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爱尔兰当代著名作家科尔姆·托宾的代表作《大师》在中国上架。在这之前，他的《名门》《马利亚的自白》《布鲁克林》等作品也已经与中国读者见面。在这些作品里，托宾写地域的传统和封闭对人的影响，写内心深处那些得不到回应的流动，写邪恶的伪装，写时间与时间的微妙关联，写那些与人、与历史、与世界有关的种种细节。
爱尔兰“小镇青年”故事
大概很多读者认识科尔姆·托宾，不是始于文学，而是因为电影。2015年，托宾的小说《布鲁克林》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上映，并在之后获得了包括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奖、美国演员工会奖等在内的重要奖项的提名和奖励。其中，演员西尔莎·罗南完美诠释了爱尔兰小镇姑娘爱丽丝的成长故事。
“小镇”突破了国界和地域的限制。托宾在《布鲁克林》中，借助一位年轻女性的故事，讲述了小镇和大城市的割裂，以及这种割裂对人的影响。
爱丽丝是爱尔兰恩尼斯科西小镇的一位普通姑娘，尽管她颇为聪颖，但是能得到的工作也只是在小镇上的杂货店里帮忙。比起在一份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小镇的姑娘或许更愿意通过攀附一段婚姻来改变人生，或者说，后者是一种被默认的人生上升通道。
无论是婚姻还是其他，对生活里的方方面面，小镇的人们都是按照一种默认的“规则”进行。这么多年来，他们已经熟悉了“规则”，而这种“熟悉”又会让他们有一种安全感。除了“规则”，他们还熟悉周围的所有人。“听说”是小镇人互相了解的一个重要渠道，人人都有可能出现在别人的“听说”里。
如果爱丽丝继续留在小镇，那么她也会进入这种“熟悉”的循环，“认识所有的人，有同样的朋友和邻居，在同样的街道上有同样的日常活动。找个工作，然后结婚、辞职、生子”，并且成为别人的某一次“听说”的女主人公。
爱丽丝离开了爱尔兰恩尼斯科西小镇，漂洋过海去了美国纽约。对爱丽丝来说，大城市纽约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所在。让爱丽丝惊讶的是，跟小镇的“熟悉”一样，大城市的“陌生”也会带来安全感。无论是走在大街上，还是坐在餐馆里，人们都专注于自己，没有人会对她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也就是说，后者的安全感里有一种珍贵的自由，特别是对爱丽丝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种对追求自我的鼓励。同时，她也不必像在小镇上那样，为了获得一份杂货店的工作而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人情，在这个她第一次闯进来的大城市，她只需要遵循真正的规则，人生便可跟随城市的生活运转起来。
罗南的演绎固然精彩，但无论是电影《布鲁克林》还是小说《布鲁克林》，都深深击中了中国读者内心深处的某种情绪。在这些年的城市化浪潮中，很多年轻人跟爱丽丝一样，通过教育、工作或者其他原因，离开小镇，来到城市。“小镇青年”曾是一个群体自我认同的标签，他们经历了不同的社会生态，在一种鲜明的对比中适应割裂、消弭割裂，完成一种无形的愈合。
内心深处的流动得不到回应
托宾在他的小说里，总是细腻地捕捉和释放那些被藏匿的情绪，以及人生的细节。新近在中国上架的《大师》，是托宾的代表作，讲述美国文学大师亨利·詹姆斯“零落异乡、孤独一生的缩影”。在《大师》里，詹姆斯想以一部戏剧征服伦敦，但却首演即告失败。人至中年，詹姆斯不得不接受那些并不体面的困顿，适应人生的转折。
“在失败的阴影下，亨利接受了爱尔兰贵族的邀请，在酒宴歌席中品味他人到中年的困顿，舔舐内心深处的创伤。《大师》就从这里开始，一直写到1899年他的兄长威廉·詹姆斯去拉伊小镇探望他。在这四年里，他的生活相对平静，心底却波澜起伏。”
