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布鲁克林》在中国热销 《母与子》即将推出———
两部作品——《大师》和《布鲁克林》,就为他在中国赢得了诸多粉丝,包括王安忆、苏童、王刚等“名家粉丝”——他,就是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其短篇小说集《母与子》,也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第十七届图书博览会期间,托宾接受了本报专访。他自叹,唯恐忘记的时候,就是自己提笔的时候。
■喜欢苏童小说《河岸》
记者见到科尔姆·托宾时,他怀里揣着一本中国作家王刚的《英格力士》。此前,他还读过苏童的《河岸》——他喜欢苏童这部小说超过在西方知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在他看来,中国作家和爱尔兰作家的经历有类似点,“革命”与“巨变”,是重要的历史记忆——“爱尔兰人也是经历了革命,父母一代经历了革命,下一代去质疑父母的革命,但他们不知道上一代发生的事情。我们这一代人只能通过书来了解上一代人的事情” ——这是他书写的理由。
托宾记得,1922年独立的爱尔兰,在进入1969年后,“图书出版行业非常糟糕,他们不愿意让作者讲太多话。我有一个很好的作家朋友约翰,他四年前去世了,他是一个在爱尔兰非常有名的作家,在1966年的时候他的作品被禁,还失去了他的教师工作。变化非常快。突然之间,爱尔兰人可以读任何的书,突然之间,大量的外国书涌进爱尔兰。在我小的时候,就可以读到卡夫卡、加缪这些作家的书。”
■偏好感悟“小人物的命运”
把持着书写记忆的理由,托宾也坚持认为,只有少数人能书写“大的痕迹”,他自己则偏好感悟“小人物的命运”。“我对一个人物的命运和不确定的因素非常感兴趣。我生活的爱尔兰,经济上存在波动,有非常好的时候,也有萧条的时候,萧条的时候年轻人就会离开。我们所要寻找的是其中的戏剧成分,而不是去给出意见。”
而《布鲁克林》,写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爱尔兰小镇出生的普通女孩,随着上世纪50年代爱尔兰移民潮落脚到纽约生活,她在异乡经历了一段从彷徨、寂寞、思乡到寻找到自信和魅力的过程,却最终面临责任与自我解放之间的抉择。之所以写她,是因为“40年前,我偶尔听到家人讲起这个故事:一个女人去了布鲁克林(美国的一个底层居民区),没有结婚,后来又回来了。我这种对小事的记忆力快把家人逼疯了,他们总是喊道:你记那些东西干嘛?后来我去了美国,早晨醒来觉得很陌生,就想起她。”
■写作对我有时是心理瑜伽
托宾告诉记者,当他害怕忘记什么的时候,就是自己不得不动笔的时候,“写作对我有时是心理瑜伽,也许没有让我更幸福,但不写,肯定会更不幸福,至少会后悔”。第一次造访中国,是去年冬天,从上海飞北京之时,他因为大雪被困在机场好几个小时,头脑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关于《转型》的故事。“1977年,一个女人从伦敦去了巴塞罗那,她太紧张了,结果没有去看望她的家人,反而住进了一家古老的、衣柜上满是灰尘的酒店——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但她是带着背景的,那段时间正好是西班牙从弗朗哥独裁政权向民主转型的过程。”
18岁时,被19世纪戏剧家亨利·詹姆斯的《贵妇的肖像》打动,30年后,托宾以此为原型创作了小说《大师》。“读《贵妇的肖像》时,一开始没感觉到詹姆斯的存在,但慢慢地,我发现,他的内向、没说的话、孤独、自省很吸引我。跟我许多时候的状态很像,身处热闹,头脑却在别处。我的故事不一,主题都关乎迷失和孤独。”
托宾曾经作过记者,访问过无数个“别人”,现在成为作家,被无数个“别人”访问。人生转折,出现在35岁。“当时,我必须抉择了,关于被动地书写和自由地书写。”但记者经历也给他留下遗产。“虽然我不在意书的销量——这个世界,没有哪本书是给每个人的,但是记者经历让我知道,你是为读者写的,你写的东西是被读的,所以要使用简单的,而不是非常复杂的方式去表现。有作家说只为自己写作,我会奇怪。”
关于科尔姆·托宾,1955年生于爱尔兰东南部,曾任爱尔兰新闻月刊《麦吉尔》编辑,现为爱尔兰文学艺术院资深院士。1990年发表处女作小说《南方》,其三部长篇小说《黑水灯塔船》、《大师》、《布鲁克林》先后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大师》获2006年度都柏林国际文学奖。其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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