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普及，人们在网络上开设博客、微博、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交流平台，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与现象。我本人对于新媒体技术知之不多，了解不深，可以说对于网络新媒体这一崭新领域并不在行，但我非常知道，在当下，我们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新媒体技术，离不开数字化生存的21世纪人类生活新模式，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新媒体技术为我们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以前不敢想象的方便与快捷，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新媒体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海量的知识与信息，对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潜在而深刻的重大影响，一句话，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我们只有以良好的心态积极面对并充分利用好新媒体技术，才可能对于我们自身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加以理想化的塑造。
说到微信公众号，这是在网络新媒体领域颇受人们关注与重视的一个交流平台，近些年广为流行与普及。我本人在许多学术团体开设的微信公众号与许多名人开设的微信公众号里，读到过许多具有时代特质的诗文，这些诗文或充满思想性、学术性、人文性，或彰显艺术性、纪实性、信息性，我自己感觉，绝大多数微信公众号是一个颇为理想化、纯粹性的交流平台，因为交流双方志同道合，不存功利之心，大家是出于相同的爱好、兴趣、追求而走到一起来了，而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微信公众号（无论是文化名人还是吃瓜群众），说白了，就是微信公众号创建者本人为自己搭建的一个召唤志趣相投者的无限广阔的朋友圈与交流空间，微信公众号建立起来后，志趣相投者（或朋友）越多，人气越旺，应该越能展示该微信公众号的存在价值。前几年，有一些弟子与朋友私下鼓动我以个人名义开设一个微信公众号，我出于谨慎，婉言谢绝了。前些日子，胡建文、蓝冰琳、盛华厚、牛国臣、陈琼、曹谁、吴迪、白心、罗强、孙大梅、郭思思、刘雅阁、马文秀、王长征、袁翔、罗强、何双娥、唐梅、贺小华、陈桂明等朋友、弟子、老乡极力鼓动我以自己名义开设一个微信公众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很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与艺术家，而且非常熟悉与了解网络新媒体技术。在受到他们热情的鼓动与反复劝说后，我终于下决心开设一个微信公众号了。希望以我本人名义开设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能够团结到一大批热爱诗歌、热爱文学、热爱艺术、热爱精神生活的诗友文朋，期望我们大家能够通过这个交流平台长久收获我们生命中最为纯粹、丰富、美好的精神财富。
最后向大家交代一下，鼓动我开设谭五昌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弟子、老乡们建议我的微信公众号在2020年5月1日正式开始运营，因为大家一致善意的公认我是当下华语诗坛的“劳动模范”，所以选择劳动节这一天推出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特别具有象征意义。
是为前言。
谭五昌
2020年4月30日夜
写于北京京师园
简论当下中国新诗写作的多元化格局
谭五昌
【该文刊发于《青海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摘要：本文从个人记忆写作与历史想象性写作、底层写作、生命写作、神性写作、先锋写作、智性写作与形而上写作、地域性写作、审美写作等八个大的诗歌写作向度，对当下中国新诗创作进行简要而到位的文本解读与美学概括，力求较为全面地勾勒与呈现出当下中国新诗写作思想艺术层面的多元化格局。
关键词：中国新诗 写作向度 美学生态 多元化格局
