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桦借居陈家湾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
他自南京辞教职回渝,到朋友开在主城的公司里挂一个闲职,却在近郊的陈家湾找一间没有厨房、没有厕所的房住下了。
那时我正好也在陈家湾,在位于陈家湾的重庆师范学院授课,住在由学生寝室改制而来的青年教师宿舍。宿舍是四层的青砖筒子楼。筒子楼的格局是过道居中,两边对称排列十数间房,两头分别是公厕和水房。本来住八个学生的寝室,现在住一个教师,房间显得宽敞,但有了家室的住户会把蜂窝煤灶或者煤油炉摆在自家门口,旁边放置一张被学校弃用的旧课桌作为操作台。过道里本有照明的灯,但疏于维护,大部分亮不起来。在过道上做饭炒菜,会从室内拉一盏白炽灯,挂在门旁的砖墙上。如果不在饭点,过道里就暗得像永久的黄昏。
柏桦会在暮色中穿过陈家湾的街道,穿过筒子楼昏暗的过道,踱到我的房间来。我们在一起消耗了无数的沉默和啤酒。柏桦不善言辞,他的表达都在诗中。在陈家湾借居的两年,是他写作和生活诸方面比较无聊和困顿的关口。柏桦自1970年代末开始写作,他身上的破落贵族气质让他的诗带有古典主义的忧郁氛围。到1980年代末,他写了以《琼斯敦》为代表的一组诗,这些诗具有强度和力量,似乎是在完成一种风格的转变。而此时,他停了下来。他不再写诗,在酒中的我们也不谈及诗。“激情、幻觉早就没有了”,后来他解释到,“写作对我来说,只意味着困难!困难!”1993年,柏桦去了成都,定居下来,并重新开始写作。“我最后离开重庆时,只有你一个人送我。我常想起。”二十多年后,柏桦告诉我。他没有再回过陈家湾。
陈家湾是重庆的一个老地名。从沙坪坝的中心三峡广场,一条马路向西去北碚,起自三峡广场西沿、止于杨公桥东界的一里多长的马路两边,就是陈家湾。我历来认为老地名是不骗人的。
既然“陈家湾”这个名字落在一个“湾”字上,那说明肯定有,或者至少有过,这么一个“湾”。“湾”,从水,《广韵》曰,“水曲也”。由是推断,陈家湾这个地方曾经是有水的,可能是一条大河,也可能是一条小溪,而且还弯成一个美丽的弧形。不知何朝何代,陈家的先民从远处漂泊至此,看上这块风水宝地,不走了,于是陈家湾得名。
现在的陈家湾区域,没有河与溪,看不出先民“逐水而居”的痕迹。我在地图上查看这一带的地形地貌,实在看不出“湾”这三点水该从哪里流到哪里,那一个美丽的弧形又该摆在哪一个位置。会不会陈家湾的地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过移动?这是常有的情况。我大胆设想,最初陈家聚居的陈家湾在靠近杨公桥的地方,那里至今还存有一条小溪叫“清水溪”。清水溪发源自歌乐山,流经杨公桥后,在磁器口注入嘉陵江。那个美丽的弧形应该就是清水溪。陈杨两家隔溪水而居,各自生儿育女,繁衍壮大,两家通好、通婚,甚至为了通行方便,杨家出资修建小桥,以利双方交往。也许是人丁日渐兴旺,各自向后发展,也许是两家逐步生疏,渐行渐远,反正结果是陈家湾的地名慢慢上移,中心点转移到了一里外的现址。
久远的事情难以稽考,但至少从抗战时期起,这里确定就是连接重庆主城与远郊北碚的交通要道。老舍、梁实秋、卢作孚、冯玉祥、林语堂,各界名人或急或徐、或车或马打街上经过,当然还少不了西迁至北碚的复旦大学一众师生。外来人口大量迁入,此地当然不能再由一家一姓独占,繁华随之而来。
我从一本介绍抗战时期重庆工业的书中读到,陈家湾建立了不少工厂,以中小型民企为主。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还剩一家酿造厂,当地人叫它豆瓣厂。陈家湾的居民最熟悉的就是从厂区飘出的发酵味,说不上坏,至少也说不上好。后来有一天突然意识到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闻到这股熟悉的味道,一打听,厂子搬走了。这是陈家湾最后的工业。
重庆师范大学创办于1954年,最初叫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几年后改名为重庆师范学院,再过几年恢复原名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后又再度改名为重庆师范学院,直到2003年使用新的名字重庆师范大学,校名算是稳定下来。但校址一直在陈家湾。
