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确是家中走得最远的人。我去过南极的入口，被称为“穷途末路”的地方。还去过加勒比海的巴哈马等地。但在我外婆看来，都和我吃饭握筷子的习惯有关。
1989年盛夏，酷暑高温中，接到电报，我星夜兼程，从贵阳赶回四川老家。她临终前已不能进食不能说话。我最后为她做了两件事，让大家立即动手把她从房间移到透风的天井中。然后我就带人下河去捕鱼，为她熬了鲜鱼汤。亲手用小匙慢慢喂她。她就微笑了起来，那是她病危以来的第一次微笑。随后，她用右手示意让我离开。我妈说，她不愿我看见她最后的样子。她吃力用右手缓慢示意我离开这个细节，在今天看来，也是和我握筷子的习惯有关的。那是她对我的最后的微笑。一星期之后她就走了。值得一提的是，我外婆那一辈人对待生死的态度，大都特别淡定，令人肃然起敬。
总之，一切都早有注定。但神秘命运是如何露出端倪的，就不是尽人皆知的了。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人的命运在手指头，手纹，脚趾头，头骨上都是有迹可寻的。旧时用抓周来看小孩的未来。藏传佛教辨认转世灵童，也有找前世物品的环节。所谓投胎转世伊始，奈何桥上的孟婆汤劲头未到，作用不够100%，也还可能记得前世的某些人，某些物，某些刻骨铭心的片段。这种故事在民间传说中简直多得不胜枚举。
对于“三尺竿头有神明”这句古谚，我也有过一次特别体验，也和筷子有关。大约5岁左右，有次我肚子痛，痛到呼天抢地，我五婆就赶紧念念有词，烧香磕头，然后抓起一把筷子，一下子就竖放在了供桌上。一大把筷子，居然像中了魔法似的，直立不倒！要不是亲眼所见，我是怎么也不敢相信的。然后她一只手按在我头上，奇迹就出现，肚子马上就不痛了。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帮我止了痛，我只知道她是虔诚的佛教徒，或者说，当时的她就是我的观音菩萨呢。手。筷子。抓。握。抓握之间，也是颇有分别，对吗？
扯得太远，走题了。现在回到主题：蝴蝶效应和诗。
“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蝴蝶效应。但主角最初不是蝴蝶而是海鸥，就未必人人皆知了。为方便演讲，才把海鸥换了，理由是蝴蝶比海鸥更有诗意。蝴蝶的确更有诗意。中文的白话新诗，按一般的说法，也是起于蝴蝶，而不是海鸥。胡适先生的“两只黄蝴蝶”同时扇动翅膀，文学史就改写了。
我写过不少和蝴蝶有关的诗。最新的一首，和蒙特里尔梅松纽夫植物园有关。我第一次去北方生活，就用纷飞的鹅毛大雪写过一群菜花蝶。北京多蜡梅，黄骨朵，香喷喷，沁人心脾，所以结尾用了叠句和深呼吸的意象。又走题了。
我的蝴蝶诗中，《蝴蝶之歌》写于成都九眼桥，四川大学，34年前，在一次类似聚会中，即兴写了这首诗。
那天晚上，一群朋友到我的住处，有画家，教师，学生诗人，吉他手……那时的年轻人都喜爱诗歌，崇拜诗人，可以说是一个诗的黄金时代。那天我们喝了很多酒，读了很多诗，讲了很多笑话，唱了很多歌。朋友带了他美丽的新疆女孩来，就在屋子中间跳起了新疆舞。我应该是一边欣赏她跳舞，一边在废纸上写了这首诗。但不肯定。因为到后来大家都醉了。聚会什么时候散的，我根本不知道。第二天，有朋友来帮忙打扫，说，你怎么把诗稿乱扔？一看，的确是我的字迹，所以，这是我唯一一首饮醉酒写的诗。写一个像蝴蝶一样翩翩飞舞的女孩。她是偶然到来，又飘然而去，就像美，是一个秘密。像一本天书，突然打开一页，亮给你看，刚读了几行，又突然合拢，被人带走了。
2015年我曾在“纽西兰太平洋工作室”创作，后来工作室开办15周年的回顾展，曾展出了《蝴蝶之歌》和《蝴蝶》，及朗诵录音。
《蝴蝶》写于北京大学内。与《蝴蝶之歌》一样，都和学校有关。成都、北京，十年，我以前是打算教一辈子书的。写这首诗的时候，有许多的幻觉与痛的体验，可以说，是在蝴蝶的尖叫声中写成的。仔细听，你会发现这首诗。
我特别想说说另一首蝴蝶相关的诗，它和永安街有关，和我帮衬了十几年的那个菜档有关。
我刚搬来时，有件事令人印象深刻——在永安街买菜会送香葱。可是，2016年某天，我去买红油菜，拿回家，却发现上面多了几只蜜蜂。又一天，居然多了几只黄蝴蝶。蝴蝶尾随我手中的油菜穿街过巷，令我兴奋不已，所以写了这首诗：《带鸟巢的树》。从买菜送葱，到送蝴蝶送蜜蜂，其间不觉又是十年。
其实，应该把此文题目改一下，改为《海鸥效应》：“一只海鸥在南湾轻拍三次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北海道的一场龙卷风吗？”
——这是走题的乐趣。那么，敬请大家留意天文台气象预报吧。
逻辑之思与测度之眼