如今，新诗的第一个百年（1917至2017）已经成为一段历史了，而新诗的第二个百年，业已悄悄开启了它的初始旅程。面向过去的怀旧情绪与展望未来的憧憬心情，构成了当下诗人们伤感与喜悦相交织的复杂心态。正是在新诗百年更迭的背景下，诗人们的历史意识与代际意识变得分外自觉而强烈，一个典型的现象是，每当一位富有影响的前辈诗人去世，都会在后辈诗人们那里掀起情感的波澜，人们会在潜意识中感叹一个诗歌时代在离我们远去。例如，在华语诗坛享有广泛声誉的前辈余光中、罗门、屠岸、洛夫于2017年年底与2018年年初陆续逝世后，在海内外广大诗人与诗歌爱好者中间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响，不少诗人以写诗的方式来抒发自己对前辈诗人的深切缅怀之情，例如诗人雁西在洛夫逝世当天便创作出了悼念诗篇《悼洛夫先生》，该诗对洛夫的诗人形象、诗歌成就与艺术抱负给予了生动、到位的描述与评价，情感真挚，令人动容。
综观当下的中国新诗创作，它在一种平静、内敛的状态中呈现出扎实的创作实绩。从诗歌写作美学价值取向的宏观层面着眼，可以把当下的新诗创作大致归纳成八种写作向度。下面分别简要论述之。
向度之一：个人记忆写作与历史想象性写作
一般而言，写作都是对个人记忆的一种审美观照与艺术呈现，当下人们提及的“记忆诗学”便是对诗人们的个人记忆写作的理论概括与学术命名。从心理学的层面来看，记忆写作通常带有怀旧情绪，因而这种写作向度充满审美韵味与艺术化的情感色彩。
许多诗人喜欢将童年记忆作为个人记忆写作的素材与内容。这已经形成诗人们的一种审美趣味或审美惯性。近几年，不少诗人对童年记忆的书写产生了一批艺术品位较高的诗歌文本。例如，侯马的《备好了椽》以诗人童年时候的一场迁徙经历为书写对象，通过质朴、自然的语言叙述，把“椽”所代表的诗人心目中对于“家”的温馨与稳定的渴望，真实、生动的表达出来了。作品以平静的语调表现了诗人对于漂泊命运的感恩心态，由此凸显了该诗的内在张力。高凯的《儿时的梦》以某种明亮的笔调回忆了诗人小时候的一个游戏记忆片段，作品以俚俗、简洁、幽默的语言描述了儿时小伙伴们打斗嬉闹的场景，该诗对“三”这个数字的民谣化叙述，有力凸显了文本的乡村文化的喜剧色彩。大枪的《我为一顿肉记住了父亲》则以反讽的笔调书写自己童年时代为去世父亲守灵、送殡的一段痛苦记忆，诗人运用了生动的细节描写来表达自己小时候对于吃肉的强烈本能渴求，丧父与吃肉，这二者之间构成的强烈反差带给读者以巨大的心灵震撼。
还有一些具有乡村背景的诗人，则喜欢将故乡与母亲作为自己记忆书写的对象与内容。例如，唐诗的《每当母亲弯腰》重点书写诗人自己对母亲弯腰咳嗽的沉重记忆，诗人通过对母亲弯腰咳嗽的生动描述，刻画出了一位被生活压弯了腰的乡村母亲形象，令人难以忘怀。罗振亚的《母亲简历》则以自己乡村母亲的一生经历为表现内容，通过母亲对当下城市生活的不适应与孤独无聊为切入口，由此回溯母亲充满不幸的一生，诗作语言朴素，语调平静，但内在情感沉痛而苦涩。远心的《一次一次摇上来》对诗人童年时期母亲在严寒天气里摇井水、挑井水的情景进行了回忆性描述，场景与细节描写生动、细腻，令人如临其境，情感淳朴而深沉。一些具有城市背景的诗人，其记忆书写则超逸了乡土题材，展现出更为开阔的视野。比如，肖黛的《所以在苍笼怀念老昌耀》以自己与已故诗人昌耀的一次梦中相会情景为书写对象，两位诗人的思想、性格乃至命运层面的相似与相通，使得这种记忆写作升华为寻找知音的灵魂自述，作品情感沉郁苍凉。蔡天新的《在我乌黑发亮的记忆里》则为我们传达了契合于当下这个全球化时代的一种人物记忆。在诗作中，诗人记忆的对象是一位“来自南卡罗莱纳”、有着“一头披散的金发”的外国女郎，作品语言明朗，意象鲜明，充满某种异国风情。
还有一批诗人，他们在记忆写作中从个人记忆转向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属于一种关于历史的集体想象，可用“历史想象性写作”为之命名。而这无疑体现出中国诗人身上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情结。
一些诗人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风云人物与历史伟业作为表现内容。例如黄亚洲的《京张铁路》以近代杰出工程师詹天佑独立建造中国第一条铁路为题材，诗人对詹天佑别出心裁的线路设计进行了大胆而精妙的对应性情景联想，艺术想象力超拔脱俗，令人赞赏。诗人车延高与彭志强则将想象性的目光投注到唐朝身上，车延高的《胡姬》可以视作是对唐朝伟大诗人李白经典诗作的现代性重写，诗人对于李白笔下“胡姬”之美的想象性描写，凸显出浪漫与古典相混合的审美情趣，作品修辞精准，意境动人。彭志强的《在唐城墙遗址：铁发芽》也将主人公设定为唐朝的某位重要诗人，将安史之乱作为诗作背景，诗人以沉重的语调与魔幻的手法塑造了一位忧国忧民的唐朝诗人形象。曾凡华的《文武之道——关于老谢、大谢与小谢》则以东晋历史上谢氏家族的三位名人谢玄、谢安、谢灵运作为书写对象，诗人对这三位谢家文武杰出代表的生平爱好、历史业绩与艺术形象进行了生动的描叙，“真的很酷”这种当下流行性评语在诗作关键位置的出现，让作品产生亲切、幽默的艺术效果。安娟英的《包孕吴越》则将历史想象的目光拉远到春秋战国时代，诗人以充满江南情调与古典意趣的语言与意象，呈现了灿烂的古代吴越文化风貌。周庆荣的《在丁村》将怀古的目光回溯到几千年以前的中华历史文明的萌芽时期，诗人在诗中声称自己“看到先人的头骨”“露齿而笑”，这种超越时空的出色想象给人以恍兮惚兮之感，作品语言明快、简洁、准确，艺术效果平中见奇。
