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Wood
写作无比要紧，伟大的书值得我们为它生或死，所以，拙劣或无聊的书就需要我们来指认并筛选出去。对作家而言最要紧的事，也就是他们会问关于一部文学著作的第一个问题——它写得好吗?本文节选自詹姆斯·伍德《最接近生活的事物》，译者蒋怡。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对我产生最深远影响的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诗歌集，不是圣经也不是莎士比亚的《作品选集》，不是《霍比特人》、《沙丘》，或是读者和作家在陶醉中回忆的列入正典里的任何高雅或低俗的故事。那是一本叫作《小说与小说家 :小说世界导读》 ( Novels and Novelists : A Guide to the World of Fiction ) 的书，由一位名叫马丁·塞默尔 –史密斯 (Martin Seymour-Smith )的古怪的英国诗人兼学者编著而成。我是在1981年发现它的，当时我15岁，在伦敦的滑铁卢车站里一张堆满了打折书的桌子上找到了它。它有着功利主义的实用装帧，包在可怕的奶油硬糖色封套里。由于缺乏知名度，它看上去仿佛生来就是要永远降价出售的命，好比是一部直接刻成了录像带的电影。它里面的章节会讲到 “小说的起源与发展 ”、 “犯罪小说与科幻小说 ”、 “小说与电影 ”，最有用的是一个题为 “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小说家导读 ”的章节。
“工作中的小说家 ”那一章里有不少吸人眼球的照片，纳博科夫戴着一顶看上去像毛茸茸的鸟窝的俄式礼帽，赤膊上阵、皮肤晒黑了的海明威在古巴的卧室里打字，惊悚小说作家兰·戴福顿 (Len Deighton )坐在 “他那凌乱但舒适的书房里 ”，显然是在火堆边取暖。我仔细地看了下兰·戴福顿的房间，心满意足地发现，房间的高窗看上去挂有大幅的透明塑料，这种戏法我再熟悉不过。我的童年时代住在英格兰北部教区的牧师住所，那里通风良好的书房就是如此。它是基本的隔离装置，但滑稽的是，从来没有很好地奏效过。当水下的光线柔和地穿过塑料过滤膜时，阴冷丑陋的房间就会呈现摆放着一排排书籍的潜水艇的观感。讲到戴福顿的工作方法时，这本书告诉我们 :“在一种完全非文学的工人阶级背景下，他开始创作第一本书《伊普克雷斯档案》 ( The Ipcress File ，1962 )，当时他甚至对一部小说有多长都没有概念 ......可是很快，他就发明了一种非常专业化的生活方式，为每个人物起草详细的初步工作表，经常在报纸上随便找来一张图片，来示意他们大致的长相 ......他能很快利用好打字机技术的每一次进步。 ”而当他不再气喘吁吁地紧跟打字机技术时，戴福顿显然生活在精密的前现代隔离状态中，他是菲利普·拉金称为 “在装有百叶窗的别墅里的那坨屎 ”的幸运狗杂种的原型。
他现在住在爱尔兰，在葡萄牙有套房子，隔离的生活对他而言非常必要，能让他从各种困扰中解放出来 ;他住在伦敦时也是这样，当时住在东区，把所有的电话来电都转接到留言服务，或是用电传打字机传送。住在爱尔兰时，他没有电视机，他计算过，由此省下来的夜晚能让他多出一天的工作时间。
同一章里还讲到了爱弥尔·左拉的工作习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句话 :“他声称，有时候挣扎着写一段不顺畅的段落时其实会让他勃起。 ”
然而真正吸引我的，还是小说家与短篇故事作家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这就跟阅读泛着光泽的汽车杂志或是从苏黎世到米兰的夜间火车时刻表一样令人心潮澎湃。1348位作家中的每一位都有一段简要的小结，篇幅长短从40到250个字不等。这些介绍经常很武断，往往带有评价性，通常很尖锐，有时也固执得有趣。涉及的范围令人印象深刻，是一片充满了各种模糊的地名的未开发国度 :从西尔维娅·艾什顿·沃纳 (Sylvia Ashton Warner )(新西兰人 )到西尔维娅·汤森·沃纳 (Sylvia Townsend Warner )(英国人 )以及其间的所有人 :阿尔封斯·都德、太宰治、菲利普·K.迪克、维吉·鲍姆 (Vicki Baum )和威廉·盖斯 (William Gass )(“他的小说很难读，但是某些段落极具活力和启发性 ”);维尔托德·贡布罗维奇 (Witold Gombrowicz )(介绍他的条目的完整表述是 :“波兰小说家、剧作家和故事创作者 :本世纪最伟大的实验主义者之一，他建议困惑的读者与他的书 '共舞 ’，而不是分析它们。不错的建议。《费尔迪杜凯》[ Ferdydurke]是他最有趣的小说 ”);伊塔洛·斯韦沃 (Italo Svevo )、弗里兹·雷伯 (Fritz Leiber )、杰弗里·豪斯华德 (GeoffreyHousehold )、孟佐尼 (Manzoni )、冯塔纳、麦尔维尔、赞恩·格雷 (Zane Grey )、格蕾丝·梅塔利亚斯 (Grace Metalious )(《小城风雨》[ Peyton Place]的作者 )，还有迪克·弗朗西斯 (Dick Francis )。有一个美国的历史小说家，名字起得很诡异，叫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1871 —1947 ):“他的方法和阐释很肤浅，可是极为专业。 ”
