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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对五四新诗的重要意义
在短暂的新诗史上，创作和翻译的关系，翻译往往是先导性的，对创作起着引领、推动和激发的作用
在对外国诗歌特别是西方诗歌的模仿和翻译尝试中诞生了中国新诗，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翻译对新诗发展的影响都至关重要。而新诗的成就与问题，也都与翻译直接或间接相关。甚至有评论把译诗视为现代汉语诗歌的一部分，认为新诗的主要成就还在翻译方面，如冯至、卞之琳、戴望舒、穆旦这些优秀诗人的创作和翻译，共同构成了“我们语言的光荣”。
卞之琳曾经说过，翻译不仅在五四前后促成了新诗的诞生，此后新诗发展中的几次转折也都有翻译参与其中。在短暂的新诗史上，创作和翻译的关系，翻译是先导性的，对创作起着引领的作用，而创作是被翻译所推动和激发的。
文学评论家、诗人、翻译家王家新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谈到有关翻译与中国新诗关系时表示，我们已经愈来愈趋向于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的时代了。如今，任何一个国家的诗歌都不可能只在自身单一、封闭的语言文化体系内发展，它需要在求异中拓展、激活、变革和刷新自身。在这样一种全球语境下，我们已进入一个互译时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上个世纪初期，就在庞德们把目光投向古老的中国的同时，中国的诗人会把目光投向西方诗歌。
翻译之重要，在中国新诗的历史语境下更显得如此。很多中国现代诗人都曾表达过他们对自身语言文化的有限性和封闭性的痛切认识，穆旦在早年的《玫瑰之歌》中就曾这样写道：“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诗的最后是：“一颗冬日的种子期待着新生。”在王家新看来，这颗期待着新生的“冬日的种子”，也就是中国新诗语言的种子。
“作为白话新诗的倡导者，胡适最初写诗用的仍是五言、七言形式，后来他也觉得别扭，痛感于 '无论怎样大胆，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这种困境到1918年早春他翻译美国意象派女诗人莎拉·蒂斯代尔的 'Over the Roofs’（他放胆把它译为“关不住了”）一诗时被打破了”。王家新介绍，通过该诗的翻译，胡适一下子知道新诗怎么写了。因为是“翻译”，他不必拘泥于中国旧诗那一套，新的活生生的语言、感受和节奏涌至他的笔下，他“自由”了！他甚至称这首《关不住了》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
从王家新所举的这个翻译的例子中，可见翻译对五四新诗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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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和诗歌的变革需要借助于翻译
五四时期许多诗人在他们的诗中都曾将“翻译”带入到自身创作的语言结构中。这不仅体现了他们对自身语言文化匮乏性的认识，也体现了某种对“语言互补性”的向往
文学和诗歌的变革往往首先是语言形式的变革，而这种变革需要借助于翻译。尤其是在五四前后中国古老的传统经受前所未有的内在危机，文言的生命变得衰竭，而新的语言力量挣脱和涌动之时，翻译对于中国新诗正起到一种“接生”的作用。
对于五四前后中国新诗语言所发生的剧烈振荡，郭沫若在《笔立山头展望》一诗中以一种“发了狂似的”惊人创造，以一种前无古人的想象力、气势和语调，对现代文明和“生的鼓动”进行了礼赞。它对中国新诗的意义，正如王佐良所说：“这不是译诗，而是创作，然而这气派、这重复的叫喊、这跳跃的节奏、这对于语言的大胆革新……这在现代城市里发掘新的美的努力（多么新鲜的形象：海岸如丘比特的弓弩，烟筒里开着黑色的牡丹）……在五四以后的几年里……在一切奔腾、开放的思想气候里……汉语这个古老的文学语言也在他的手上活跃起来。”
在王家新看来，王佐良主要是从对中国语言的大胆革新和激活这一历史眼光来看这首诗的。然而，诗人余光中的评价却正相反。他在《论中文之西化》 中这样说：“郭沫若的诗中，时而Symphony（交响乐），时而Pioneer（毒药）……今日看来，显得十分幼稚。”
该诗中直接出现了两个扎眼的外文词“Symphony”（“万籁共鸣的Symphony”）及“Cupid”（“弯弯的海岸好像Cupid的弓弩呀！”）。王家新认为这都不是在故意卖弄，而是出于语言上的必要。这不仅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相应的汉语词汇，可能更在于诗人有意要把一种陌生的、异质的语言纳入诗中，以追求一种更强烈的、双语映照的效果。