简单说来，诗人们的个人记忆写作与历史想象性写作存在互为补充的关系。它们一个指向个体生命经验，一个指向集体经验与历史记忆，由这二者，构成了诗人们记忆写作的完整链条与精神空间。
向度之二：底层写作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大量的底层民众进入城市务工谋生，这个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需要表达自己的心声，在诗坛上出现的“底层写作”或“打工诗歌”便是其必然的现象。所谓的“底层写作”是指写作者以底层民众的写作立场、文化心态与价值观念来从事诗歌写作，重点书写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即使是书写诗人自己的经历，也把自己作为社会底层的“草根”人物来看待，从中表达底层民众的思想情感、价值诉求与审美趣味。
一般说来，进行“底层写作”的诗人通常出生于农村，有着贫困的生活经历，或者出生于城市底层，家境艰难。例如，田禾于2018年创作的《红薯》可谓典型的“底层写作”诗歌文本，毫无疑问，在这首诗的语境中，“红薯”是底层农民生命形态与生存状态的象征与隐喻，诗人对红薯生长过程以及其生命状态予以了质朴、形象、有力的描述，红薯的普通、卑微与坚韧，正是底层民众形象与品质的生动写照。胡建文的《跟着父亲上山》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八十岁高龄乡村父亲的动人形象，这首诗通过父亲上山栽树并引导诗人巡查自家土地的情景描述，凸显了老一辈中国农民的勤劳品质以及深入骨髓的土地情结，诗作语言明白如话，情感质朴深沉。杨北城的《铁匠铺》将关注的目光对准当下面临淘汰命运的乡村铁匠铺，诗作对乡村底层人物老铁匠落魄形象的生动描写，以及所透露出来的忧伤情绪，使人久久难以忘怀，诗作语言简洁、生动，富有金属般的质感。程立龙的《环卫工老马》以朴实的口语，叙述了一个城市底层环卫工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表达了诗人对于底层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李皓的《狗尾巴草》以拟物的手法、自白的方式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狗尾巴草的生存状态，而在该诗的语境中狗尾巴草就是底层民众的隐喻，从中凸显出诗人自觉的草根心态。晓音的《我要去寻找我的兄弟》则以心灵独白的手法来表达诗人对亲情的重视与珍惜，在诗中，诗人选择在夏天出门去寻找自己的兄弟，强调或渲染出一种温馨、热情与明朗的心境。
还有一些诗人，在进行“底层写作”的时候，并不仅仅满足于对于底层人民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揭示，而是进一步深入到底层伦理的探讨与思考层面。例如，刘川的《贵客》对贫寒之家来了贵客无论如何都要想方设法杀鸡，或杀猪杀羊予以款待的情况进行了口语化的简洁叙述，诗作的出彩之处是作品的结尾，六岁的孩子面对贫穷父母的发问：“家里来的到底|是贵客|还是一把狠心的刀子”，这个孩子童言无忌的发问，直白、坦率、尖锐，击中要害，把许多贫寒之家的痛苦生存体验完全揭示出来了，作品中孩童角度的巧妙运用，对穷人道德观念的某种迂腐或虚伪性予以了强烈的质疑，体现出诗作立意的深刻与高远。与此相类似，刘频的《野猪岭师公的祭语》通过一位民间祭师面向山神的姿态虔诚的祈福祷告，表达了对于坏人损坏老百姓庄稼不法行为的道德谴责，诗中这位民间祭师的祭语实质上就是底层伦理的诉求话语，诗作语言质朴、幽默，充满民间审美文化趣味。唐晴的《一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以底层民众孤立无援时内心深处对于侠客的想象与渴望为叙述对象，表现了诗人站在社会弱势群体立场对于正义、公平的伦理诉求，作品语言简洁、有力，触动灵魂。
向度之三：生命写作
生命写作最主要的特点是指诗人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来表达自己对于外部世界的内在感受，生命体验与生命意识是生命写作的核心内涵。简单说来，生命体验的真实性、深刻性、丰富性与复杂性，是衡量生命写作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与标准。
