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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验和思考给我一种根基
21世纪以来，我们主动游走于中外之间，借助全球化语境的新处境，激发新能量，使诗歌不仅深化对华语的自觉，更深化对世界文化的自觉
“新诗的自我建构，前30年主要是奠基；中间有收获，但也走了一大段弯路；它最终能稳稳地立住，形成既无愧于古典诗歌的伟大，又足以与世界诗歌的发展相呼应的自身格局和传统，这30年恐怕是最重要的时期”。总结新诗百年历程，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代表之一、现定居德国柏林的著名诗人杨炼所说的“立住”，主要是说靠文本的力量立住，在国际性的当代交流和评价系统中立住。杨炼说，观念的突破、文体可能性的展开，我们的前辈诗人早已做了很多尝试和努力，也留下了不少卓越的文本，但现代汉语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现代汉语作为一种诗歌语言，其真正成熟和拓展出更多可能性，至蔚为大观，还在这30多年……
2015年，《杨炼创作总集1978-2015》引发诗界关注。人们聚焦杨炼的九本诗文集，表面上关注的是他个人，其实是关注杨炼那一代人。一个人与一代人，其间多少艰难困苦、崎岖曲折，也如普希金那句著名的诗所说，成了“快乐的回忆”，只有作品能与时间抗衡，并与之对称。评论家唐晓渡说，从朦胧诗出现到如今三代诗人，一大批作品沉甸甸地立在那里，作为当代诗歌变革的成果，富有说服力地表明了这一变革的进程； 而杨炼的诗歌肯定是最突出的标志之一。也可以说是新诗这30多年漫长而短暂发展之路的一个缩影。杨炼的诗歌创作，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中国新诗的成长。
“不久前，我试图回顾和梳理中国新诗百年时就说过：……1979年以后，新诗重新合流、深化，成为今天思想、审美更成熟的阶段”。杨炼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当代中国新诗从这100年里独立出它自己的单元来，那么，我们这一代诗人可以这样概括：创始：基于痛苦经验开始写作；成长：上世纪80年代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入反思；成熟：上世纪90年代后，把人生经验、文化思考和文学思考结合在一起，落实为创作，并以反思建构起的当代中国诗歌深度，作为一部中国思想词典，被我们带着进行世界性漂泊，以此印证全球意义的有效性，我们带着它走遍了世界，与欧洲、美国、阿拉伯或各种各样其他文化交流切磋，最后，深化：21世纪以来，我们主动游走于中外之间，借助全球化语境的新处境，激发新能量，使诗歌不仅深化对华语的自觉，更深化对世界文化的自觉。
中国的经验和思考给杨炼一种根基，让他和其他文化的交流不成问题，无论在外部困境、内部复杂性，还是每个人的应对方式上。“就像我在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的中文译诗集序中写到的：'一个当代中国的艺术家，必须是一个大思想家，小一点都不行。’因为我们从观念上、形式上、语言上，都面临着重整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然后建立起一个自己思想结构的问题。”杨炼说，“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当代中文诗就没有自己的精神支点。过去的30年，实际上就是当代中国诗人从血肉的经验起步，一点点对语言、思想摸索和追寻，最终通过作品建立起思想结构的过程。”
在出国之前，杨炼花了五年多时间创作长诗《 》（《 》为杨炼自造字，读音“yi”，中英文对照长诗）。那时，大家刚刚从朦胧诗走出，他选古老的《易经》作背景，要写一首从观念到语言形式都出新的当代诗。写这首诗杨炼自定的标准是一年写一部，16首，四部加一年修改，封闭五年。“我还有个更深的感觉，就是不管我们的经历如何，在现实深处摸到的历史、文化、语言的深度，有一个大的沉甸甸的东西在那儿，用一种即兴的短小的抒发不够表达它。因为清清楚楚感到了'那个东西’，因此花这个时间是值得的”。
杨炼那时从未想过他竟会真的离开中国。中国文化的故乡、精神的故乡，用简单的返回、复制传统的创作方式是回不去的，但正因为没有这种表面的回来，他才在内心深处，重新挖掘出那条沟通杜甫和屈原，甚至《易经》的隧道。“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一趟出去，就造成了后来二三十年的远游。我很感动于出国前写的《远游》一诗，所以，当年我们谈到'同心圆’，已不期然衔接上了后来我对隐含在自己内心深处、中国现实深处历史和文化层次的思考，进而引申为对《易经》内含的时空观念的思考，最后逾越国界、语种，纳人类根本处境于一诗，干脆以长诗《同心圆》收场”。
《同心圆》 何止是一首长诗的标题，那简直就是诗人一生最逼人的经历！
对认知杨炼来说，诗人的使命，或许可以集中到一点上，就是他作品中无所不在的“绝对的视角”。唐晓渡认为这既是作为诗人的杨炼之所以成为他的基本元素，也是他30余年的写作对当代诗歌和诗学最重要的贡献或启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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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业化或大众流行文化
拉开距离
我们这一代的写作，无论你愿意与否，必是一种全方位意义上的写作。一种从布罗茨基说的绝对视角，决然进入、全方位重建的写作。这种写作内含着使命
杨炼那一代人的经历，全都内化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反思和历史想象中，他们意识到种种矛盾和冲突。所有这一切，首先是内容自身要求得到表达，然后是诗人有责任去表达，并找到最恰当的表达视角、方法和形式。
