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书店回到中国了，这一年，它一百零四岁。
上个世纪，这家被称为“上海名物”的传奇书店在上海经营了近三十年，它是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的“书房”和“会客室”，这里定期举办的漫谈会让文艺青年流连忘返，当危险迫近时，它还是左翼作家最信赖的避难所。
鲁迅与青年们
这期间，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与鲁迅等人结成了深厚友谊，直至1947年内山被遣返回国，书店歇业，留下历史的遗憾。
2013年，天津籍导演赵奇前往东京拍摄内山家族后人开设的内山书店，筹划将内山的遗志和一代人的记忆带回中国。2019年，内山家族成员访津并表达了同样夙愿，得到多方人士的支持。
上个月，内山书店正式落户于天津。推开书店尘封的大门，仿佛还能看见坐在藤椅上翻书的文豪，立于书架旁蹭读的青年，为客人倒茶的店员，和那个曾经存在过的黄金时代。
内山书店天津店内
01
32岁的眼药水推销员内山完造在上海开书店那年，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了北京，教育部佥事周树人正沉迷于拓本研究，那篇石破天惊的《狂人日记》尚在沉睡，日后常来蹭书看的郭沫若还在东渡学医。
内山书店诞生的原因有二，完造和妻子都信教，想在上海代销《圣经》等宗教书籍，再则他常年出差，得给妻子找点事儿做，“开个副业，万一眼药水的生意不好做了，也不至于流落街头。”
于是，1917年夏天，在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11号，多了一家袖珍书店。说是书店，店面就是内山家二楼的一个玄关，没有书架，百十来本书刊随意摆在柜橱上，来看书的多是在上海的日本基督徒。
内山书店旧景
由于地处公共租界，内山书店不受当局的管辖，而受到各方监管的左翼书籍在店里也能买到，渐渐地，来看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1922年，内山把弄口的两幢巷堂打通，搬来七八张沙发围着一张小桌子，看书累了的顾客可以坐下来喝茶、聊天，久而久之，这里成了书店的“漫谈席”，中日两国的文化人物慕名前来，“内山漫谈会”成了上海重要的文化活动。
漫谈会没有固定时间，见有人起了谈兴，老板内山会说，“欢迎您来，请坐”，两人、五人、八人都能聊得起来，受邀坐下的可能是与梅兰芳齐名的京剧演员欧阳予倩，也可能是旅日归来的青年文学家田汉，二十出头的他敢说敢言，“老板，南陈北李都来这儿买过书，你这里是无产阶级俱乐部啊！”能侃懂吃的郁达夫也是常客，这位常在城隍庙老松盛下馆子的作家说，“I’m not a fighter, but only a writer.”（我不是一个战士，只不过是一个作家。）
郁达夫（1896—1945），作家，曾著《沉沦》《故都的秋》等。
1926年，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访沪，刚到便听人说，“想了解中国文坛的最新气象，一定要去内山书店看看。”几天后，欧阳予倩和田汉发来请柬，内山老板设宴漫谈，书店二楼群贤毕至。
受到热烈欢迎的谷崎起身致辞：“今日中国新文化运动如此兴盛，让我不禁想起自己和新进作家（指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等人）的往日时光，一旦回国，我会把今天的情形作为旅途第一号见闻告诉他们。”
内山漫谈会的来客总是流连忘返，访沪的新感觉派小说家横光利一直到快开船才匆匆离去，嘴里还说，“不想走啊，这里比上街参观有意思。”
漫谈十余载，善于倾听纪录的老板内山写下了对中日两国社会世俗研究的随笔集《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为其作序的是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朋友鲁迅。
“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国，到各处去旅行，接触了各阶级的人们的，所以来写这样的漫文，我以为实在是适当的人物。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漫文，不是的确放着一种异彩吗？”
02
“老板，麻烦你把这些书送到宝乐安路景云里23号。”
自打进门，内山就注意到了这位身穿蓝色长衫，个子不高，走路很特别的客人，虽然身形单薄，但清亮的眼神使人无法忽视。
“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
“叫我周树人就好。”
“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吗？我知道您刚从广州来上海，前两天是不是到过鄙店，失礼呀！”
那是1927年10月的一天，鲁迅第二次走进内山书店，店员王宝良记述了鲁迅几天前第一次到店买书的经过，“那人头发长得很长，有一点小胡子，咬着一个竹制的烟嘴。先顺着书架一声不响地浏览一周，然后返回来选书，装帧、书名、目录都不放过。仅从衣着上看，不像能买得起书的人，因为每本书最少也要一两块钱呢！而这个人，一选就选了十几本，总共要50多元，已经超过我们一天的营业额了。”
从那之后九年，鲁迅共到内山书店买书、会友500余次，购书多达千册。
最初的日子，内山记忆中的鲁迅总是叼着烟卷儿，飘飘然地走进来，买完书又飘飘然地回去。熟了之后，店里的人已经不把鲁迅当外人，偶尔还有顾客错把鲁迅当成老板，逗得他哈哈大笑，和内山的关系也渐无拘束。
鲁迅与内山完造
“老板，我结婚了。”
“跟谁呀？”
“跟许。人们太为我们操心了，说这说那的，不结婚，反而于心不安了。”
“老板，《泰山》上映了，我俩应该都不会去非洲山里，要不一起去看看吧。”
“老板，你的漫谈文集可不能光写中国好的一面，那不仅会助长国人自满的情绪，也不利于革命事业的推进。”
1929年，内山书店规模扩大，从北四川路魏盛里迁到了施高塔路11号，店里靠窗的位置有了一张藤椅——鲁迅的专座，先生每次来都面朝里坐，内山老板坐在对面相陪，有时进店的学生认出了鲁迅，就会躲在角落小声议论，这时先生就会长叹一声，“又有人讨论我了，算了，回家吧。”
遇到论战的“对手”，先生会选择视而不见，与他“翻脸极早”的作家叶灵凤在日记里写道，“我与鲁迅从未通信，也从未交谈。左联开会时对坐互相观望，在内山书店时常相见，但从不招呼。”
对于上进的青年，先生还是乐于相助的。
当时二十多岁的夏衍常去买书，内山对这位爱读左翼进步书籍的年轻人印象深刻，一天夏衍终于有机会认识鲁迅，他用绍兴话作了自我介绍，“我在先生的《语丝》投过稿，笔名是沈宰白。”鲁迅微笑点头。
夏衍（1900—1995 ），中国近代文学、 电影、 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某个阴雨天，内山老板看到一个穿着黄卡其布工人制服的小伙子用手摩挲鲁迅翻译的《毁灭》，不说买，也舍不得放下，看出缘由的鲁迅走过来取下一本《铁流》，对青年说，“两本，一块钱，我卖给你。”
刚才还窘迫万分的小伙子掏出银元，红着眼睛把钱放到先生手里，恭敬地深鞠一躬。
几个月后，带着侄女逛书店的郁达夫对先生说，“我这侄女是学画的，你有什么画册给她一点吧。”鲁迅笑着答应了，不久便送了一本精装的俄国版画集《引玉集》，首印只有五十本，还亲笔写下了编号“37”。
转过年来的初冬，从哈尔滨辗转青岛来到上海的萧军、萧红夫妇在店外看到了先生的背影。推门而进，鲁迅一眼就认出了他俩，在街对面的咖啡馆，两人讲述了曲折的写作经历，先生鼓励他们认识上海，写出更好的作品，还在酒宴上把二萧引荐给茅盾、聂绀弩等左翼作家，后来更是为萧红的《生死场》写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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