请和预告。
需要说明的是，本刊第五卷出版后，所载陆忆敏作品引起了深切的关注。在此前后，编者又陆续觅得陆诗二十六首，并于今年7月编成《出梅入夏：陆忆敏诗集1981-2010》，承续小强、刘文飞两位先生雅意，允诺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故本卷放弃年初计划，不再继续刊发此二十六件作品。必须有新的选择。就像古代章回体小说常常写到的那样，两位谋士未经会商，却在手心写出同样的字，本卷对于黄茜的选择，亦是我与诗人蒋浩未经会商的共识。编者从她最近两年的作品里选出两个组诗：《题画诗》和《对话》。黄茜以她关于痛苦、风趣和优雅的研究，以及感性的思辨性，已经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而她对俗成的敌意，似乎来自北京大学的小传统。这两个组诗可称为元诗（metapoem），因为诗人抓住过好几次时机，极为明白地供认出个人之诗学：她认为“新诗更接近狡黠”，所以应该“把自我加诸语法”，将词与句的挪砌“升华为奥秘”，在这个翻新术的课堂上，“不断成为我又不断逃离我”。我们已经发现，黄茜的诗几乎首首都带有这种“巧托稚嫩”的羞涩之风。虽然我对她的长句和某些诗节的格言化倾向还不太适应，但是新诗流涌，挑战的恰好就是固态化的认知系统，所以我也乐意如此相信：“你的阴沉、固执、晦涩和奥秘全都化成璀璨的卵石——准备好了被递送给另外的手、另外的精神和眼睛”。
现在要谈及邓翔，这个柏桦所说的“秘密诗歌天才”，长期隐居于热闹的经济学，以至于我们很难获得辨认他的机会。早在1983年8月，叶绿、狼狗、赵野等人编辑《第三代人》出刊，就曾醒目地刊出邓翔五件作品。诗人赵野在长文《一些云烟，一些树》里回忆起邓翔，认为他当时就已是优秀而成熟的诗人，而今却成为完全被忽略的诗人。是的，此刻邓翔也许正在哈佛大学，或是剑桥大学访问，他被会议主持人介绍为“中国经济学家”；没有人知道，早在三十年前，他只有二十岁，就已经写下许多出色的抒情诗。这些抒情诗带有俄罗斯叙事风格，呈现出诗人独有的语调（tone of voice）：喃喃自语，欲说还休，有点神经质，仿佛雨声的淅沥。1983年前后，由北岛引导的那个对抗美学时代即将消逝，紧跟来一个史诗时代、杂语时代和狂欢时代。在黄金的氛围里，邓翔像一支孤身逆溯的白银号，固然清响幽绝，仍然被轻易淹没在亢奋的史诗写作的大海。惟其如此，周东升博士才私下指出邓翔的 “不幸的早熟”。本卷集中刊出邓翔早期作品十六首，将为我们带来在八十年代初期罕见的“河流的流淌、风的拂动和树叶的沙沙声”。据说当年袁可嘉先生在这批作品中读出了勃莱（Robert Bly），这个勃莱恰是邓翔的至爱，但是邓翔又向编者补充说：还应该有赖特（James Wright）。当然，这两者的影响，都没有冲淡这批作品的中国南方记忆、乡村氛围和八十年代独有的精神及气象。
本卷亦推出“元写作小组”部分成员之近作。我们的女诗人，张丹，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但是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实验性的写作。她交来十首近作，我们可以诧异地看到，尽管如此年轻，她却能够从任何具象出发，比如发条，比如一只空罐，揭示出某种隐形力量（主要是指“时间”）对人的剪裁、切割和唆使。我们更加诧异地看到，她还能站在“非人”的立场，用一根银针刺入人之癌灶。就像她写及的那只蜻蜓，她也“误点”了一个少女的血液之毒。在练字造句方面，似乎受到韩博的影响，张丹愈趋简古，却又在修辞上百出机变，种种转折如同来自空穴，看似生崭，细读来，却又发现茎蒂相牵，带出来的自是深意。