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社交媒体账号奖截图
北京时间10月7日19时，瑞典学院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坦桑尼亚作家Abdulrazak Gurnah。他将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735万元）的奖金。
其颁奖词为“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
瑞典文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古尔纳获奖时展出了他写的书
据诺贝尔奖官网介绍，阿卜杜拉扎克·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现年73岁。1960年代末，阿卜杜拉扎克·古尔纳以难民身份抵达英国，此后定居英国，以英语开始写作。
阿卜杜拉扎克·古尔纳迄今已发表了十部长篇小说和多篇短篇小说，其中难民问题贯穿着他的作品。他最著名的小说是《天堂》(1994)，它同时入围了布克奖和惠特布莱德奖。《遗弃》(2005)和《海边》(2001)则入围了布克奖和洛杉矶时报图书奖的候选名单。
第一部小说《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1987）的故事发生在非洲，讲述了一位试图离开故乡，最终返回破碎家庭的青年的故事
长篇小说《天堂》（Paradise）
Abdulrazak Gurnah已发表了十余部小说，难民是他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
这位作家暂时没有作品引进中文版。
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学院负责评选和颁发。自1901年至2020年，瑞典学院共颁发113次诺贝尔文学奖，其中4次奖项由两位获奖人分享，因此累计获奖人数为117人。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16人为女性。最年轻的获奖者是英国作家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他1907年获奖时年仅41岁。最年长的获奖者是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她2007年获奖时为88岁。
没读过古尔纳作品占参与投票总人数的93%
在今年诺奖公布前各大国内外媒体的预测榜单上，古尔纳都几乎不曾被提起。9月28日公布的赔率榜中也有非洲人的名字，不过是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古尔纳的作品没有中译本，但是其中的一些也已经引发过关注。他最著名的小说《天堂》（Paradise）曾入围布克奖，2020年，他还出版了最新的小说《重生》（暂译，原作名Afterlives）。
近些年来，媒体们依然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多元性在性别、地域等多个方面都有提升的空间。法国媒体France 24在今年诺奖评选前的评论中就指出，除了欧洲、北美之外，亚洲、非洲等地区的文学严重缺乏关注。根据统计，自1901 年第一次诺贝尔奖以来，在 117 位文学奖获得者中，95 位（ 80% 以上）是欧洲人或北美人，仅法国就赢得了 15 次，同时，获奖者中，有101 名男性，只有 16 名女性。评论认为，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和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在2019、2020年分别获奖，或许表明诺奖在性别方面的多元性有所提升，但“在扩大地理范围方面，承诺仍未兑现”。
不过，虽然诺贝尔文学奖永远离不开政治，但是其中也绝不仅有政治。在《新共和》最新的采访中，奥尔森主席就表示，“归根结底，文学功绩永远是学院判断的绝对和唯一的标准”。
古尔纳在演讲
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岛，1968年因逃离政治迫害而前往英国。这段经历几乎奠定了古尔纳写作的主题和基调，即对殖民主义、难民、移民经验的关心。他的前三部小说《启程的记忆》（1987）、《朝圣之路》（1988）和《多蒂》（1990）就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当代英国的移民经历。
古尔纳的小说除了讲述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施行的残酷统治以及移民们遭受的孤独与心理创伤外，还包含很多极为特殊而细腻的移民心理。例如在小说《海边》中，失去了原有财富、地位的主角会采用“假装不会说英语”的策略，让自己“更有可能寻找到庇护”。在古尔纳看来，这是一种因殖民而在移民心中产生的特殊文化创伤。
正如瑞典学院的评语中写道：“古尔纳在处理'难民经验’时，重点是其身份认同。他书中的角色常常发现自己处于文化和文化、大陆与大陆、过去的生活与正在出现的生活之间——一个永远无法安定的不安全状态”。这种描述非常类似于社会学者齐美尔所说的“边缘人”，古尔纳的写作大多在其“流亡”期间完成，但都与其故乡相关。或许也正是古尔纳文学书写的这种边缘性，使得诺贝尔文学奖官方评述：“记忆，永远是古尔纳笔下重要的主题”。
记忆的主题鲜明地体现在古尔纳2020年出版的新书《Afterlives》中。《卫报》的书评认为，相对于已经被频繁书写的许多殖民地历史，德国对非洲的殖民史常常为人所忽视，古尔纳的这本书正是借助主人公的视角讲述了德国殖民为非洲带来的延续性影响。书评的作者“十分真诚地希望这本书能够尽快被翻译为德文”。
《伦敦杂志》今年9月的评论更是指出，古尔纳的写作常常像“拼拾碎片”，“他的记忆破碎，但努力使其完整”。而《Afterlives》的写作和出版对于当代来说恰逢其时，因为“英国、德国在近些年正在面临新的对其历史的进一步的检视”。古尔纳的学生、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的Florian Stadtler 博士在接受采访时也认为，德国在当下依然时不时面临着一个严肃的问题：即一个创造过伟大文学艺术和思想的国家，如何与自己曾经创造的可怕的残忍共存？而古尔纳的作品，帮助人们重述并直面它。
2012年张峰《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国内较早的关于古尔纳的研究报道。
除了对记忆的重视，2012年的研究论文Becoming Foreign: Tropes of Migrant Identity in Three Novels by Abdulrazak Gurnah中指出，古尔纳的小说中有一个共同的线索：即国际移民内心深处产生的疏离与孤独，以及在一个后殖民时代“家”之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作者认为，古尔纳的重要贡献是他以一个获得了足够声望的移民的身份，唤起了我们对那些同为移民但却在“流离失所，充满忽视、敌意、冷漠的环境中挣扎求生的人们”的关注。
同时，古尔纳的小说还被作者认为是一种将殖民行动的“帝国叙事”转化为“个人叙事”的尝试——古尔纳希望用被殖民者自己的语言去讲述历史。古尔纳非常关注“讲述历史”的方式，在2010年的一次访谈中，古尔纳曾谈到哲学家德里达对自己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差异”及“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强调。不同的语言背后所蕴含的说话人的置身的历史背景，始终为古尔纳所强调。
《伦敦杂志》的评论更是提到，古尔纳在作品中经常使用斯瓦西里语的单词，他的写作“促使读者不断认知语言和殖民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对讲述殖民历史的影响”。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些话题也具有普遍意义。这篇评论的最后写道：古尔纳关心的其实不仅是那些可能默默无闻的非洲移民，而是我们每一个人。
古尔纳2020年出版的新书《After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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