综观今日之中国诗坛，涌现了一大批质地优良或富有特色的生命写作诗歌文本。例如，潘洗尘的《有哪一个春天不是绝处逢生》以大雪覆盖母亲墓地为情感的激发点，诗人对母亲的去世表达了一种痛彻肺腑的生命体验，而且用生与死的激烈搏斗来展示诗人灵魂深处的情感挣扎与精神突围，诗作语言真诚、坦白，情绪跌宕起伏。刘以林的《自己的血》以独白手法把“自己的血”所代表的生命激情与追求，用心灵幻象的方式加以精彩呈现，诗人对于生命良知与正义的坚守，闪烁出人性的光辉，诗作语调铿锵有力，仿佛发自灵魂的生命呐喊。潇潇的《我的引力波》将诗思聚焦于自己与情人在机场告别的瞬间场景描写与情绪爆发，将生命与情爱的漂泊不定感给予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女性自白式的叙述呈现出生命痛感体验，深深触动读者的心灵。与潇潇的生命体验与情感表达不同，王桂林在《仰望星空》一诗中书写了一位男性在白天里仰望星空的奇特生命体验，全诗采用了一种魔幻叙事的手法，表现了作品主人公精彩、诡异的白日梦，可谓超凡脱俗，触及灵魂的隐秘地带。田湘的《坐在高铁上还嫌慢》表达了诗人对于慢与快的颇为独特与复杂的生命体验，一方面，诗人追求快，追求诗歌写作中艺术灵感的快捷降临，另一方面，诗人又追求慢，希望时光慢下来，以免遭受衰老的烦恼。诗人矛盾复杂的心态表达得非常鲜活、到位，唤起读者强烈的心灵共鸣。
还有一些诗人，在其生命写作中体现出自觉而强烈的生命意识。李南的《未来的一天》从未来的时间向度上对自己的生命充满了死亡预感，诗人的黑暗生命记忆使得她清醒地保持着悲剧的生命意识。诗作想象丰富，时空大幅度跳跃。李自国的《你将一无所知》以死者的口吻与角度叙述了一段苦难的生命史，诗人生动的死亡想象中凸显出强烈的生命意识。谢克强的《活着》在生命意识的照耀下，把自己作为一名诗人的迷惘、孤独、痛苦体验，上升为对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如此就使得诗作的精神境界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此外，有些诗人在生命写作中还有意识的表达生命伦理观念，例如，徐柏坚的《让孩子们学会善良》用质朴的语言、真诚的态度表达诗人希望孩子们自觉培养善良品质的美好愿望，诗作所表达的生命伦理观念对于改进当下的世风人心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值得赞赏。
而在实际的写作情形中，许多诗人常常更进一步的将生命意识与伦理意识以及人性意识自觉或不自觉的结合到一起，例如，鲁若迪基的《我恰巧走在那条路上》、谢小灵的《我和树木是一样的人》、戴潍娜的《悖论》、王伟的《就这样活着》、林秀美的《影子》、方明的《交会》、孔令剑的《厌食症女孩》、李立的《在太阳城》、舒然的《镜中门徒》等一批诗人的诗作便属于这类性质的文本，由此展示出生命写作审美经验的宽度与厚度。
向度之四：神性写作
一般说来，神性写作建立在生命写作的基础之上，是对生命写作的高度提纯与无限升华，神圣性、庄严性、超验性，这是神性写作三个最为重要的审美特征。神性写作对诗歌美学趣味的世俗化与粗鄙化倾向予以必要而有力的反拨，有效的维护了诗歌本身的艺术与精神尊严。
坚持神性写作向度的当代诗人数量不菲，他们为诗坛奉献了一批具有宗教审美色彩的优秀诗歌文本。时下，被公认为神性写作代表性诗人的吉狄马加为我们带来了《在尼基塔·斯特内斯库的墓地》，这首诗描述了罗马尼亚杰出诗人尼基塔·斯特内斯库墓地的见闻与感想，表达了一位东方诗人对于一位西方诗人的内心敬仰之情，诗作所表现的诗歌崇拜情结具有宗教体验般的色彩，作品语调沉重而庄严，想象超拔，气氛神秘，境界阔大。南鸥的《月亮走在无人的街道》对于月光普照无人街道的动人景象进行了一种陌生化的书写，诗人对于月亮与风这些自然景象萌生了一种神奇、静穆的灵魂体验，作品采用了心灵自白的表达方式，语调轻柔，情思纯粹。阿信的《大雪》以魔幻的手法与简洁、大气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充满神性意味的大雪场景，作品境界诡谲，立意深远。爱斐儿的《此处是莲花国净土》以极具佛教意涵的莲花作为全诗的中心意象与情思激发点，诗作语言纯净，语调庄重，情感体验虔诚、庄重而悲欣交集，意境悠远深邃，充满宗教体验的动人韵味。与爱斐儿相反，王霆章的《平安夜，我看见圣神的微笑》书写了诗人的基督教文化体验，作品形式工整，表达有力，诗作所表现的上帝的悲天悯人情怀令人为之动容。姚辉的《梨花》则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花儿作为观察与描写对象，诗人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态赋予了梨花高出凡尘的艺术形象，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于灵魂境界的执着追求。