——评郑单衣组诗《逻辑训练手册》
赵学成
在人们的印象中，郑单衣似乎一直都是一位顽固而执拗的抒情主义者。在他开始写诗的1980年代初（1984年左右），依靠消耗意识形态话语来获得命名历史势能的“朦胧诗”已经逐渐式微，山头林立的“第三代”（或曰“新生代”）美学团伙正要呼之欲出，将当代汉语诗歌带入一个乱花迷眼、义旗翻飞的时代。众所周知的是，在随之而来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诗学革新、形式试验和修辞哗变中，包括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时期以及新世纪以来的网络化时代，崇尚“反叛”和“先锋”的当代诗歌界一度越来越贬黜和放逐“抒情”，到处是“零抒情”“冷抒情”“反抒情”的呼号，“叙事”“口语”“智性”“戏剧性”“跨文体”等一众热词煊赫而嘹亮，这种反差几乎构成了一种美学上的歧视；在很多人看来，“抒情”成了“传统”乃至“落伍”、“僵化”的同义词。然而，在这样的诗学氛围和历史背景中，郑单衣却以孤独的诗坛疏离者的精神面目，凭《夏天的翅膀》《哭泣》《如果你是玫瑰》《致秋天》《北方日记》等诸多激情勃发、兴会淋漓的篇什，独擎抒情之旗，数十年坚定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成为一位把自己“交给一生最疼痛的命运”（《夏天的翅膀》）的歌者，一位罕见的、有着独特美学声线和丰富精神纹理的现代抒情诗人。
然而，读完了郑单衣新近的组诗《逻辑训练手册》后，我惊异于其诗歌风貌的显著变化——这种显著变化，让我不由想起诗人曾在《写作，无时态的告慰》一文中所提及的“把自己生下来”——尽管这句描述当时主要指向的是写作之于诗人自我的重塑功能，而非直接关乎写作本身的自我革命，但我们很难否认当写作在领受某种命运的垂照时，两者之间所可能发生甚至也必会发生的那种隐秘关联。因为在真正的诗人那里，人与诗往往是一体的，是彼此呼应、相互激发的，共享着一个动态的镜像化的自我；勇敢走出“舒适区”，不断挑战写作的限度，在风格的辩证法中持续推进诗学的自我革新，永久探寻诗的出路与可能，恰恰是一个真诚的写作者所必需恪守的基本伦理。显然，郑单衣的这组诗已经适时地传递出了这一信息。要而言之，在这组诗中，诗人那张被人们所熟知的抒情面孔已然消弭和隐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内倾、凝思、静观、睿智的诗学表情——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细审这一巨大变化的具体形貌，探究这种变化背后所潜藏的线索和逻辑，无论是对郑单衣本人的写作而言，还是就其可能给予当代诗歌写作某些启迪来说，都颇具意义。
让我们从《逻辑训练手册》这首最重要的诗说起。整首诗共计6个诗节，大致构成6个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的意义单元。从1、4、5、6这四个诗节中透露出来的某些信息来看，这首诗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现实背景（当然也可能是诗人有意构设出来的情境），那就是当时正在“下雨”；再结合2、3这两部分诗节的内容，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这首诗书写的乃是某个雨天诗人的所见、所感、所想、所思。不过，这里不像郑单衣以往的诗歌那样，面对这种类似情境会或高歌或吁叹地进行抒情，全心全意专注于“所感”，而是将其基本立意和侧重点放在了“所思”上——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征象就是，这首诗以“所以”开篇并串联全诗，形成一种诗思的闭环结构（只有2、3两节是用“相当于”，但这两部分内容是纯粹的“所思”，显然从属于诗的整体），并且整首诗基本都是在“讲述”不同事、物、情、理之间所发生的一些“关系”，采用的是一种陈述性和表示判断的语言：“所以，下雨是/你爱我的N种借口中/最难表达的一种”（第1节）；“所以出神入化时/谨守万有引力的雨再也找不到/刚好只下一半的借口/所以，雨继续下着”（第6节）；“嗟乎，燕雀/嗟乎，鸿鹄//嗟乎相当于/燕雀立下鸿鹄之志”（第2节）……
