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脸·张桃洲(宋醉发摄影,2007年,北京)
张桃洲,1971年生于湖北天门。2000年12月在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张桃洲诗论选
《西直门教堂》
在制药厂与酒店之间
是西直门教堂。我每天
沿着拥挤的西内大街返回
瞥见它顶上斑驳的余晖
阳光下制药厂是模糊的
酒店则显得精致。在二者
之间,西直门教堂窄门紧闭
它的内部变得不可解释
它的外部散落着无边的人群
那是冬天里最常见的场景
北方阔大的风敲击着梧桐叶片
一下一下,我的灵魂被混沌充满
不,不是的。我没有努力
去猜测每张过往脸孔的秘密
(1999年,北京)
张桃洲诗论选
诗歌的非朗诵时代
其实,中国诗歌早已进入一个非朗诵时代。自从那场颠覆性的诗学变革,将适于吟唱的律绝词调驱逐出历史的舞台,中国诗歌就开始变得“喑哑无声”了。在此,“诗歌的非朗诵”意味着,诗歌不宜、不能也无法用来朗诵。而取代了那种整饬的律绝的新体诗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朗诵的难以实施。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前辈诗人朱自清曾经准确地指出了汉语新诗之难以诵读的原因:“新诗的语言不是民间的语言,而是欧化的或现代化的语言,因此朗读起来不容易顺口顺耳”;除此以外,“新的词汇,句式和隐喻,以及不熟练的朗读的技术,都是可能的原因”(《朗读与诗》)。
几乎与白话新诗的诞生同步,就有一股反驳的力量试图改变这种“喑哑无声”的局面,这股力量的细流一直绵延到今天。赵元任、陆志韦、李思纯、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林庚、饶孟侃、刘梦苇、孙大雨、叶公超、何其芳、卞之琳、朱光潜、王力、郑敏等等,一代一代诗人和理论家汇入这股反驳的潮流。他们希望通过重建某种诗律,使汉语新诗获得音韵的美感,诸如陆志韦的“节奏不是可怕的罪恶”、闻一多的“三美”说、林庚的“半逗律”,及至当代诗人郑敏的“音调的设计”,均堪称富于建设意义的方案。同时,还有大批直接探求新诗诵读之可能性的实践者,前仆后继,代代不已。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克服语言(现代汉语)的某种先天限制,最终赋予新诗能够与古典诗词相媲美的声律和诗形。诵读正是检验这种努力成效的途径之一,所以在不同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重视。因此,新诗的“喑哑无声”并不能阻止种种让它发声的尝试。当然,新诗声律的获得并不必然通向朗诵,诗歌的朗诵也不仅仅是语言、形式的问题,其功能也不仅仅限于音韵、声律的检验,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时,又有一种关于诗歌朗诵的“高论”,是来自当代诗人于坚的“诗歌无声”说,他强制性地一笔勾销了朗诵所可能具有的全部意义:“朗诵是这种活动,我经常看到这种可怕的场面,某人在一秒钟之前还是个正常人,当他一开口,他忽然疯掉,神经质地手舞足蹈……惨不忍睹。如果诗歌是自然的,那么朗诵就是做作,哗众取宠是必然的,朗诵,就是对诗歌的很不高明的谋杀”。不能不说,于坚这番滔滔不绝貌似雄辩有力的宏论,实则是一段充满偏见和误解的喃喃自语。
当于坚声称,“麦克风的方向是普通话的方向”,“麦克风是一种技术,但这技术的目的就是要歪曲诗歌”,“把朗诵强加给诗歌其实是使它单调”,“一些诗人意识到朗诵的危险,其实那是一个诗歌的断头台,诗歌一旦配上那样的声音……那诗歌就成为声音的裹尸布下面的尸体”,“诗歌如果无效的话,可以通过朗诵来拯救”,云云,他显然把对于朗诵的认识固定化、本质化了,将朗诵所可能具有的丰富形态单一化了。他强加给朗诵如许标签:“标准”、“洪亮”、“普通话”。事实上,有各式各样的朗诵,如同有各式各样的写作,一个人的朗诵不能替代、覆盖其他人的朗诵。这里并不否认,在现实中常常会遇到某种“做作”的、表情和姿势极度夸张的朗诵,但那些败坏胃口的朗诵并不代表朗诵的全部,也不能因此取消所有的朗诵。此外,将诗歌缩减为一种“无声”是于坚自己的发明。如前所述,即使在被认为是“喑哑无声”的现代新诗那里,诗歌也并非完全是“无声”的。
于坚要求取消朗诵的论谈,表明他的理论思维是犬儒主义的,这些言谈延续了他一贯的独断论姿势。譬如他在《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一文中,十分武断地把中国当代诗歌从语言上区分为两种向度:普通话(书面语)写作和口语写作,认为“普通话把汉语的某一部分变硬了,而汉语的柔软的一面却通过口语得以保持”。这种武断的判定,把一个鲜活的历史命题抽象成一种绝对的结论,其人为制造的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决然对立,实际上消解了他所推崇的口语写作本身的活力。同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于坚的议论大多缺少历史事实和理论依据的支撑。
这种缺乏事实依据的随意论断,在他关于朗诵的“高论”中随处可见。仅以一个小的细节为例,于坚说世界各地的诗人“拒绝朗诵诗歌”,这实属一叶障目、一相情愿的臆想。殊不知,朗诵在世界各地的诗人群中早已成为习惯乃至风尚。就二十世纪西方诗歌界而言,很多优秀的诗人倾心于朗诵自己的作品,如弗罗斯特、阿赫玛托娃、叶芝、艾略特、奥顿等等;甚至有些小说家也喜欢当众朗诵自己的作品,以检验文句的语感和节奏协调与否。这种不顾事实的存在,言之凿凿地表达某种自我“虚构”的做法相当典型。熟悉中国现代历史(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将一己经验扩展为一种普遍定律乃至真理的文人式的自恋与幻觉,曾经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伤害,难道这样的教训还不够吗?
