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你和你笔下的哪个人物最有共鸣？
波伏瓦：我不知道。我对人物本身的兴趣不及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的兴趣。评论家克劳德·罗伊也这样说过。
《巴黎评论》：在你的每部小说里，我们都能找到一个女性角色被虚假的信念误导最终濒临疯狂。
波伏瓦：很多现代女性都是那样的。女人被迫扮演并非自身所是的角色，比如去扮演青史留名的交际花，去伪装自己的个性。她们都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我很同情这种类型的女人。她们比那些平衡得很好的家庭主妇和母亲更令我感兴趣。当然，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既真实又独立、工作着创造着的女性。
《巴黎评论》：在你的小说里，没有任何一个女性角色对爱情完全免疫。你喜欢浪漫元素。
波伏瓦：爱情是巨大的殊遇，经历真正的爱情（极为罕见）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生命会因此充盈丰富起来。
《巴黎评论》：在你的小说里，好像女人在爱情中的体验更为充分，比如《女宾》里的弗朗索瓦兹，还有《名士风流》里的安娜。
波伏瓦：原因是——抛开其他不谈——女人在爱情中更为全身心地付出，而这又是因为大部分的女性并没有多少别的事情可以为之投入。可能也因为女性更有能力产生深刻的共情，这是爱情的基础。也许还因为比起男性角色，我更容易把自己投射在女性角色上。我笔下的女性角色总是比男性角色内涵更丰富。
《巴黎评论》：你从来没创造过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彰显《第二性》主旨的女性角色，这是为什么？
波伏瓦：我在小说里写的是女性在现实中的样子——矛盾重重的人，而不是她们应该成为的样子。
《巴黎评论》：在写完长篇小说《名士风流》之后，你暂停了小说创作，开始写回忆录。这两种文学形式你更喜欢哪一种？
波伏瓦：两种我都喜欢。它们带给我不同类型的满足和失望。写回忆录的时候，能有现实为我背书令人十分愉悦。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像我这样每天跟随日常现实写作，就会忽略掉某些特定的深度、某种迷思或意义。而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我可以表达这些维度，这些日常生活的弦外之音，却又总有编造的元素令人不安。我的目标应该是创造，避免编造。
长久以来，我一直想要写写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这些人生阶段与我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关系，但在我的任何一本小说中都无迹可寻。甚至在我写第一本小说之前，就已经渴望展开一种心对心的沟通。这是一种非常动情的、非常私人的需求。在写完《端方淑女》（1958）之后，我并不满足，于是考虑再做点别的，但是没能做到。我对自己说，我努力奋斗才获得自由。我用我的自由做了什么？产出是什么？我写了续篇，覆盖了我从二十一岁到此时此刻的人生，从《岁月的力量》（1960）到《事物的力量》（1963）……
《巴黎评论》：几年前，在弗门特的一次作家大会上，卡洛·列维将《岁月的力量》描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因为萨特第一次以凡人的形象出现，你呈现出了一个没有得到公正理解的萨特，一个与传说中的萨特非常不一样的男人。
波伏瓦：我是有意为之的。他不想让我写他。等他看见我讲述他的方式之后，就放手任我去写了。
《巴黎评论》：萨特虽然已经享有二十年的盛名，但是依旧遭到误解，被批评家猛烈地攻击，在你看来，这是为什么？
波伏瓦：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萨特是一个强烈地反抗了自己出身阶级的人，所以那个阶级视他为叛徒。可那恰恰同时也是有余钱、会买书的阶级。萨特的处境非常矛盾。他是一个反资产阶级的作家，作品却被资产阶级所阅读，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受到仰慕。资产阶级在文化上处于垄断地位，认为是自己给了萨特生命；与此同时，又因为他攻击资产阶级而厌恶他。
《巴黎评论》：海明威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曾说：“关于有政治头脑的作家，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如果他的作品得以长存，你读它的时候需要跳过谈论政治的部分。”当然你是不会同意的。你现在依旧相信艺术可以为某项事业“献身”吗？
波伏瓦：海明威恰恰是那种永远不想公开做任何政治表态的作家。我知道他参与了西班牙内战，但他是以记者的身份。海明威从来没有深刻地献身于任何事业，所以他认为文学当中能够永恒的是没有注明日期的部分，是没有任何政治瓜葛的部分。我是不同意的。有许多作家，我喜欢或不喜欢他们是和他们的政治立场有关的。过往的时代里，并没有多少作家的作品真正抱有政治主张。虽然人们阅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阅读他的《忏悔录》抱有同样的热忱，却没有人再去读《新爱洛伊丝》了。