此外，黄恩鹏的《甘南记》、徐俊国的《满目繁花：致乌托邦》、梁尔源的《拉卜楞寺的红袈裟》、吴海歌的《雪莲》、娜仁琪琪格的《额日布盖大峡谷》、卜寸丹的《镜子》、吴投文的《虚构的书房》、扎西才让的《护烛者》、王黎明的《关于舌头》、超侠的《剔一根骨头》、王若冰的《在云浮拜谒六祖慧能》、王琪的《核桃林》、石心的《一滴一滴醒来》、唐益红的《圣湖》、蓝晓的《塔尔寺的酥油灯》等一大批诗人的诗歌作品均具有神性写作的色彩与韵味，它们在艺术想象的丰富与出色、情感体验的神秘与虔诚、境界的静穆与神圣方面，均各具特色，为读者提供了各种具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情感体验，体现出诗歌古老而常新的精神魅力。
向度之五：先锋写作
这里所谓的先锋写作是指诗人在写作观念、精神立场以及文本形式、修辞层面具有现代主义特质与后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写作向度。
持有先锋写作向度的诗人们体现出打破传统的先锋诗歌观念与精神指向。例如，姚风的《我不写也是写的一部分》运用矛盾性的修辞与意象，对于诗人非人性的生存境遇予以了坦率的揭示，诗人内在的调侃与反讽语气强化了文本的现代性情感特质。陆健的《身世》以一次真实的被人误认的有趣经历为书写对象，诗作以口语化、小说化的笔法对生活中的荒诞事件进行了幽默、生动的叙述，诗人强烈的荒诞人生体验给读者以非理性的观念认同。向以鲜的《蜜獾》运用简洁的、暗含反讽的语言，揭示出了事物的矛盾状态与荒诞境遇，田原的《边界》则以动物的自由状态与人类的画地为牢进行对比，从中表达出诗人对于人类异化现象的内在不满与否定态度。李永才的《人间剧场》运用颇为朴实的语言与意象，表达了诗人对于人间生活与人类生命的阴暗感觉与荒诞体验。林雪的《不要打扰在地里种植的人》运用大量的具有魔幻意味的意象与充满智慧感的矛盾修辞，以此呈现诗人对于隐秘而残酷的人类命运的感性认知。林之云的《宣纸上的蚂蚁》通过对于宣纸上一只蚂蚁在死亡边缘挣扎情形的细致描摹，表达诗人对于卑微生命不幸命运的深刻同情。衣米一的《美术馆》与顾北的《消声器》以隐喻与反讽性的表现手法，来揭示人与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命运错位现象。王顺彬的《白乌鸦》以充满戏剧性的情绪与意象，对乌鸦的形象进行了全新的改写，从中传达出诗人对于传统观念的深刻质疑与内在否定。
不同于一些诗人侧重于人类生存境遇与命运主题的揭示，有些诗人则侧重于焦虑性、虚无性、魔幻性的内在体验的表达与呈现。童蔚的《疯安德烈对我说》以跳跃、突兀的意象与非逻辑性的、略显晦涩的诗句，传达出某种具有毁灭与虚无意味的非理性体验。梅尔的《旷野》某种意义上是对圣经人物与故事的现代性改写，诗人在诗作结尾处对于死亡与重生含义的意象营造令人联想起艾略特的《荒原》经典意象片段，作品所传达的灰色感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谭畅的《星星坡哀歌》与沙克的《贫穷的爱》以跳跃的、非理性的语句与意象，用一种魔幻般的表现手法，传达出诗人内心深处焦虑的、悲凉的感觉与体验。杨小滨的《我在台湾海峡数鲸鱼》同样以魔幻意象与手法来表达诗人对于鲸鱼的敬畏心态，但传达出一种毁灭的恐惧混杂着探险的喜悦的奇特感受。花语的《更多的葵花低下头来》与石厉的《咖啡》则以幻觉意象的精准营造，表达出诗人黑暗、悲哀、痛苦的生命内在体验。谭克修的《荒地》以精确的语言与对比、反讽的手法，表达出对于事物的悖谬性情感体验。胡丘陵的《我与一个耳聋的人交谈》则巧妙的利用感官的通感与错位效果，生动的表现出了诗人倾听交响曲音乐会的现代性感受。
还有一些诗人的先锋写作，主要体现在语言、形式、修辞层面的刻意追求上。例如，姜念光的《抽时间给你写封信吧》以词与物、能指与所指的对应性联想展开生动叙述，在对事物的荒诞性结局的揭示中展示出诗人优良的词语想象力。汪剑钊的《红豆杉》对于一颗古树的形象予以了精准的勾勒，诗人采取了亦庄亦谐的修辞方式来展示其现代性的语言写作姿态。曹有云的《惜墨》直接表明诗人在写作中追求艺术创造而不追求陈词滥调的语言态度，诗作所用的修辞方式充满现代性色彩。康城的《一句话》、张春华的《有一些词刚刚诞生》、马海轶的《写作不关灵感》则对诗歌创作的过程进行了具有“元写作”色彩的语言呈现，呈现过程生动、到位，凸显出几位诗人身上极为自觉的词语意识。马非的《一场雨》运用纯口语的形式叙述了诗人对于一场雨的观察过程，那种平面化的写作方式凸显出生活无聊的真相与本质。刘春的《孩子》运用口语叙事方式生动地刻画出一位坦诚、可爱的早熟儿童形象，诗人对于儿子的内在欣赏与诗作的反讽语调构成微妙的张力关系。江合的《我为什么是诗人》同样运用口语来对自己成为诗人的原因进行真实、到位的自我分析，诗作传达出远超年少诗人的内在幽默与反讽态度。朱涛的《一场雨》运用长短句式来表达诗人对于生命充满戏剧性与荒诞性的体验与感受，诗作鲜明的形式感令人印象深刻。