也许,于坚有一点说对了:“朗诵,就是假定诗歌乃是在黑暗中未完成的东西,朗诵才是它的出口”。于坚所反对的这一点,恰好是诗歌理解与接受中常见的现象。对于诗歌写作而言,是否果真有于坚所谓的近乎神秘的“沉默”的“诗歌本身”、“诗歌自己”?为什么不允许人们以各种方式诠释、阐发乃至“歪曲”诗歌,释放自己对于诗歌的“释义性抒情”?为什么不能给予诗歌多种声部、为诗歌“虚构”多种语调?在一定意义上,朗诵,正是一种出于对诗歌进行自我理解、赋予诗歌含义的个体行为。
正因为不同的朗诵显示了对于一件作品的不同诠释,正因为朗诵中包含某种程度的理解和对这种理解的传达,才使朗诵富有较大的感染力,令人们即使在听到某些烂熟于心的诗句时,也仍感到某种内心的震颤。在新诗中,适于朗诵的不只是那些音律特征非常鲜明的作品,一些外形相当“散文化”的诗篇,也会借助于朗诵将其内在的旋律和强烈的情绪的节奏传达出来。例如穆旦的《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
我们的祖先是已经睡了,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所有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只剩下了灰烬的遗留,
在我们没有安慰的梦里,在他们走来又走去以后,
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 ,
锄头,牛轭,石磨,大车,
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
在此,打动人的正是由朗诵释放的语词间的“弦外之音”。
不过,朗诵还有其他重要的超越诗歌本身的文化意义,比如传播。目前此起彼伏于全国各地的诗歌朗诵会,构成了这个传媒时代的一道风景。可以看到,多数朗诵会的朗诵方式、主体与效果,与前些年相比已有较大改变,那种表面化的、千腔一律的朗诵正遭到摈弃,而代之以真正的表演性和鲜活感。不管朗诵会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如何,应该说,正是朗诵使得诗歌的发声和传播更为便捷,让诗歌“融入”到喧嚣的市井生活和都市场景。当代诗人朱朱认为:“朗诵会也许是这样一种方式,迫使诗开口吐露一些东西,无论这样做是否自然;它最好的结果,就像花粉通过声波播撒着,到达听众,完成了一次有意无意的授精,在此后短暂或漫长的时日里,会有人感到有诗意在自己的体内孕育着”。另一位诗人西渡对此也深有体会:“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和诗歌的本质——交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它也正是人的本质的一种体现”。还有人形象地把朗诵比喻为一种替诗歌褪去“隐身衣”的行为,正是它让普通的大众一睹诗歌的芳容。
必须指出,虽然各地的朗诵会如火如荼,甚至像中央电视台这样重要的媒体,连续两年倾力推出了引人瞩目的“新年新诗会”,但今天仍然不是一个于坚所指责的“朗诵时代”。在这个网络、通讯越来越发达的年代,对于诗歌来说,沟通依然是致命的问题。这令人不免设想,处于光影声色的境遇之中,诗歌作为人类经验的表达形式,如何葆有自己的独特性?语言,仍旧是语言构成了诗歌的独特质地。在匆促的生活中,当一切遭到压缩、碾碎,唯有语言和语言的声音需要悠然从容。
的确,这是一个诗歌的非朗诵时代。因为,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倾听诗歌。但这种境况并不能遏止人们对朗诵的期待,期待另一种意义的朗诵:作为理解、交流的语言的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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