《巴黎评论》：存在主义的全盛时期似乎是从“二战”结束到一九五二年。当下的热点是“新小说”，像德里厄·拉罗谢勒、罗杰·尼米埃这样的作家。
波伏瓦：法国确实在向“右”回转。新小说本身并不是反对政治社会变革的，新小说的作家也不是。支持他们的人可能会说，这些作家想要废除某些资产阶级陈规。但是他们并不是打算扰乱什么。从长期来看，戴高乐主义把我们带回了贝当主义，可以预料，像拉罗谢勒这样的合作者以及尼米埃这样的极端反对变革派会重新得到很高的声望和评价。资产阶级再次展露出真面目：这是一个反对变革的阶级。看看萨特的《文字生涯》所取得的成功就知道了。
这其中有几点值得留意。那本书就算不说是他最好的一本书，至少是最好的作品之一。按照任何考量标准，那都是一本出色的书，激动人心地展现了娴熟的技艺，是非常精彩的写作。与此同时，那本书能够大获成功是因为它是一本去政治化的书。评论家将那本书连同《恶心》一起称为萨特最好的作品，要知道《恶心》是他的早期作品，同样也是一本去政治化的书，所以比他的戏剧作品更容易同时被左右两边接受。我的回忆录的第一卷《端方淑女》也是如此。出身资产阶级的女性读者很高兴能够在书中找到自己的青春记忆。但是自从《岁月的力量》问世，反对和抗议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事物的力量》。这个断裂是极为清楚且锐利的。
《巴黎评论》：《事物的力量》的最后一部分专门写到阿尔及利亚战争，你对这场战争的反应好像非常个人化。
波伏瓦：我体会和思考事物是以一种政治化的方式进行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政治行动。《事物的力量》的最后一部分完全是关于战争的。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已经不再感兴趣了，写这个似乎已经过时了。
《巴黎评论》：你当时没有意识到人们注定会忘记那场战争吗？
波伏瓦：我写那个部分的时候删掉了很多页。这意味着当时我已经意识到等书出来的时候，谈论这个已经过时了。但是与此同时，我又绝对想要谈论这件事，而且十分讶异人们的健忘程度竟到了如此地步。你看过青年导演罗贝尔·恩里科执导的电影《美好的生活》吗？人们因为那里面拍到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而震惊不已。克洛德·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文学版上写道：“为什么拍给我们看的都是伞兵降落在公共广场的镜头？这并不忠实于生活。”
可是，这就是忠实于生活的。我曾经每一天都在圣日耳曼德佩区透过萨特家的窗户看见那些伞兵。人们就是想要忘记。人们想要忘记自己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我并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因为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言论而遭到攻击，我被攻击的地方反而是我对老年和死亡的观点。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所有的法国人现在都已被说服了，他们相信这场战争从未发生，从来没有人被酷刑折磨——要是真的有酷刑，他们是一定会反对的。
《巴黎评论》：在《事物的力量》末尾，你写道：“当我难以置信地回望当年那个轻信的少年人，我震惊地看到自己是怎样受骗的。”这句话好像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误解。
波伏瓦：人们——尤其是敌人们——试图将这句话解读成我的人生是一个失败，我要么是承认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是错误的，要么承认了说到底女人还是应该生儿育女，云云。任何仔细读过我的书的人都能看出我的意思恰恰相反，我想说的是我不嫉妒任何人，我对我的人生所呈现出的样子完全满意，我兑现了我全部的承诺，所以如果让我重活一次，我也不会选择任何不同的活法。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不生孩子的决定，因为我想做的事是写作。
那么，我为什么要说“受骗”呢？像我这样抱持存在主义世界观的人，人类生命的悖论恰恰在于人总想要“是”什么，却终究只是“存在”着。本质与存在的不一致意味着，当你把赌注都押在“是”什么之上——某种程度上，只要你做了人生计划，就会这样，哪怕你其实知道自己无法真的“是”什么——你回望自己人生的时候就会意识到自己仅仅是“存在”着。
换句话说，人的生命并不像神灵（人们设想出的神灵就是不可能存在的事物）的生命那样是你背后的一个坚实固体。你的生命仅仅是凡人的生命。所以，就像阿兰说过的：“我们没有被许诺任何东西。”我很喜欢他这句话。某种意义上，这句话是真的，但在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因为一个出身资产阶级的男孩或女孩拥有一个特定的文化，他或她其实是被许诺了一些东西的。
我认为任何年轻时生活艰辛的人都不会在多年后说自己“受骗”了的。我说我“受骗”了，指的是那个每天在乡间的榛子树丛旁做着白日梦、设想自己将来会做什么的十七岁少女。我做到了所有我想做的事——写书，学习事物的道理，可我还是感觉“受骗”了，因为这些都不再重要。还有马拉美的那行诗，讲到悲伤的香气驻留心间，我忘了原句是什么了。我拥有了我曾经想要的东西，尽管如此，一个人想要的却永远是什么别的东西。