20世纪80年代初,傅维和燕晓东分别在这所大学的中文系和外语系就读,他们写诗,是最早的一批校园诗人,但两人少有交集。
傅维是一位穿着咖啡色得体风衣的文雅少年,那是当年初见时留下的记忆。他的圈子是柏桦、张枣、郑单衣等“阴柔”一路的诗人。陈家湾地处要冲,是各路游侠落脚和汇聚的好地方,柏桦和张枣常来此邀约傅维。据说远在北碚的柏桦第一次到学生宿舍找到傅维,见面的第一句话是:“太好了,太好了。我一看就知道肯定是写好诗的人。”跟傅维交往更密切的是张枣。
张枣在几公里外的歌乐山脚下读英美文学的研究生,我与他同校、同系、同级,他读研究生,我读本科。张枣在校时写出了《苹果树林》《镜中》《早晨的风暴》等有广泛影响的作品,他对傅维有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从长远来看是负面的。在傅维看来,张枣已经写出了傅维想写的诗,那么傅维就不必再写了。这使得这位柏桦认为“肯定是写好诗的人”不思进取,与诗歌的关系若即若离,耽误了天生的好才情。
陈家湾还有另外一路诗人汇聚。与燕晓东交善的是尚仲敏、王琪博等生猛的“杀伐型”诗人。他们眼中没有规矩,他们要自己制订规矩。尚仲敏这个重庆大学的工科男,在从民主湖到陈家湾这三公里路来来回回地穿行中,写出了《卡尔·马克思》《桥牌名将邓小平》等最早的一批“口语诗”,还跟燕晓东一道整出了一个大动静,那就是名动江湖的“大学生诗派”和《大学生诗报》。《大学生诗报》是一份铅印的对开大报,选稿、编校、排版、印刷都显得专业,在当时的民间诗报中很突出。他们把报纸派送到各大学,由那里的诗人在校园里摆摊售卖。我就帮着叫卖过《大学生诗报》。尚仲敏和燕晓东之经商兴趣,在学生时代就有所显露。
年过半百的刘清泉,有一大半年岁是在陈家湾虚度的。当我写下“年过半百”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被自己吓了一跳。我初识此人是1990年到重庆师范学院任教之时,他刚晋大三,尚不到20岁,担任学生文学社的“头目”。校园诗歌进入20世纪90年代已经式微,疾风暴雨式的诗歌运动被和风细雨般的诗歌雅趣所取代,但他身边还是集聚了一众热爱诗歌的学友:曾奇、白勇、韩宏丽、王仕勇、赵光霞、谢祥林……这些名字后来并没有停留在诗歌中,这跟1980年代沾上诗歌就戒不了的惯例已经不同。倒是一个新毕业的叫唐政的中文系学生,保留了1980年代习诗者坚持的秉性。
他被分配到了荒郊野外,但时不时盘桓在陈家湾附近,像是放心不下这些在他之后写诗的学弟。他豪气干云地说话,天一句、地一句地许诺,颐指气使地与学弟们论诗,以及对诗歌语言的精耕细作,彼时如是,而今依然。
与刘清泉的第一面,我已经不记得了(不知道他记得否?)。记得的是受邀去他打理的学生文学社做讲座。大致是他听说学校来了一个学诗歌专业的青年教师,便误以为能分享什么新的观点。讲座上我讲了些什么已经忘记,倒是记得惊动了校团委的领导到现场来核查,发现内容并不出格后才放心离开。原来刘清泉忘记了按规定提前报备。
刘清泉的眼光体现在他从陈家湾的大街上打捞出了一个叫李海洲的文学少年。职高生李海洲在每天由陈家湾车站坐八分钱的公交到石桥铺上课之外,有写一些押韵的文字在文化馆的小报上发表和在街头巷尾提劲打靶两大爱好。大学生刘清泉读到中学生李海洲的作品后,认为孺子可教,便相邀切磋。两人一见如故,纳头便拜,成了三十年的诗歌兄弟。李海洲远离街头杀伐,走上文学正道,便是从认识刘清泉开始的。从陈家湾这条熙来攘往的商业老街,走出了傅维、燕晓东,走出了唐政、刘清泉、李海洲,陈家湾已经够本了。
吴向阳,1965年生于四川自贡,1990年自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毕业后,在重庆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九年,目前在重庆出版集团从事编辑工作。1980年代开始诗歌写作,出版有诗集《时间是我的敌人》。
原载《星星》诗刊理论版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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