托宾对詹姆斯的描写充满同情，用笔温婉，以至于让人恍惚，《大师》里的詹姆斯，到底是历史的詹姆斯，还是文学艺术上的詹姆斯。显然，他属于后者，或者说，他属于托宾。
“小说中的亨利·詹姆斯是托宾的亨利，不是生活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享誉欧美的大文豪詹姆斯，读者必须调动强大的自制力，才能不将二者混淆。”《大师》的译者柏栎在《译后记》中如是解释。
托宾用一种温柔的力量呈现了詹姆斯内心那种与漂泊有关的寂寞。“寂寞不是缺乏亲友相伴，而是内心深处的流动得不到回应。他也寻求温暖依靠，友情、亲情、无法定性的爱情，但同时作家的本能又不愿让别人探查他的内心深度，不愿让构思作品的过程和灵感的源头为人获知，于是，在重重矛盾之下，沉默、刺探、想象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周旋、回避、欲说还休成为他常见的表达方式。”
比如小说里，托宾用一个梦的描写，就表达出詹姆斯那种单向的情绪流动。“想起梦中令他猛然惊醒的那一瞬间，他把脸捂了一会儿。无论如何都好，只要能忘记它，不让它尾随他进入白天：在广场上，他和母亲彼此对视，她的目光中充满苦楚，她的嘴巴像要放声痛哭。她急切地想得到什么不可企及之物，她得不到，而他也帮不了她。”
作家、翻译家于是曾如是评价托宾的《大师》：“它绵密细腻，冲破第三人称的种种局限，也莽撞而大胆，掀开亨利·詹姆斯的写作人生中最隐秘的幕帘，还原那些曾经撩动文学大师创作灵感的真实人物，犹如幽冥显形。”邪恶有多种伪装
《名门》和《马利亚的自白》，则展示的是托宾的另一种题材与风格。他将遥远的历史故事进行一种现代的通俗表达，打破时空的隔阂，找到时间与时间之间某种微妙的关联。
在《名门》的《跋：我如何重写古希腊悲剧》中，托宾解释：“一个孤零零的身影活在一堆尸体中的画面，在我脑海中萦绕三十年后，终于成为《名门》尾声中的一幕，这是我二〇一六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对学习北爱尔兰动乱史的人来说，没有一件事是孤立的。任一起谋杀或连环谋杀似乎都受了之前谋杀的影响，每一次暴行似乎都为了报复不久前的事。”
在《名门》中，托宾表达了他对邪恶的认识，包括人与邪恶之间的距离。从过往的历史中，他意识到，杀戮者并非就是杀戮的面孔，善良也可能成为一种面具，有人或许会在罪恶感中自我叩问，但也有人无视罪恶的存在，将它视为一种不必刻意提及的寻常。小说里，“科尔姆·托宾用现代语言重述阿伽门农之死这一古希腊经典故事，赋予希腊神话中著名恶妇克吕泰涅斯特拉以新的生命，使我们不仅理解她对复仇的渴望，甚至同情她。托宾出色地揭示了她的爱、欲望和痛苦。这是克吕泰涅斯特拉的故事，是后来杀死她的儿子俄瑞斯忒斯的故事，也是她目睹这一切的次女厄勒克特拉的故事。”
《马利亚的自白》中，托宾则用另一位母亲的声音，颠覆了人们对历史中那些崇高的认知，让生活的归于生活，让母亲的归于母亲。在《马利亚的自白》中，面对儿子的罹难，一位母亲的恐惧和悲伤是无法用赞美所取代的，甚至有些赞美或许只是邪恶的伪装。
“也许应该记住，邪恶有多种伪装。它制造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也时常彬彬有礼地等候一旁。它会面带微笑。阿伽门农和他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女儿厄勒克特拉制造了《名门》中所有的声响，但最危险的那位俄瑞斯忒斯一直隐在暗处，无法说清自己的感觉，无法确定自己的愤怒有何意味。他安静沉稳、举止有度，或至少表面如此，直到你给他一把匕首。我写作的任务，就是进入他破碎的灵魂，从他犹如鬼魅的双眼观察世界。”托宾解释。
原标题：科尔姆·托宾：我写作的任务，就是进入他破碎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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