一位女精神分析师曾经给我写过一封很聪明的信，信中说：“最后的分析显示，欲望永远比被欲望的客体更深远。”事实就是，我拥有了所有我渴望过的东西，但是当欲望被实现的时候，欲望本身包含的那个“更深远处”并没有实现。年轻的时候，我拥有的人生观和希望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所有的资产阶级乐观主义者都会鼓励一个人去拥有的，也是我的读者指责我居然不鼓励他们去拥有的。这就是我的意思，我并不后悔任何我做过的或想过的事。
《巴黎评论》：有人认为对上帝的渴望是构成你作品的基础。
波伏瓦：不是这样。萨特和我一直都说，并不是有这种想要“是”什么的渴望，这种渴望就必须对应任何现实。这正是康德在智识层面上谈论的东西。一个人相信偶然并不意味着他有理由去相信有一个至高力量的存在。一个人想要“是”什么，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能实现，甚至“本质”也不是一个可能的概念，至少不是作为思考的同时又作为一种存在的那个“本质”。本质和存在的完全统一是不可能的。萨特和我一直拒绝这一点，这种拒绝构成了我们思考的基础。在人的里面存在一种虚空，哪怕是在他的成就里也存在这种虚空。就是这样。我不是说我没有获得我想要获得的成就，而是说成就本身从来不是人们以为的样子。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有点天真或者自命不凡的方面，因为人们会想象如果你在社会层面上获得了成功，就一定会完全满足于自己总体的人生状态。事实并非如此。我感觉“受骗”还暗指了另一层意思——就是人生让我发现世界如其所是，世界是由苦痛和压迫组成的，这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仍然经受着严重的营养不足，这些都是我年轻时完全不了解的事情，那时候我以为探索世界是去发现美好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被资产阶级文化骗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去骗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写出我感觉自己受骗了，是为了让别人不要受骗。这确实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总而言之，我先是一点一点、然后是越来越多地发现世界上的不幸，尤其是最后阿尔及利亚战争带给我的感受，以及我在旅行中的所见所闻。
《巴黎评论》：有些评论家和读者感觉你谈论年老的方式实在不令人愉悦。
波伏瓦：很多人不喜欢我说过的话是因为他们想要相信人生中的任何年龄阶段都很美好——所有的儿童都天真，所有的新婚夫妇都幸福，所有的老年人都平静。我一辈子都在反对这样的想法。毫无疑问，在当下这个时刻，我面对的不是年老而是开始变老。就算一个人拥有自己想要的全部资源，享有别人的喜爱，也有待完成的工作，开始变老依然意味着人的存在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体现是你会失去很多东西。要是一个人不觉得失去它们很遗憾，那仅仅意味着这个人并不热爱它们。我认为那些过于轻而易举地美化年老或者死亡的人才是真的不热爱生命。当然了，在现如今的法国，你非得说一切安好，什么都美好，包括死亡。
《巴黎评论》：贝克特也深刻地体会到人类生存状况的欺骗性。他会比其他的“新小说家”更令你感兴趣吗？
波伏瓦：当然了。“新小说”里所有关于时间的构思都可以在福克纳的作品中找到。福克纳教会了他们怎么去做。在我看来，福克纳是玩味时间主题的作家里做得最好的。至于贝克特，他突显生命黑暗面的方式非常美丽。可是他坚信生命就是黑暗的，只有黑暗面。我也认为生命是黑暗的，但同时我也热爱生命。而对贝克特而言，他的这个信念似乎把一切都毁坏了。如果你能说的只有这个，是没有五十种不同的方式可以来谈论它的，我觉得贝克特的许多作品仅仅是对他早前谈论过的内容的重复。《终局》是对《等待戈多》的重复，只是表达方式上更软弱一点。
《巴黎评论》：当代法国作家里有哪些人让你感兴趣吗？
波伏瓦：不太多。我收到很多手稿，令人烦躁的是大多数时候都不怎么样。目前我很期待维奥莱特·勒杜克。她最早的作品被收进一九四六年的“希望”丛书，加缪是那套书的编辑。评论将她吹上了天。萨特、热内还有儒昂多都很喜欢她。她的书始终不叫卖。她最近出版了一本很精彩的自传，名为《杂种》，书的开头发表在《现代》杂志上，萨特是主编。我给那本书写了序，因为我认为她是战后未能得到应得赏识的法国作家之一。现在她在法国享有很大的成功。
《巴黎评论》：你觉得你在当代作家中位列何处？
波伏瓦：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来估计？动静、沉默、后世、读者的数量、读者的缺乏、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的重要性？我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还会阅读我。至少，我的读者是这么告诉我的。我为女性问题的讨论贡献了一点东西。我是从读者寄给我的信里知道这一点的。至于我的作品的文学质量，严格意义上的“质量”，我完全没有概念。
（原载于《巴黎评论》第十四期，一九五六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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