张丹近来对此前写作有所反省，认为高远易成姿态，字字句句须出自真诚。正是因为有此自觉，这批作品已然更为成熟。关于阿野的写作，特别是近作，我已写有一篇小文，《他一度而永远就是俄尔甫斯》，并用以庆贺诗人的四十九岁生日。今年5月23日，阿野举行玫瑰之筵，真所谓：湖滨美女云集，醉后好汉山倒。在我与重庆画家田涌先生策划印制的生日别册《且让玫瑰每年为他开一回》上，也已印发此文，用以佐酒，且让我引来两小段，“他在山水、闾巷与觥筹之间，如此轻易地辨认出虚度之美”，“更为奇妙的是，他的悲观心亦涣然冰释，在不知不觉中通往高迈的旷达和浑如的恍惚”。本卷刊出阿野近作九首，亦含有“但愿人长久”的祝福。值得叙及的是，今年阿野亦曾赋诗《遇见友谊》，遥贺我的三十九岁生日。这些被我们挑选出来的文字，如切如磋，如金如玉，或已记下一段兄弟间的韶光和佳话。余孟秋继续行走和写作，在这个“美学的夏季”，她再次出发，去到灿烂的云贵高原。我们亦将再次见证行走和写作的相互成全：诗人抵达大自然的秘境，同时，也才抵达个我生命内在的高原。与枯邃的书斋写作相比，在她的作品里，那扑面而来的，不是高蹈的形而上的神性，而是羞赧的大地的神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诗人远望那华年的消逝，不会有哀伤，因为她才刚刚开始进入和享受一掬璀璨的“黑暗”。编者反复斟酌，决定把余孟秋新写的这个组诗命名为《云路》，取了双关之意，终不比大自然来得更自然。安遇一直在思考，并由此引导了“自觉的”写作。他说，古诗，比如王维，我与物浑然不辨；当代诗则大异其趣：有我有物，我大于物。这个思考让他对绝大多数当代诗充满了警惕，并试图逐步取消主体性与客体性相对峙的紧张感。他这次提交的九首近作，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此种特点，并提醒我们注意古代诗人（比如王维）的藏身术，以及他们的幽微的讲究。“谈到安遇，他是一个被遮蔽的诗人，”某次酒酣之后，诗人柏桦曾经如此说到，“但是，好的诗人遮蔽不了。”本卷亦收录拙序三篇，除了已经提及的《他一度而永远就是俄尔甫斯》，最终用作阿野诗集《只要它掠过》之代序，其余两篇为向以鲜、陆忆敏诗集之专序。之所以将三篇小序汇编于此，一则因为写作时间参差同时，再则因为都涉及在新诗写作中如何面对传统的问题，亦即古典性与现代性如何互动的问题。这三篇小序共有一条隐线，那就是柏桦，他将与三位诗人一起，带领我们重晤汉风之美。
本卷原已选定林莽、舒婷、周伦佑、吕德安、杨小滨、赵野、沈苇、余怒、桑克等十位诗人的墨迹作为插页，在全书即将付印的前夕，10月31日，突然从石家庄传来噩耗，批评家陈超先生跳楼而亡，享年仅五十六岁：“当代中国痛失了一座诗歌重镇”。到11月1日，内蒙古诗人广子就写出《礼物：悼念陈超》，并很快将手稿寄至编者案头。编者推迟了付印，临时换上广子手稿：为了表达共同的哀思，为了纪念这颗“摔出体外的心脏”。与前几卷不同的是，本卷弃用私人信札，全部选用新诗手稿。其中，林莽和桑克两位诗人惠赐了原始手稿，——在这个数字时代，几乎就是小小的奇迹。借助这些风格各异的手稿，书写之传统，交游之契缘，或可有所显现。
感谢陈仲义、安遇、子梵梅、蒋浩和胡桑等诗人和学者代约部分作品和手稿，感谢刘志强先生代约陈宗林先生篆刻刊名，——宗林先生印风“简洁爽利，奇拙相生”（吾友陈硕之语），十余年以前，就曾为我治印两枚，此次再度结缘，亦非偶然之事也。宗林先生乃是遂宁大英人氏，我们为此感到欣慰，想必他也会认可并加入我们的愿望。去年春节，诗人蒲小林组织宴会（充满美酒和热泪的宴会），在觥筹交错之间，我曾这样讲出了我们的愿望：要把遂宁建设成一个品格和才华的桃花源！