结合这首诗的标题所给出的提示，这实乃诗人着力营构的一种“逻辑训练”——显然，这一点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众所周知，逻辑（logic）一直在人们认知、思维、情感、体验和话语等诸多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构建人类理性大厦必不可少的核心要素之一。但与普通的逻辑学信奉一种数学式的严密和精确不同，在现代诗歌的界域之内，“逻辑”这个词却有着迥乎不同的知识情形和语义面貌。我们知道，鉴于其特殊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早在前现代时期，诗歌就常常违拗和颠覆俗常的经验逻辑，并且早就创造和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系统性的情感逻辑和修辞逻辑。而进入现代以来，当兰波、洛特雷阿蒙、马拉美等象征主义诗人开始撕毁在传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人那里一直奉若教条的词语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契约时，现代诗歌的“语言学转向”的大幕便已拉开，“非理性”、“潜意识”、“非线性逻辑”等关键词开始入驻现代诗学的话语空间，并在后来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得到了系统化的确证与张扬。这无疑重构了现代诗歌建筑在词与物之间的语言秩序，激活了语言内部的生命活力，让诗在一种“能指的滑动”中描绘全新的美学图景；同时也能助力诗人建立起一种更为自由、恣肆的语言观念，为个人风格的编织预留更丰富、更充裕的语义资源。在此情形下，现代诗歌在其语法结构中对“逻辑”一词所作出的解释要比以往复杂和丰沛得多，它与语言的本质和性状、修辞、声音、想象力等关联甚大，只要最终在审美效果上能达成一种诗学上的自洽即可。
回到郑单衣的这首诗，“所以”所钩织的因果关系和“相当于”所展现的类比关系，构成了这首诗基本的修辞动力和语意向度。显然，这种“逻辑训练”不会止步于概念与事理之间的逻辑指认，而必然会导向一种元诗意义上的修辞演练，并在此过程中展现出诗歌的风格意图。细察诗人的这些逻辑之思，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认凝刻在这些逻辑链条上的丰富意旨。如：“……雨下着，并且终于忘乎所以/下呀下着纷纷二字//只为自己而下。所以，下雨是/你爱我的N种借口中/最难表达的一种”（第1节）——应该说，只有现代诗人才能写出“下着纷纷二字”这样的句子，因为这种由事象（“雨下着”）直接抵达语词（“纷纷二字”）的逻辑跃入，只有经历过现代语言诗学的洗礼才有可能发生；而且我们当会注意到，这里的“所以”连接的前后两句陈述和判断，明显逾越了俗常的因果逻辑，而属于一种强行并置的关系，诗人通过这种强行并置，不仅完成了对“下雨”这一情境的意蕴扩容，同时也强化了诗歌的切身性和在场感，将诗歌叙事（陈述）的脉流引向宏阔之处。再如：“伞，没有伞，并且/从不用伞//所以雨继续下着，所以/三只小猫躲在母腹内侧的/子宫里，相当于用彩色纸/包了两层的一份厚礼”（第4节）——这里关于“伞”的叙说，有意外玄想之妙，但同时却紧紧围绕着客观事理；接下来的“所以”一句延续了前面提及的修辞逻辑，而“相当于”一词所造就的类比，自然而精准，为后面对“三只小猫”出生时曲折情况的表述做了极好的铺垫和引渡。其它如“出神是最好的禅修”（第2节）“但蜷缩在妈妈肚子里躲雨/绝对是天地间最好的礼物”（第4节）等句子，格言和警句式的判断彰显了一种慧心与睿思；而第3、5两节通过语象的反复缠绕与置换，来实现一种“伪论证”般的诡辩风格……真是奇花竞芳，各臻其妙。
总之，在这首颇具实验色彩的诗中，郑单衣将跳脱奇异的修辞练习、布排巧妙的逻辑运营和跌宕有致的诗性思维进行了有效的连缀与缝合，既是对存在的勘探与测度（一个雨天），也是对写作本身的演练与呈览（诗中的“禅修”、“出神”完全可以被视为关于“写作”的隐喻），两者交织互熔，探赜索隐，富有理趣。这种偏重理性的风格趋势在其它几首诗作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如《乡愁的逻辑》对“乡愁”这一特殊文化心理和情感本能的深层次逻辑探究，《不如》《对视》《内观》对“孤单”情境的戏剧性渲染和内在自我的冷静谛视，《蝴蝶效应》（《第一次拍翅：带鸟巢的树》）通过不同视角的转换对缤纷世相中万事万物之间隐秘关联的省察与发现，《禅修即是》《镜像》在物理现象和逻辑推演之间对本真自我的小心求证等等。经由某种“逻辑训练”，诗人在理性的维度中张开了测度之眼，并将这种测度之眼带向对存在和写作的双重审视。在这种审视中，诗人始终是“那个孤立无援的人”（《对视》），是一个幽暗的主语，他的“禅修”包含着对写作的重新调试与校正，也包含着对世界和自我的理解与洞悉。