当时的诗人们从朦胧诗走出来之后，再往下，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探索。人人都在说回到诗自身，但什么才是诗自身，又怎么回？三代诗人下来，现在许多问题应该已能看得足够清楚。
“我们这一代的写作，无论你愿意与否，必是一种全方位意义上的写作，一种从布罗茨基说的绝对视角，决然进入、全方位重建的写作。这种写作内含着使命。我们的写作意义就是要面对现实、文化和文明变化，既不能简单复制古典，也没法简单复制其他文化，要把一大堆古今中外的碎片，在我们手里建立起一个新的结构来。这个结构，应该打通个人独立思考的血缘，并通过这个新根源，再次生长”。杨炼曾把工作目标概括为：独立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
“如果当年梁启超说，中国在清末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我们这一代人，还要在三千年大变局上，加上中国和世界20世纪以来的复杂经验，这比三千年变局提出的古今之变深刻得多，它集人生经验、文化经验、语言经验于一身”。杨炼说这才是他们那一代开始写作时面临的真正处境。它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有古今文化纠缠之复杂，更有全球化的考验。要在这样一个多层次的现实基础上重建一个有生命的真正文明，这对整个世界都是考验。
诗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不自觉地被定位成一个根：文化与文明之根。因为诗歌语言的独特性，它一方面在精神上沟通了屈原、杜甫、李白的古典精神血缘，另一方面，它新建起和国际思想的血缘关联。杨炼的诗歌总集，每一卷标题下都有个叫“手稿”的副标题，中国手稿、南太平洋手稿、欧洲手稿，等等。这内含了他创作的主题：虽然我们的一生被写成了一首小长诗，但作为一个文化和文明的重建过程，实际上我仍然在书写手稿。而且每一部新作品，又通过新的成熟，把以前的所有作品重新变成了初稿或手稿。这个自觉，就是通过把他自己建立成一个真传统、活传统，完成重建文明的使命。这样的写作，和一切商业化或大众流行文化层次的东西清楚地拉开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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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内心构成历史的深度
一批精彩的文本中，触目地形成了个人的诗歌谱系和个体诗学，使自有新诗以来现代诗学这一弱项大大改观
杨炼用每一部成熟的新作，把自己以前的作品推到手稿的位置上。这“手稿”系列，意味着未竟、有待完成、处于不断的构建之中，这和他一再强调的主动创造困境，有着内在联系。这是一种个人的写作主张，也是一种跨文明的写作态度。作为个人，跨文明生存很大程度上是被裹着走，无可选择；但跨文明写作无论有多少自发的因素，从根本上说却只能是高度自觉的。正因为这自觉，更能感受到其中的难度。所谓主动创造困境，正是指深入其中，用困境激发新的、更积极的表达。冷战、后冷战、全球化，都成了他写作的动力。
从朦胧诗到第三代，当代诗歌被压抑已久的活力在民间一再呈现井喷状态，一个多元化的局面也已略具雏形。杨炼们从意识到困境到突入困境，到主动地创造困境，是一个很完整的心路历程。正是类似的历程，使朦胧诗以来的一批诗人步向了真正的成熟，人数不多，但意义重大。一批精彩的文本中，触目地形成了个人的诗歌谱系和个体诗学，使自有新诗以来现代诗学这一弱项大大改观。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必要用固定的形式给自己画地为牢。关键在于你选择一种形式，能否找到必要的内在的理由”。杨炼说他倾尽14年生命，创作“同心圆三部曲”（含 《 》（yi）《同心圆》《叙事诗》三部长诗），是因为他给作品提出的问题，和长诗形式内涵的可能性，对应到了那个份上。在此过程中，个人内心才构成历史的深度。
其实，杨炼的九卷本诗集就是一首诗。我们的整个人生就是屈原 《天问》 的延伸，不停地用问题来加深问题，继续那个“提问者”的态势。所以，个体诗学的根本意义，就是这样一种内在追索的能量，它不能建立在一个肤浅表面的层次上。我们如何在一大堆碎片资源中找到和建立起一个能生长的、活的文明的结构，才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辽宁日报 高慧斌）
观点1
新诗的自我建构，前30年主要是奠基；中间有收获，但也走了一大段弯路；它最终能稳稳地立住，形成既无愧于古典诗歌的伟大，又足以与世界诗歌的发展相呼应的自身格局和传统，这30年恐怕是最重要的时期
观点2
我们从观念上、形式上、语言上都面临着重整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然后建立起一个自己思想结构的问题。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当代中文诗就没有自己的精神支点
观点3
我们的写作意义就是要面对现实、文化和文明变化，既不能简单复制古典，也没法简单复制其他文化，要把一大堆古今中外的碎片，在我们手里建立起一个新的结构来。这个结构，应该打通个人独立思考的血缘，并通过这个新根源，再次生长
观点4
诗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不自觉地被定位成一个根：文化与文明之根。因为诗歌语言的独特性，它一方面在精神上沟通了屈原、杜甫、李白的古典精神血缘，另一方面，它新建起和国际思想的血缘关联
观点5
作为个人，跨文明生存很大程度上是被裹着走，无可选择；但跨文明写作无论有多少自发的因素，从根本上说却只能是高度自觉的。正因为这自觉，更能感受到其中的难度
观点6
从意识到困境到突入困境，到主动地创造困境，是一个很完整的心路历程。正是类似的历程，使朦胧诗以来的一批诗人步向了真正的成熟，人数不多，但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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