五四时期许多诗人在他们的诗中都曾将“翻译”带入到自身创作的语言结构中。这不仅体现了他们对自身语言文化匮乏性的认识，也体现了某种对“语言互补性”的向往。在王家新看来，在引入外来语和“翻译体”的过程中，虽然也留下生硬或幼稚的痕迹，但总的来看，它出自一种新的诗歌语言强行突围和建构自身的历史需要。重要的是，当语言的封闭性被打开，当另一些语言文化参照系出现在中国诗人面前，无论在他们的创作中还是在翻译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了一种语言意识。这种语言意识用多多的话来讲，就是：“自此，我的国界只是两排树。”
本雅明曾说，译作远远不再是那种两种僵死语言之间了无生机的对等，以至在所有文学形式中它承担起了一种特殊使命，这一使命就是“密切注视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并承受自身语言降生的阵痛”。
对此，王家新认为，中国的诗人们虽然还不具备本雅明所说的这样的玄思，但当整个世界在他们面前打开，他们对语言的有限性和互补性也就有了直观的认识。叶公超曾说：“世界上各国的语言文字，没有任何一种能单独地代表整个人类的思想的。任何一种文字比之他种都有缺点，也都有优点，这是很显明的。从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译到中文都可以使我们感觉中文的贫乏，同时从中文译到任何西洋文字，又何尝不使译者感觉到西洋文字之不如中国文字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自五四以来，会有那么多诗人关注并致力于翻译。王家新说这和中国语言文化的内在危机和变革自身的需要深刻相关。因此，对于中国新诗史上一些优秀的诗人翻译家，从事翻译并不仅仅是为了译出几首好诗，在根本上乃是为了语言的拓展、变革和新生。深入考察他们的翻译实践，我们会发现他们其实正是那种本雅明意义上的翻译家：一方面，他们“密切注视着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 另一方面，又在切身经历着“自身语言降生的阵痛”。正是以这样的翻译，他们为中国新诗不断带来了灼热的语言新质。
3
他者的出现，正伴随着翻译，也有赖于翻译
从新诗的历史建构而言，有了自我或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就有了他者。而他者的出现，正伴随着翻译，也有赖于翻译。这种翻译，不仅是对他者的翻译，在根本上乃是对我们自身存在的翻译
在梁宗岱1936年出版的译诗集《一切的峰顶》中收有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 一诗：“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哭，无端端在世界上哭，在哭着我。”“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走，无端端在世界上走，向我走来。”“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死，无端端在世界上死，眼望着我。”王家新点评说，这首译作今天读来也令人惊异，它不仅透出了一种优异的对里尔克式的“存在之诗”进行感应和把握的能力，译作中的三个“无端端”，也以其迫人的节奏和语言的活生生的姿态一步步抓住我们，而最后的“眼望着我”显然也比照原文直译的“望着我”要更好，它一下子拉近了“垂死者”与“我”的距离，具有了无限哀婉的力量。
这样的翻译，刷新了我们对诗和存在的认知，也充分呈现了现代汉语的诗性表现力。正是以这样的翻译和创作，中国新诗进入到一种“与他者共在”的语境，想把它从这种“共在”中剥离是不可能的了。这一切，正如诗人柏桦所说：“现代性已在中国发生，而且接近百年，形成了一个传统，我们只能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中写作，绝无他途。世界诗已进入了我们，我们也进入了世界诗。”
从上述分析中，王家新指出，从新诗的历史建构而言，有了自我或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就有了他者。而他者的出现，正伴随着翻译，也有赖于翻译。这种翻译，不仅是对他者的翻译，在根本上乃是对我们自身存在的翻译。
上世纪30年代初中期，是新诗发展异常活跃的阶段，也是中国新诗“去浪漫化”而转向“现代主义”的阶段，这在创作和翻译的领域都是如此。比如卞之琳极其出色地转译里尔克的长篇散文诗《旗手》，它给中国新诗带来了一种陌生的新质和一种神启般的语言。因为是散文诗，卞之琳在翻译时没有像他后来在译西方格律诗时那样刻意讲究韵律，而是更注重其语言的异质性、雕塑感，更着重传达其敏锐的感受力，比如当全篇结尾，旗手独自突入敌阵，“在中心，他坚持着在慢慢烧毁的旗子……跳到他身上的十六把圆刀，锋芒交错，是一个盛会。”一个“跳”字使语言的全部锋芒刹那间交错在了一起！
这样的翻译本身就是对“现代敏感性”的唤醒和语言塑造，为上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做了充分的艺术准备。