不妨再以《禅修即是》为例。这首诗将视点集中在“自己”身上，凝目于如何处理与“自己”的关系：“成为自己/是今生必修的/三生课程”——所谓“成为自己”，让自己成为本真的自我，实则就是探讨自我的发展问题，是一种生命理想，同时也可被视为对艺术规律和写作奥秘的勘问。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处理这一题材的情思路径，是一种纯理性的逻辑思辨，把“成为自己”置放到“远离自己”和“接近自己”、“自己”和“自己外面”两对辩证关系中，在一种不确定性中完成了对“禅修”的内质命名：“当然/也可能/自以为是却适得/其反”——诗人并不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把思考的锁钥交到读者手中，由读者自行判断，这正是其智慧所在。而为了保持一种审慎的冷静语调，诗人经常会利用标点和分行将诗句强行截断，制造一种滞涩感和异质感，也正是对以往抒情诗写作中的那种畅达、舒放的句型的反动。而且这一点并不是孤例，在其它各首诗中均有着明显的体现。
此外，还需补充和强调的一点，是郑单衣在这些诗中倾力构建的逻辑之维，同样也面临着一个可能的诗学陷阱，那就是某些现代诗歌对语法结构的肆意破坏，助长了词语在诗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极端的“自动化写作”又放弃和摧毁了诗对“现实”的信任与追逐，“历史”之维也在词对物的背叛中被废黜了。这一病象在一些超现实主义者那里便已显现。而当“语词嬉戏”和“语言狂欢化”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留赠给后世诗人的唯一诗学遗产，其后果对于诗的本体构建而言几乎就是惩罚性的，尽管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汉语诗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不管我们对“现实”这个词作出怎样富有弹性、诡辩性甚或挑衅性的阐释，摒除了诗对世界和现实的伦理自律，单纯依靠非理性的驱遣和词的物化，根本就无力形成一种诗学自洽。具体到当代汉语诗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三代”诗歌业已基本完成了关于“词语”的诗学意义的自我启蒙，但延至当下，诗歌中的词语状貌同样也是鱼龙混杂的。比如，有些诗人过于依赖词语的语义光晕所带来的修辞幻境，企图以语词的碎片化来应对现实的悖谬处境，以修辞的强度来消解历史重负和特定文化条件下的语境重压，却无意中忽略了它可能会伤及想象力的完整性，将朝向时代的精神视力从诗歌自我阐释的语法结构中剥离开来，造成了词的语义坍塌。——当然，笔者重提这一议题，并非是说郑单衣已经落入这一“陷阱”中，而是想借此重申现代诗歌语法逻辑生成中的伦理限度。事实上，早在郑单衣的抒情诗时期，诗评家陈超就已驳斥了将郑单衣的诗归为“自动写作”的说法，指出郑诗“具有隐秘而自觉的情理线索，和鲜明地彼此呼应的细部技艺环节”（陈超：《让诗和诗人互赠沉重的尊严——论郑单衣的诗兼谈先锋诗的抒情性问题》），结合笔者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这一点对于郑单衣而言，实在是个早已解决的问题。而他的这组诗，也可以被视为对这一诗学问题的再度示范性演绎。
应该说，从抒情到理性，从高蹈到内倾，从纵声歌唱到逻辑演绎，这一主体情态和美学体式的巨大变化，映现了郑单衣寻求变革、探索新路的自觉与决心。作为带有一定实验色彩的尝试之作，这组诗可能并不是完美的，比如在个别诗作中还存在着情与理的失衡、整体意蕴偏于枯瘦等问题，但这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郑单衣已经踏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正如奥登所说，“每一种诗体都必须找到适合它的风格”，这种“诗体”对“风格”的寻找注定是一个缓慢、艰难的过程，对于一位立意创新和变革的诗人尤其是这样。对此，我们唯有送上自己真诚的祝福。
（刊于《草堂》诗刊2022年0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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