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脸·张桃洲(宋醉发摄影，2007年，北京)
张桃洲，1971年生于湖北天门。2000年12月在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张桃洲诗论选
《西直门教堂》
在制药厂与酒店之间
是西直门教堂。我每天
沿着拥挤的西内大街返回
瞥见它顶上斑驳的余晖
阳光下制药厂是模糊的
酒店则显得精致。在二者
之间，西直门教堂窄门紧闭
它的内部变得不可解释
它的外部散落着无边的人群
那是冬天里最常见的场景
北方阔大的风敲击着梧桐叶片
一下一下，我的灵魂被混沌充满
不，不是的。我没有努力
去猜测每张过往脸孔的秘密
（1999年，北京）
张桃洲诗论选
诗歌的非朗诵时代
其实，中国诗歌早已进入一个非朗诵时代。自从那场颠覆性的诗学变革，将适于吟唱的律绝词调驱逐出历史的舞台，中国诗歌就开始变得“喑哑无声”了。在此，“诗歌的非朗诵”意味着，诗歌不宜、不能也无法用来朗诵。而取代了那种整饬的律绝的新体诗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朗诵的难以实施。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前辈诗人朱自清曾经准确地指出了汉语新诗之难以诵读的原因：“新诗的语言不是民间的语言，而是欧化的或现代化的语言，因此朗读起来不容易顺口顺耳”；除此以外，“新的词汇，句式和隐喻，以及不熟练的朗读的技术，都是可能的原因”（《朗读与诗》）。
几乎与白话新诗的诞生同步，就有一股反驳的力量试图改变这种“喑哑无声”的局面，这股力量的细流一直绵延到今天。赵元任、陆志韦、李思纯、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林庚、饶孟侃、刘梦苇、孙大雨、叶公超、何其芳、卞之琳、朱光潜、王力、郑敏等等，一代一代诗人和理论家汇入这股反驳的潮流。他们希望通过重建某种诗律，使汉语新诗获得音韵的美感，诸如陆志韦的“节奏不是可怕的罪恶”、闻一多的“三美”说、林庚的“半逗律”，及至当代诗人郑敏的“音调的设计”，均堪称富于建设意义的方案。同时，还有大批直接探求新诗诵读之可能性的实践者，前仆后继，代代不已。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克服语言（现代汉语）的某种先天限制，最终赋予新诗能够与古典诗词相媲美的声律和诗形。诵读正是检验这种努力成效的途径之一，所以在不同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重视。因此，新诗的“喑哑无声”并不能阻止种种让它发声的尝试。当然，新诗声律的获得并不必然通向朗诵，诗歌的朗诵也不仅仅是语言、形式的问题，其功能也不仅仅限于音韵、声律的检验，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时，又有一种关于诗歌朗诵的“高论”，是来自当代诗人于坚的“诗歌无声”说，他强制性地一笔勾销了朗诵所可能具有的全部意义：“朗诵是这种活动，我经常看到这种可怕的场面，某人在一秒钟之前还是个正常人，当他一开口，他忽然疯掉，神经质地手舞足蹈……惨不忍睹。如果诗歌是自然的，那么朗诵就是做作，哗众取宠是必然的，朗诵，就是对诗歌的很不高明的谋杀”。不能不说，于坚这番滔滔不绝貌似雄辩有力的宏论，实则是一段充满偏见和误解的喃喃自语。
当于坚声称，“麦克风的方向是普通话的方向”，“麦克风是一种技术，但这技术的目的就是要歪曲诗歌”，“把朗诵强加给诗歌其实是使它单调”，“一些诗人意识到朗诵的危险，其实那是一个诗歌的断头台，诗歌一旦配上那样的声音……那诗歌就成为声音的裹尸布下面的尸体”，“诗歌如果无效的话，可以通过朗诵来拯救”，云云，他显然把对于朗诵的认识固定化、本质化了，将朗诵所可能具有的丰富形态单一化了。他强加给朗诵如许标签：“标准”、“洪亮”、“普通话”。事实上，有各式各样的朗诵，如同有各式各样的写作，一个人的朗诵不能替代、覆盖其他人的朗诵。这里并不否认，在现实中常常会遇到某种“做作”的、表情和姿势极度夸张的朗诵，但那些败坏胃口的朗诵并不代表朗诵的全部，也不能因此取消所有的朗诵。此外，将诗歌缩减为一种“无声”是于坚自己的发明。如前所述，即使在被认为是“喑哑无声”的现代新诗那里，诗歌也并非完全是“无声”的。
于坚要求取消朗诵的论谈，表明他的理论思维是犬儒主义的，这些言谈延续了他一贯的独断论姿势。譬如他在《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一文中，十分武断地把中国当代诗歌从语言上区分为两种向度：普通话（书面语）写作和口语写作，认为“普通话把汉语的某一部分变硬了，而汉语的柔软的一面却通过口语得以保持”。这种武断的判定，把一个鲜活的历史命题抽象成一种绝对的结论，其人为制造的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决然对立，实际上消解了他所推崇的口语写作本身的活力。同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于坚的议论大多缺少历史事实和理论依据的支撑。
