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伊沙
这个题目出得好，出得很专业，出得很内行。
在我看来，诗就是各种观念的集中营、马蜂窝。
譬如说诗人，我会首先说：他（她）先不先锋、前不前卫、现不现代；论小说家，我更在意的是：他（她）手艺如何，真功夫硬不硬。
艾略特说过：“不存在任何方法，除非你才华横溢。”
他所谓“方法”不包含观念吧？不应该包含。不过，一个天才在其天才时光里都喜欢说大话。
想想最初，我在小学四年级刚接触新诗，是在上海的舅舅每月寄我一本的《上海文学》上，第一首叫我有感的新诗是归来的艾青的一首新作，叫《天涯海角》，我觉得它与小说、散文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精，但又不是艳词丽句，而是话里有话，意在言外，叫人心有所动。
与所有中国孩子一样，我肯定是先接触古诗后接触新诗，在对《天涯海角》有感之前我已经读过《悯农》，读过《静夜思》，甚至读过《兵车行》，但是无感，我第一首读来有感的古诗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在这个深秋的午后，请大家随我一起重温当年那美好的感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渭城就是现在的咸阳，离西安很近，我们这些长安的孩子读起来特有亲切感。这时候已到了初中一年级，已是在我读过艾青的《天涯海角》之后，谢天谢地！我没有以古废今，或用高级盖住低级，我觉得它们是一样的东西，叫人心中为之一动的东西，而且都不是艳词丽句。那时候，我有一个专抄艳词丽句的小本，准备作文时朝里面塞，这两首新旧体诗并没有被摘抄进去。
谢天谢地！打一开始，我对诗的观念就不是“艳词丽句”——那是多少孩子、多少诗人终生掉入的巨大陷阱。
那什么是“写诗”和“诗人”呢？
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小学生人皆订阅的《中国少年报》发起了一项征诗活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世界儿童诗歌比赛中国参区的比赛，一于姓同学——厂长之子、本校学霸，自信满满，义气风发，想要参加，跑来拉我，把我吓坏了，在我看来，写诗那得是多难的事啊！便打了退堂鼓。后来，我们在《中国少年报》上读到了中国赛区前六名优胜者的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田晓菲，再后来，其中的刘倩倩一举摘得了世界儿童诗歌比赛的金质奖章，上了中央电视台。这时候，“诗人”在我的观念中等于“神童”。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大概是在初一时写了第一首诗，并且赠给了这位于同学，我应该赠给他——拉我写诗的是他、让我知道莎士比亚的是他，让我第一次读到油印杂志《今天》的也是他，六年以后，他考上了北大，多年以后，一直暗恋他的一位中学女同学在微信同学群出示了我当年那首诗，成为我最早写诗的证据。一定是当年他转给了她。
初中时代，我在报纸和青年杂志上读到：有两种人易犯男女关系错误——青年导演和青年诗人，令我心向往之蠢蠢欲动。到了高中，我读到了朦胧诗，自己也开始发表诗，“诗人”的观念在我心中似有发展：我居西安，周围的“作家”往往都是乡土作家，是从三秦大地的村庄杀进西安城里来的，“诗人”却不同，他们是洋气的，是城里人，是穿米黄色风衣的时尚青年。到了大学，我在文学讲座和文学社交流活动中见到的诗人也佐证了我的想象和印象。而围绕诗的各种观念的冲击来得更加集中密集，比方说我发现有些人只是为了发表而写诗，发表又是为了毕业时留校或留京，后来他们的写诗生涯也正是到目的达成便戛然而止。与他们相比，早就有发表史的我只是一心急于写好，真正地写好，于是烦恼、徬徨、痛苦便来了：到了大二，我再也不想写得像校园诗人了，模仿朦胧诗又把我模仿糊涂了，写出来也不知其好歹，一气之下我就撂笔不写了，有那么一年时间，日后当我下笔如有神时，能写多就不写少时，有人嘚吧嘚吧说三道四，我理都不会理你，因为我经历过无诗可写的一年，那是最痛苦最无助的一段时光。诗是有灵的，不是想写就能写出来的。
与其说是我找到了“口语”，不如说是我在顿悟之后回到了自己的语言——我日常用于说话的语言。
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理论界的“后现代热”对我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那一阶段的作品甚至被评论界指认为是这个热潮在诗歌界的投影，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还相互争霸的两三个“后主”，如今或成平庸不堪的教授，或成极其反动的棍子，由此可见，时髦洋理论的搬运工也只是搬运工，而创作必须是创造性的，业界印象更深的是我的作品在这一阶段的横空出世耳目一新，而对我自己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它对以往所有主义的怀疑、反思、颠覆、再造、重写，这些观念对我有深远的影响，再后来，我开始提出、思考并探索“后现代之后“这个命题。再后来，我也开始为业界输出观念：“身体写作”、“后口语诗”、“有话要说”、“诗的及物性”、“诗是活出来的”、“事实的诗意”、“先锋即先写”……
