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托宾为其中文版《母与子》签售。
科尔姆 托宾携带其最新中文版小说《母与子》出现在今年上海书展时，已然不算一张陌生面孔。这是这位爱尔兰作家第三次来华，2009年，他还曾担任“曼—布克亚洲文学奖”评委。自1990年发表处女作小说《南方》以来，托宾已出版六部长篇小说、一部短篇小说集、一部戏剧和多部游记、散文集等非虚构作品，并主编《企鹅版爱尔兰小说选》。接受《时代周报》专访时，托宾刚刚结束与上海作家王安忆的对话。他随身携带着王安忆的英文版《长恨歌》，并表示已经开始阅读。而此前，他说他对中国作家的作品阅读仅限于苏童的《河岸》和王刚的《英格力士》。初初见面，这个大块头、面色发红的爱尔兰人正手舞足蹈地为出版社编辑推荐国内知名度相对较低的小说家王刚：“他非常重要，十分有趣！”语气之夸张，让人忍俊不禁，随后还作出手握话筒的采访姿态，请翻译姑娘再一次“强调”刚才的推荐。
也正是这个看上去满脸幽默的作家，正经起来说的第一句话竟是：小说里没有快乐的人。
喧嚣中的孤独很有趣
写于2004年的长篇小说《大师》曾入围2005年度英国布克文学奖短名单，也为托宾赢得了2006年度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这是托宾写作迄今最著名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被介绍到中国的第一部作品。
《大师》的写作源于托宾18岁时对19世纪戏剧家亨利 詹姆斯的小说《贵妇的肖像》的迷恋，至今托宾依然认为詹姆斯是其最喜爱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简 奥斯丁。“读《贵妇的肖像》时，一开始没感觉到詹姆斯的存在，但慢慢地，我发现，他的内向、不说话、孤独、自省很吸引我。跟我许多时候的状态很像。”托宾说。
“写作《大师》时，我自己仿佛变成了詹姆斯。”托宾笔下的《大师》，语言敏感而细腻，充满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亨利 詹姆斯是同性恋，托宾本人亦在十几岁便“出柜”。“喧嚣中的孤独、迷失很有趣，我很感兴趣。”这是托宾对自己也是对《大师》的解释。小说中，“大师”常常身处喧嚣的上流社会场合，头脑却流连在别处。
去年进入中国读者视线的长篇小说《布鲁克林》则来源于托宾漂泊美国后某个早晨的记忆。《布鲁克林》写了一个土生土长的爱尔兰小镇女孩，随着上世纪50年代的爱尔兰移民潮落脚纽约，在异乡从彷徨、寂寞、思乡到寻找到自信和魅力的过程，女孩最终面临着责任与自我解放之间的抉择。“40年前，我偶尔听到家人讲起这个故事：一个女人去了布鲁克林，没有结婚，后来又回来了。我这种对小事的记忆力快把家人逼疯了，他们总是喊道：你记那些东西干吗？后来我自己去了美国，早晨醒来觉得很陌生，就想起她。”
此次出版的《母与子》则是托宾的短篇小说集，所录九个短篇均围绕母亲与儿子的关系展开，并试图在其中捕捉关键的转折性时刻：在那一刻，母与子之间微妙的平衡被打破或者他们对彼此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托宾在九个故事中细致地描绘了各色男女，他们受制于习俗，受制于难以言说的情感，走不出过去的阴影，他们无可奈何地陷入生活的泥沼，别无选择。
托宾被誉为“英语文学中的语言大师”，纵观他的各部作品，其写作风格一直在发生变化，每部作品截然不同—但悲伤与沉默贯穿始终。他说：“我的写作风格虽然发生变化，但主题都是关于迷失和孤独。另外，我对沉默感兴趣，人们压抑情感，无法表达或不愿意表达是很戏剧的过程。”
文学的迷人在于“跨越”
值得注意的是，《布鲁克林》以及托宾的其他作品如《黑水灯塔船》，均采取了女性视角讲述故事。“我写了六部长篇小说，三部是从女性的角度，三部是从男性的角度，所以扯平。我认为，一个小说家应该具备想象一切的能力，不管年龄、宗教、历史和性别。”托宾说，“比如《布鲁克林》里的主人公艾丽丝，假如我以一个爱尔兰男人的视角写他去美国，他会做什么呢？找间酒吧喝酒、找个健身房锻炼身体、交朋友……他的整个世界闹哄哄，他的心理世界不纯粹。相反，如果主角是女性，她会寂寞得多，想得也多，会有更纯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世界。”
在托宾看来，这种跨越性别的创作算不上突破，因为许多著名作家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均为男性作家书写女性视角的小说，但在托宾的创作中，“跨界”的不止性别：在《大师》中，身为爱尔兰人的托宾讲述了一个美国作家的故事。
“文学的一个迷人之处就是一种跨越的形式。你从你自己，从你的国籍、家庭、背景当中移动出来，进入到另一个人的灵魂。”托宾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不再是一个爱尔兰人，但也正因为我是一个爱尔兰人，所以在探索和尝试这些素材的时候，我感到正在处理的是和我自己非常不一样的东西。作为一个作者，他的生活往往是非常乏味和令人困顿的，你始终就是在写字。想象由此成为作家的一种生活方式。对我而言，想象一个一百年前住在英国的美国作家，这个作家还比我有才华、富有得多，这种想象对我来说非常有趣。”
除了创作上的“跨越”，文学的迷人之处在托宾眼里还有另一层意义。“十八、十九世纪，爱尔兰非常贫穷，被邻居侵略，这种困境一直萦绕在爱尔兰作家的头上。除了困境本身，如何从困境当中慢慢抬起头来？这是当下中国作家也面临的相似问题。”托宾说，“写作很美妙。如果你想拍电影，那要很多钱，如果你想写交响曲，就需要一支交响乐队，但是写作非常简易，墨水和纸唾手可得。在十九世纪的爱尔兰，每一个母亲都希望他的儿子会读会写，这样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所以当时有许多爱尔兰年轻人开始写作，写他们成长的故事，说他们来自哪里。非常有趣的是，这些作品最后都是在伦敦出版的。三年前当我步入北京的一间书店时，我看到那些人如饥似渴地坐在地板上阅读书，这让我想起了曾经的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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