这种缺乏事实依据的随意论断，在他关于朗诵的“高论”中随处可见。仅以一个小的细节为例，于坚说世界各地的诗人“拒绝朗诵诗歌”，这实属一叶障目、一相情愿的臆想。殊不知，朗诵在世界各地的诗人群中早已成为习惯乃至风尚。就二十世纪西方诗歌界而言，很多优秀的诗人倾心于朗诵自己的作品，如弗罗斯特、阿赫玛托娃、叶芝、艾略特、奥顿等等；甚至有些小说家也喜欢当众朗诵自己的作品，以检验文句的语感和节奏协调与否。这种不顾事实的存在，言之凿凿地表达某种自我“虚构”的做法相当典型。熟悉中国现代历史（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将一己经验扩展为一种普遍定律乃至真理的文人式的自恋与幻觉，曾经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伤害，难道这样的教训还不够吗？
也许，于坚有一点说对了：“朗诵，就是假定诗歌乃是在黑暗中未完成的东西，朗诵才是它的出口”。于坚所反对的这一点，恰好是诗歌理解与接受中常见的现象。对于诗歌写作而言，是否果真有于坚所谓的近乎神秘的“沉默”的“诗歌本身”、“诗歌自己”？为什么不允许人们以各种方式诠释、阐发乃至“歪曲”诗歌，释放自己对于诗歌的“释义性抒情”？为什么不能给予诗歌多种声部、为诗歌“虚构”多种语调？在一定意义上，朗诵，正是一种出于对诗歌进行自我理解、赋予诗歌含义的个体行为。
正因为不同的朗诵显示了对于一件作品的不同诠释，正因为朗诵中包含某种程度的理解和对这种理解的传达，才使朗诵富有较大的感染力，令人们即使在听到某些烂熟于心的诗句时，也仍感到某种内心的震颤。在新诗中，适于朗诵的不只是那些音律特征非常鲜明的作品，一些外形相当“散文化”的诗篇，也会借助于朗诵将其内在的旋律和强烈的情绪的节奏传达出来。例如穆旦的《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
我们的祖先是已经睡了，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所有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只剩下了灰烬的遗留，
在我们没有安慰的梦里，在他们走来又走去以后，
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 ，
锄头，牛轭，石磨，大车，
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
在此，打动人的正是由朗诵释放的语词间的“弦外之音”。
不过，朗诵还有其他重要的超越诗歌本身的文化意义，比如传播。目前此起彼伏于全国各地的诗歌朗诵会，构成了这个传媒时代的一道风景。可以看到，多数朗诵会的朗诵方式、主体与效果，与前些年相比已有较大改变，那种表面化的、千腔一律的朗诵正遭到摈弃，而代之以真正的表演性和鲜活感。不管朗诵会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如何，应该说，正是朗诵使得诗歌的发声和传播更为便捷，让诗歌“融入”到喧嚣的市井生活和都市场景。当代诗人朱朱认为：“朗诵会也许是这样一种方式，迫使诗开口吐露一些东西，无论这样做是否自然；它最好的结果，就像花粉通过声波播撒着，到达听众，完成了一次有意无意的授精，在此后短暂或漫长的时日里，会有人感到有诗意在自己的体内孕育着”。另一位诗人西渡对此也深有体会：“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和诗歌的本质——交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它也正是人的本质的一种体现”。还有人形象地把朗诵比喻为一种替诗歌褪去“隐身衣”的行为，正是它让普通的大众一睹诗歌的芳容。
必须指出，虽然各地的朗诵会如火如荼，甚至像中央电视台这样重要的媒体，连续两年倾力推出了引人瞩目的“新年新诗会”，但今天仍然不是一个于坚所指责的“朗诵时代”。在这个网络、通讯越来越发达的年代，对于诗歌来说，沟通依然是致命的问题。这令人不免设想，处于光影声色的境遇之中，诗歌作为人类经验的表达形式，如何葆有自己的独特性？语言，仍旧是语言构成了诗歌的独特质地。在匆促的生活中，当一切遭到压缩、碾碎，唯有语言和语言的声音需要悠然从容。
的确，这是一个诗歌的非朗诵时代。因为，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倾听诗歌。但这种境况并不能遏止人们对朗诵的期待，期待另一种意义的朗诵：作为理解、交流的语言的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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