在形式建构上给人以非常强烈印象的应该属于叶延滨的《水声》，诗人运用“听见”、“声音”这两个关键词语并采用了重复的手法，来给读者造成视觉与听觉上的强烈刺激效果，其形式与内容的异质混成性颇具先锋诗歌的审美特质。与此相类似，青年女诗人高璨在其诗作《独处》中也全部采用的排比方式，具有鲜明的视觉与听觉效果，有力地表现了作者的孤独生命体验。
向度之六：智性写作与形而上写作
所谓智性写作，是指诗人在写作中并不以抒情言志为追求目标，而是重视对于人生感悟与思想智慧的艺术传达。简言之，智性写作是现代诗的主要特征之一。而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智性写作通常是建立在诗人对于外部世界与自我内心的观察、体验与感悟的基础之上。
陈先发的《自然的伦理》通过对于诗人一个日常生活场景的生动描述，呈现了诗人与自然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并从中揭示出人类无法摆脱的自然的伦理，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示。臧棣的《大觉寺归来》叙述了诗人一次从大觉寺游玩归来后的心灵顿悟，诗人从一座废墟上觉悟到人生的空白与深奥，诗作形式工整，修辞严谨，节奏舒缓从容。梁平的《卸下》直接表达诗人在名利场上卸下面具、追求心灵轻松与精神自由的人生感悟，朴素自然的语言衬托出诗人对于无欲无求的生命境界的回归心态。庄晓明的《我已年逾五旬》以中年心态审视自己的生命，诗人用真诚的心灵自白表达自己对于人生价值的虚无体验，给人以宁静的沉思。熊国华的《剪头发》从自己剪头发的日常生活场景的观照中，觉悟到生命的烦恼如同头发一样是无法彻底铲除的，诗作语境透明，语调平静。慕白的《春中茶园作》从茶叶的制作过程联想到生命的存在与死亡结局，诗人对于茶道与人心的感悟充满禅意般的智慧。与慕白相反，韩庆成的《从火车到动车》则体现出诗人的社会现实关怀意识，诗人从列车颜色、列车途经的城市以及旅客梦想的内容变化着眼，运用简洁、生动的语言与意象，非常机智地揭示出当下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智性写作是诗人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与见闻中提炼思想与智慧的写作行为，它具有浓厚的经验色彩。有些诗人却在一种冥想状态中，直接对生命、死亡、命运、时间、存在等宏大与深奥的命题展开沉思，具有超验色彩与哲思意味，属于一种形而上写作。例如，王家新的
《在你的房间里》把房间里的照片以及在街道上散步遇到的树与人为观照对象，诗人以一种突发奇想的方式，指出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精神的相通性与命运的相似性，呈现出对于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诗作形式工整，表达精准。于坚的《大象十章》以客观性的态度对于大象的形象予以了全方位的观照与塑造，诗人着力揭示了大象的生存状态以及在生活中负重前行的悲剧性命运，诗作的叙述语言绵长而表达精确，时空的开阔正好与深远的立意构成对应关系。吕约的《驳奥登》以诗人与西方现代诗巨擘奥登一场想象性的精神对话为开端，诗人以非常简洁、有力的语言，表达了对于独属于诗人的孤独、严酷的命运的深刻觉悟与本能抗争，具有醍醐灌顶般的思想开悟效果。与此相类似，卢卫平的《废弃的铁轨》以质朴的场景描写，对当下诗人找不到精神归宿的命运主题进行了形而上的追问，诗作意象画面鲜明，情绪忧伤迷茫，引人深思。刘剑的《一颗树的命运》则直接将人与树的生存境遇展开了对比性的思考，在人不如树的命运评判中，诗人所展示出来的理性抽象思辨能力，为作品带来了一种哲思色彩，值得赞许。
总之，智性写作与形而上写作是对当下平面化写作、形而下日常叙事潮流的有效反拨，它有力的规避了当下无难度写作现象的不良倾向，确立了思想与哲学在诗歌写作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与地位。
向度之七：地域性写作
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在其诗歌文本中彰显独特的本土经验，是今日中国诗人们必然性的写作方向与自觉的艺术选择。因而，立足于本土审美文化经验呈现的地域性写作在当下诗坛的大行其道，便有其充分的理由与思想土壤。