新诗语言在上世纪40年代刷新和成熟，穆旦不仅给新诗带来了一种新的更强烈、奇异、复杂的语言，也留下了更多的“翻译体”的痕迹。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位完全用“翻译体”来写诗的诗人。这当然和他对英美现代诗的阅读、接受和翻译有关，更和他执意走一条陌生化的语言道路有关。问题是怎样看待这一切。
与受英美现代主义影响的诗人有所不同，冯至主要通过对里尔克的译介及他创作的《十四行集》，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德国式的“存在之思”、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性的语言，他的翻译真正成为了一种对存在的诗性言说。
（辽宁日报／高慧斌）
附：
关注当下文化建设的使命担当
是对诗歌式微语境恰当其时的回应
姚建彬
自今年5月20日起，《辽宁日报》在其“文化观察”版推出了“重读新诗系列策划”报道，迄今已采访了近30位国内外诗人、学者和批评家。从现有的采访报道来看，大家围绕“重读新诗”这一核心命题所展开的讨论，呈现出了开阔的视野、睿智的批评。参与这场讨论的，既有诗坛耆宿，也有学界硕儒，还有批评界名家，阵容不可谓不豪华，话题不可谓不集中，观点不可谓不丰富，反思不可谓不深刻，批评不可谓不尖锐，见解不可谓不独到，声音不可谓不权威。职是之故，诗坛内外，都被这场讨论所吸引，自然是不难理解的。
重读新诗，并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话题，更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进行的娱乐炒作。毋宁说，这是对当下文学语境，尤其是诗歌式微语境恰当其时的回应。《辽宁日报》今年推出的“重读新诗系列策划”报道，并不是率性之作，而是延续了该报“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重读经典”等报道关注当下文化建设的使命担当。我们的党委机关报能够慷慨地辟出版面来关注并推动我们的文学建设和文化建设，这是值得欢迎、值得肯定的。
有助于激发普通读者了解新诗的兴趣
据我粗浅的认识和理解，围绕这个系列策划报道所引发的“重读新诗”的讨论，至少有如下几层值得关注的意义。
首先，它有助于激发普通读者了解百年新诗发展历程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这场讨论带来的最浅层、最广泛的意义。一般的读者，在完成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后，很少有机会再去翻读一般的文学作品，更何况是中国新诗了。如今，借助多少有些传统媒介意味的日报持续而集中的报道，普通读者就再次获得了同百年新诗重逢的机会，让胡适、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何其芳、冯至、梁宗岱、穆木天、王独清、刘半农、闻一多、朱自清、朱湘、郑敏、唐、李广田、林庚、卞之琳、邵洵美、沈从文、孙大雨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在我们的眼前逐一浮现，让他们或清晰或模糊的身影在我们跟前欣然跃动，激发我们撑起油纸伞，随那散发着丁香一样芬芳的姑娘去“雨巷”漫步、思考、凝望、浅吟、低唱、短吁、长啸，让诗兴充盈我们的心灵，让诗歌之花点缀我们行色匆匆的人生旅程。
其次，这样的报道、这样的讨论、这样的重读，可以开辟一条不同于学院派叙事风格的叙事路径，重新描绘中国新诗的基本面貌，与百年文学史，特别是百年诗歌史的叙事形成相映生辉的格局。说句实话，除非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和专门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和批评家，一般人是没有太多耐心去捧读砖头似的现代文学史、诗歌史之类的著作或教材的。如今，《辽宁日报》策划这场关于中国新诗的系列报道，使得更多非学院派、非专业人员也有机会来了解围绕中国新诗所存在的美点和缺点、成绩和问题、争鸣和批评。在日报这种纸媒上“重读新诗”，不同于教材在梳理新诗发展历程时的四平八稳，也不同于学术著作在评价新诗成绩时的论资排辈，尽可以发挥其短、平、快而且生动活泼的特点，通过不同话语的激荡和碰撞，让我们看到新诗的不同面相、不同侧影。尽管这样的叙事、这样的绘图未免有些七宝楼台的模样，然而，一般的读者大可以随了自己的喜好，来围观这场颇富审美与人文内涵的讨论，庶几可以进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境界。苟能如此，岂不是新诗之幸？人文之幸？
是完成百年新诗谱系化、经典化的努力