大学时代，我由于厌倦而弃写的那一年让我刻骨铭心，在我看来与自己无关与生命无关的写作，实无坚持的必要，写作必须与写作主体的人生经验发生关联。好在后来的我一直比较自私，一直比较注重写作的自主性、自足性，怎么舒服怎么来，写作的淫乐是极乐，我是一个快乐的写作者。于是沉重的命题又来了，诗与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爱好吗？肯定是，但这似乎只是一开始。是职业吗？肯定不是，诗无法养活人。是事业吗？应该是，不过这真是一项事业感颇低的事业。是信仰吗？有神论者不答应，诗怎么能成信仰呢？好吧，信仰一词本来就是从宗教信仰中脱胎出来的，解释权在有神论者手中，我也不想让诗屈尊下驾为这样的信仰。
哦，对了，也不能光拣好听的词儿说，诗，还可能是烧脑，是词穷，是焦虑，是惹事，是生非，是致祸，是招灾，是入魔，是自杀，是死亡，是一语成谶，是遗臭万年……
真是无法定义，那就不下定义。
但是换个角度想一想，便茅塞顿开，试想：如果将诗从我目前的生活中、从我的生命中连根拔掉，铲除干净，那不是等于要了我的命吗？所以，对我来说，诗就是命。假如人能转世，还有另外一生可活，一开始就不遇到诗，或许可活，但是这辈子已经不可以了。
大疫之年，我的多事之秋，上个月，送走了老父亲。老实说，我曾预想过父亲的死亡，设想过父亲的遗嘱。众所周知，我在大学里教书，2001年晋升为副教授，在那之后，大约十年的时间，父亲时不时便要叮嘱我：早点拿下正教授！所以，在那十年间，当父亲遇到心梗初发等要命的时刻，我真怕他临死前拉着我的手，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评上正教授！那我还得舍弃三五年宝贵的写作时间，去干一些极其无聊的事情，来完成死者的遗愿。但是近十年，他从逐渐减少到终于不说了，最终，他走得很快，没有遗嘱，也没有事先在纸上留下任何遗言。我在想，究竟是什么让他越来越不替我惦记这个“正教授”了？近十年，正是我做《新世纪诗典》的十年，近六年，正是手机智能化的六年，近四年，正是父亲成为我微信朋友圈中的一位朋友的四年，我想一定是父亲看我整日忙于诗，并未浪费生命，并未躺平，而我的诗人身份似乎还比一般正教授风光一点，于是便由他去吧，终于再也不提。哦，诗原来还有这个作用，让亲人走得心安，让我自己活得理得。谁说它无用？它是无用之用！
也许，诗只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项奢侈、昂贵、纯粹的精神游戏，玩上了就有瘾，想戒也戒不掉，那就玩下去吧，玩到死！
听说诗人很少得老年痴呆症，又听说到老了得换项目才不得老年痴呆症，那就保留诗，把其它项目都换了。
总之，有诗相伴的人生，已经足够幸福，再往后只是力求完美。
感谢各位的聆听！
2021.10长安少陵塬
去年冬天在拉萨
在八角街的一角碰见马原
就是那个留胡子的汉人那个弹子王
那是暴风雪来临前一小时
空气中有水的味道
马原将一个弹子打入洞中
我来他没有抬头
垂下蛙王般的大眼睛
手中的弹子散发着热烘烘的羊膻味
他清点它们
如同僧侣在抚弄念珠
轮到我了
我也玩得很好
马原的嘴笑成可怖的山洞
掏出羊膻味的人民币
羊膻味的人民币
请我吃奶茶
说起外面的事
情绪不是很高
那双蓝色的蛙眼
透着忧郁
眼角有奶酪般的眼屎
后来就下雪了
我们坐着
看人们在暴风雪中奔跑
然后消失
后来呢？
后来就不下了
马原说：就这样
（1988）
一年记住一张脸
那人用獐头鼠目
来形容最为恰当
也最为简便
可这多少显得有点
不负责任
说了等于白说
因为你仍不晓得
他究竟长得如何
无论如何
过去的一年
在所有陌生人中
我只记住了这张脸
带着菜色 一张普通的
殡葬厂炉前工的脸
那一天 我推着
母亲的遗体向前
他挡住我的去路说
“给我，没你事儿了”
我把事先备好的一盒
三五塞给他
他毫无反应地收下
掉头推车而去
那个送走母亲的人
（1997）
智慧
宗显法师是个有智慧的人
他应要求讲述
自己当年出家的往事
像在写一首诗
一首口语化的现代诗
那黄昏的寺院
僧侣们的晚课
让他感觉到幸福
那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还十分稀罕的白西装
决绝地自剃
一头摇滚青年的长发
充满细节的人性叙述
令我怦然心动
而真正让我见其智慧的
是他对一位自称
正徘徊在基督与佛陀之间的
女士的回答：“信基督吧！”
（2010）
蜻蜓
从童年开始
有一只蜻蜓
在我头脑中飞行
像立体的
晶莹剔透的草叶
一样漂亮
它一直飞着
一直飞到
我长大成人
进入中年
开始焦虑
它是一条命
怎么还不
飞出去
（2016）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