一般而言，地域性写作是指诗人们以特定地域的地理风景、民俗风情、历史传说、人文掌故等地域文化经验内容作为审美书写对象。本土意象与地域经验，可以视作地域性写作具有标志性的形式与内容。例如，来自新疆的诗人在其笔下常常是有意无意的呈现出边疆意象与新疆经验：彭惊宇的《春天的雄烈马》对新疆特产的雄烈马进行了高度艺术化的勾勒与塑造，作品语言生动、有力，想象丰富、超拔，风格雄放、奇崛，境界魔幻，大气磅礴，给读者留下五色斑斓的深刻视觉印象。亚楠的《羯鼓》则对于新疆羯鼓震撼人心的听觉形象给予了简洁、有力的意象呈现，诗人描写羯鼓的艺术感觉几近于出神入化的境地。来自青海的诗人杨廷成在诗作《高处的青稞》中通过典型的“青稞”意象描述，塑造出高原人民纯朴、豪爽、热情的文化性格，作品语言质朴、明朗、奔放，情感与形式相得益彰。来自西藏的诗人萱歌在其诗作《尼玛三章》中对藏北的山川风景进行了生动传神的描述，展示出作者作为一名藏地诗人在自然面前存有的虔诚、敬畏与膜拜态度。来自四川的诗人赵晓梦的诗作《宽窄巷的下午茶》对成都一条著名街道悠闲的品茶场景进行了细节描写，作品由四个诗节构成，形式工整，暗含一年四季的时间寓意，而作品的叙述语调从容、舒缓，正透出老成都所崇尚的慢生活的城市韵味。来自山西的诗人郭新民的诗作《沁河是一条亲切的河流》对太行山山区一条河的景致进行了质朴、细致的描叙，作品语言清新，情感真挚，表现了诗人对于当下主流社会价值的观念认同。
还有一批诗人，致力于游记性写作，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游记写作也视为一种地域性写作，因为这是以他者的眼光对于某一地域的陌生化打量与审美书写。例如，龚学敏的《在鄂尔多斯草原谒成吉思汗陵》对鄂尔多斯草原的风景与人物进行了富有层次的书写，作品视野开阔，意象设置富有草原特色，诗人以巧妙的构思表达其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虔诚的敬意。高兴的《远处》以江西婺源这个中国南方古村落风貌作为书写对象，诗人对油菜花、桥边的船、新茶等原生态的事物与意象进行了充满古典美感的叙述，表现了诗人的一种新桃源体验。祁人的《百丈漈》对浙江文成境内三叠泉的壮观风景予以了精彩的描写，诗作语言流畅，气势奔涌，意象鲜明，诗人丰富的联想使得诗作的境界顿时得以提升。倮倮的《洱海》用主观意象的方式表达了诗人对于洱海的热爱情感，作品语言表达精确、到位，想象大气，境界开阔，令人回味无穷。罗鹿鸣的《哈拉库图城》以诗人访问青海一座著名历史名城为情思抒发对象，作品意象丰富，语言流畅而有力，情感饱满而真挚，结尾处对于遭受苦难的当代大诗人昌耀与时代错位关系的勇敢揭示，凸显了该诗锐利的思想力量。李云的《古寺在心》则记录了诗人一次寻访南山古寺的心路历程，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力与超人的观察力，对古寺的形象予以了立体性的传神描述，作品语言干净，表达精确，结尾处幡然感悟闪现出禅宗般的智慧，不妨将此诗视作诗人的一次精神游记。
向度之八：审美写作
在当下，有越来越多的诗人重新审视中国诗歌的美学传统，重视诗歌的意象呈现与抒情功能，回归诗歌的审美写作向度。
放眼今日诗坛，有些诗人侧重意象性写作向度。举例来说，树才的《一颗马尾松——赠阿野》将马尾松作为诗中“阿野”的意象造型，诗作意象设置鲜明、生动而独特，语言表达精准、有力，全诗形式工整，想象丰富，意境悠远，展示出诗人深厚的艺术功底。大卫的《了不起的图钉》对黄昏河上落日进行意象性描绘，诗人将落日联想成图钉，意象显得大胆、奇崛而鲜明，对于落日景象的刻画非常精彩传神，令读者难以忘怀。高作余的《老虎的自画像》以老虎的视角与口吻刻画了一头百兽之王的威猛形象，作品中的意象奇幻、峭拔，展现出诗人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想象力。欧阳白的《断章》对蜻蜓、二胡、大和尚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与物进行了印象书写，作品意象平中见奇，鲜活传神，韵味十足。阎志的《虚石牧场》描绘了一个乡间牧场的日常场景，作品意象画面鲜明，语调恬淡，充满怀旧、温馨、悠闲的情绪，传达出诗人具有古典品质的情感体验。
有些诗人在审美写作中则更倾向于抒情性写作向度，体现出诗人身上的浪漫主义精神。例如，张战的《没有比秋刀鱼更好听的名字了》以秋刀鱼的视觉形象为切入点，展开了对于诗人所牵挂的亲人的日常生活场景的生动描述，诗作虽然不乏精妙的意象呈现，但作品重点表达了诗人对于亲人的深切思念与温柔情感。周占林的《字库阁里寻找一个词语》表达了诗人对于字库阁这样一个地方与场所眷恋不舍的强烈情感，作品由开始的爱与期望转向到后来的忧伤，给人以情绪上的深深感染。在其中，抒情的强度与纯度体现在诗人们的爱情诉求上。例如，在度母洛妃的《爱之无题》一诗中，诗人用真诚而含蓄的语言诉说了“我”对“你”的脉脉深情，展现出古典爱情的境界，令人倍感温馨。与度母洛妃颇为类似，王舒漫在其诗作《大雪有自己的歌》中也以自白方式，表达了“我”对“你”的一片痴情，作品对大雪景象的描述，反衬出诗人对于自己爱人的内在热情，节制而忧伤的言说语调，表达着作品古典而浪漫的爱情体验。与前面二位女诗人的爱情诉求不大相同，安妮的《夜的光线》以上帝之子般的赤诚之爱描述了白血病患儿与病魔抗争情形，诗人发自灵魂深处悲天悯人的博爱情怀的真诚表达可谓感人至深。