再次，“重读新诗”可以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和新的文学语境中赋予其新的意义空间，在不断的阐释与重读中，推动百年新诗的经典化。从《诗经》面世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演变轨迹来看，优秀的诗歌，从来就不惧反复地阐释与解读。经典的诗歌，恰恰是在不断的阐释与解读中，一步步地完成其自身的经典化历程。《诗经》《古诗十九首》和汉乐府、大李杜、小李杜以及中国诗歌史上那些光辉灿烂的杰作的经典化，莫不如此。一部文学作品、一首诗歌、一个文学流派，倘若要被称为经典，它必须具有被不断阐释和解读的空间，这其实也是它具有跨越时空界限而具有持久生命力的重要表征。这一点，对于新诗来说自然也不例外。为了实现新诗的经典化，势必要思考并估价它同古典诗歌传统、域外诗歌传统、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诗人的职业、中心与边缘，以及诗歌与社会文化、诗歌与大众的阅读方式、审美期待等诸多问题的关系。这种思考与估价，是颇为繁难而复杂的，也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自从20世纪90年代不断有人抛出“诗歌已经边缘化”的论断以来，梳理百年新诗，完成百年新诗的谱系化、经典化乃至呼吁终结“新诗”这个不合时宜的命名的声音其实一直都没有中断过。围绕新诗的重估而提出的诸多问题，恰恰证明了新诗的生命力与吸引力。这种生命力与吸引力，刺激了当代诗人的影响焦虑：他们不得不在对新诗的诘难和拒斥中艰难前行。只有在新诗的经典化尘埃落定之际，当代诗歌的光才能够舒坦地照耀中华大地。
引入了具有在场感的比较视角
最后，与以往的讨论相区别的是，这次“重读新诗”引入了具有在场感的比较视角。了解中国新诗发展历程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西方现代诗的影响，如果没有整体上的来自西方文学的影响，中国新诗的产生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换句话说，中国新诗在产生之初，就天然地具有了比较的视角。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比较的视角，既有自觉、自为形成的，也有自发、无意识产生的。然而，无论是以哪种方式产生的，这种比较的视角，都同当时正在发生着的中国诗歌的进程，同中国本土的当下文学实践、文学批评存在着明显的时空距离。而这次“重读新诗”，有欧美的诗人和学者的声音直接参与其中，顾彬是其中必须要提到的一位。如果加上旅居海外的杨炼，那么这种比较的视野就更为宽广，其间所包孕的信息就更为丰富了。尽管从比较的视角来编选、研究中国新诗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话题，然而，在重读百年新诗的当下，像顾彬这样的海外声音的直接呈现，无疑增加了对话的丰富性。我们或许不会全部同意顾彬们在采访中表达的看法，然而他们提供了一个当下的、来自域外的横向参照视野，这是以往的类似讨论所无法媲美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重视包括顾彬在内的域外学者研究和评价中国新诗的态度。顾彬强调，他“对中国新诗的研究及评价都是站在国际学界的高度，是站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是在德国与中国诗歌的比较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也正是从这样的国际高度和中西比较的视角出发，顾彬高度肯定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所取得的成就。他对于戴望舒、卞之琳、臧克家、冯至、艾青、郑敏、陈敬容等诗人具体而微的评价，尤其是他把上述诸位诗人放在同欧美诗歌谱系的关联中，来梳理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客观而公正地认识新诗、评价新诗。对于重读新诗来说，这种比较视野的介入，无疑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中国新诗，既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独特审美创造，也是世界诗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前者，大家的认识并没有什么分歧，而对于后者，大家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重读新诗”的报道还在继续，讨论还在路上，它的意义还在不断生发之中。让我们持续关注并尽可能地参与其中。因为我们不只是这场讨论的围观者，我们还是新诗意义的生产者。就此而言，新诗一直就活在我们中间，她并未抽身离去。
（姚建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2016年2月就任美国塔夫茨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此文系作者持续关注重读新诗讨论后从美国发来的长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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