附记：本卷原拟刊出诗人王家新所译茨维塔耶娃三首长诗，但因王译《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提前出版，故而临时撤下这批作品。编者已写出相关推介语，姑录于后，以表达对作者的敬意，对译者的谢意，对这部名作名译快速面世的贺意：“本刊第五卷曾推出李寒所译俄罗斯诗人赫罗洛娃的《镜子》。这首长诗献给曼杰什坦姆：诗人王家新读后亦深为喜爱，就为第六卷交来新译（也是首译）的《房间的尝试》、《新年问候》和《空气之诗》。这三首长诗，是茨维塔耶娃1925年11月从布拉格移居法国后相继完成的，她以此献给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1926年12月31日，茨维塔耶娃给里尔克写有一封悼亡信，让人动容地如此说到，'你读我的信早于我给你写信’，我们相信里尔克之灵一定能够收读这三首长诗。王家新认为，这些作品在耀眼的水晶刻度上刷新了语言，把死亡翻译成了一种可以为我们所真切感知到的更高的生命，乃是真正的天才之诗，也把茨维塔耶娃一生的创作都推向了一个顶峰。可以说，这三首长诗，既见证了阿克梅主义诗人的高贵的灵魂，以及这些灵魂的窒息感，也见证了诗人与另外两位诗人难分彼此的情谊，就象茨维塔耶娃1927年2月9日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所说到的那样：'这首诗关于你和我……它写出后，作为一首诗也关于他和我，每一行都如此。’信中言及的'他’，就是指里尔克。三位伟大的诗人，就这样都赶到了'灵魂的指定会见地’。王家新对这些作品的难度充满敬畏，坦言在翻译过程中备受折磨，但又心存感激。关于他的译文，诗人卢文悦曾如此作评，'在这里，技巧的翅膀合住，诗飞翔。我被这样的错觉错愕：诗人的光芒在译者身上的强烈，一如译者’，这也许可以打消很多人的如下疑问：连象汪剑钊这样专治白银时代诗歌的学者，几乎已从原文译出茨维塔耶娃的全部作品，唯独未译出这三首长诗，王家新却从英文转译出，他能在汉语里精准地重现茨维塔耶娃的深心和幽爱吗？当我们反复读罢，也许就有理由相信，这三首长诗，确为作者和译者的相互辉映提供了罕见的机遇。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出版的王家新译诗集《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亦并未收录这三首长诗，而仅仅收录了《新年问候》的节译本《新年书信》，有心的读者可以取来参阅，看看这首长诗如何变成了一首浓缩铀般的短诗。”
2014年11月7日
胡亮，生于1975年，蜀人，文论和随笔作家。出版论集《阐释之雪：胡亮文论集》（言实，2014）、《阐释之雪：现代诗人评论集》（台湾秀威，2015）、《琉璃脆》（陕西人教，2017），编著《永生的诗人》（北岳文艺，2015），主编《出梅入夏》（北岳文艺，2015）、《力的前奏》（白山，2015）。创办诗与诗学集刊《元写作》（2007）。参加第2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2009）、第1届洛夫国际诗歌节（2009）。获颁第5届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2015）、第2届袁可嘉诗歌奖（2015）。现居遂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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