更多的情况下，意象与抒情有机结合的审美写作向度为更多的诗人有意无意地所采纳，例如，华清的《麦地的三月——致海子》在对海子的经典诗歌意象“麦地”进行一种互文性书写的基础上，诗人对海子身前身后的精神命运给予了准确、到位的诗性阐述，诗作中生动、精彩的意象呈现与场景描叙，与诗人对于海子的深切理解与深刻同情相得益彰，水乳交融。李少君的《西山如隐》采用了一种叙事方式来表达诗人对于名士风度的追求意愿，诗人用愿意成为西山的人生假设来呈现其与世无争的恬淡心境，作品平静的语调与优雅的情绪相匹配。庄伟杰的《夜半时分》以心灵自白的方式来表达诗人对于生命存在的感悟，诗作语言自然、从容、款款道来，意象跳跃有致，想象丰富而自然，情调古典而浪漫，体现出诗人对于高洁生命境界的执着追求，情感真挚而洒脱。陈小平的《看见》在温馨的场景描写中通过诗人与儿子的一番心灵对话，以情景剧的表现手法展示了父子之间的骨肉深情。
以上八种诗歌写作向度的归类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而在实际上，不同诗歌写作向度之间均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交集与重合现象。总体来看，当下的中国新诗写作在展示美学生态与艺术格局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方面，以及在呈现诗人们审美情感经验的深度与宽度方面，整体上取得了颇为扎实的成绩，当然限于篇幅与视野，不少优秀诗人的优秀诗作（尤其是长诗作品）未能论及，存在遗珠之憾。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踏上百年新诗再出发初始旅程的老、中、青几代中国当代诗人，一定会带着人们沉甸甸的希冀，在下一个百年新诗的岁月征途上继续行稳致远，努力为我们创造出更为璀璨的艺术景观！
主要参考文献：
1、谢冕：《中国新诗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2、洪子诚、刘登瀚：《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4、李怡：《中国新诗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5、张清华：《猜测上帝的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谭五昌
江西永新人。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贵州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南昌航空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已出版《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诗意的放逐与重建——论第三代诗歌》、《中国新诗排行榜》、《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海子诗歌精品》、《在北师大课堂讲诗》（5卷本）等学术著作及诗歌类编著三四十余种。2012年，主编10卷本的“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昆仑出版社出版）。自2011年起至今，发起并主持年度“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近十余年来，先后担任徐志摩诗歌奖、闻一多诗歌奖、海子诗歌奖、杨万里诗歌奖、昌耀诗歌奖等国内重要诗歌奖项的评委与负责人。曾应邀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鲁迅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广西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贵州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澳门大学等国内四五十所高校与研究机构做过中国当代诗歌、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现象等专题学术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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