这些人都 是谁呢 ?小结写得有些古怪，但考虑到此书的形式与篇幅限制，总还算准确机智。显然，什么话都可以说，这本书以一种老式、有时又不太可靠的、尖锐且八卦的方式借用了传记形式。几十年后，我仍然因为这本书里精辟的论断而感到震惊 :
D.H.劳伦斯不是一个出色的思想家，他对信条的阐述介入到了他的艺术表达中 ——他的信条越来越注重性爱 ——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个失败者 :他的思想变得越来越混乱，而且缺乏自我批判。然而，他的艺术源于他对人类本能的歌颂，所以当他根据直觉研究行为时，他仍是一个精湛优美的作家。
这话说得没错 :既不偏激也不严重的批判，它虽然经不住学术分析的细查，却也把平稳通俗的中间地带驾驭得很好。有时候，比如对于19世纪伟大的普鲁士小说家特奥多尔·冯塔纳 (Theodor Fontane )，我直到三十来岁才读他，书里采取了一种振奋人心的审美辩护的姿态 :“他的成就尚未得到英语国家的完全认可，尽管1967年翻译的《艾菲·布里斯特》 ( Effi Briest ) 已经开始为他带来值得拥有的读者。 ”
《小说与小说家》一书的主导观点是作家们必须向着伟大奋进，二流的书就是错失伟大的书。这就像是被困在托马斯·伯恩哈德笔下那尚且不算上自杀的残忍世界里。我翻看那本旧书时，发现自己曾郑重其事地在下面这些话的底下划上了线，从介绍卡夫卡的条目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已经被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 ——极有可能无人能出其右。 ”关于普鲁斯特 :“对于普鲁斯特，无疑存在一种假装内行的狂热崇拜，但他依旧是个非常伟大的作家。 ”书里对帕韦斯 (Pavese )的小说《月亮和篝火》 ( The Moon and the Bonfires ) 的描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我并没有读过这本书 (直到二十八九岁，我才会读到这部美妙的小说，当时也是直接出于塞默尔 –史密斯的热情推荐 )——并且确保划下了下面这段着实吓人的文字 :“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月亮和篝火》审视了三个层面的意大利生活全景 ;在本世纪，目前尚没有其他小说在技巧上能超越它，以后也不大可能会有。 ”以后也不大可能会有。书里介绍V.S.奈保尔时，谢天谢地，他的作品我读 过，说他是 “他那一代人中六到七位重要的英语小说家之一 ”。 (那个假装精准的 “六到七位 ”——奈保尔排在那个灵活的小精英群体中的第一位呢还是第七位 ?)
每一个小结的末尾根据可读性、情节、人物塑造和文学价值 (RPCL )挑选并点评该作家的两到三本书。每一类里，五星是最高，一星是最低。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一位贵妇的画像》我在学校学过，很是赞赏，它在所有四类范畴里都得到了五星，我附加了一个自大的记号，另外还写上 “我赞同 ”的字样。得到20颗星的书非常罕见，显然都 “非常伟大 ”——有普鲁斯特、穆齐尔的《少年特尔莱斯》 ( Young Torless ) 、《米德尔马契》、《在火山下》 ( Underthe Volcano ) 、契诃夫的精选故事集、汉姆生的《神秘的人》 ( Mysteries ) 和皮兰德娄 (Pirandello )的故事 (我要到多年以后才发现，《小说与小说家》对 这位作家的美妙故事的评价是有多正确 )。我像一个搜集铁路机车号码的人用机车号码册一样使用这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列表 :在作家名字边画一个十字表示我读过他或她的书。 (说来沮丧，这样的极少。 )两个十字意味着 “这位作家很重要，但是我还没有读过 ”。三个十字的意思是 “这位作家有些重要，但是我还没有读过 ”。温德姆·刘易斯 (Wyndham Lewis )是我至今仍未怎么读过的作家，他得到了两个十字 ;乔治·桑 (George Sand )(同样如此，唉 )获得了四个十字。克劳德·西蒙 (Claude Simon )边上画了两个十字 (“他也许是在世小说家中最具分析精神的一位 ”)，德尔默·施瓦茨 (Delmore Schwartz )有四个。如此等等。
要仿造这样的书很容易 ——真挚到过于生硬，审美独裁，对评分制、数字、等级和百科全书式的整体覆盖抱有贪婪且莫名男性化的迷恋。可现在震撼我的，是它既亲切又彻底的天真，显然当年并不是那么回事。那些简短的描述像是文学世界内部递送给我的热情洋溢的讯息 :它们拥有迫切需要为审美进行辩护的令人陶醉的氛围，它们明显地青睐创造力的源泉，并且深深地相信， 写作无比要紧，伟大的书值得我们为它生或死，所以，拙劣或无聊的书就需要我们来指认并筛选出去。我觉得，这就是作家们谈论文学的方式 !而且，书籍也体现了一种重要的双重性 ——即使我在那个年纪时并不能很好地指出来。一来，塞默尔 –史密斯似乎很看重评价，把尚可、优秀、非常优秀、 “伟大 ”挑拣出来。二来，此书整体上殷勤好客的疯狂举动又似乎削弱了那个目标 ;或者说，就算没有削弱的话，起码也是提醒读者，审美的等级制是流动无常、带有个人色彩且怪异的，它随时可以进行修正，也很有可能会略微不合逻辑。看上去，文学评价 ——决定你是否喜欢一本书，它是好是差，理由何在 ——不能与人生通常的混乱局面分割开来。你可能喜欢契诃夫，也可能喜欢兰·戴福顿，只是与喜欢契诃夫的方式很不相同，而且你喜欢契诃夫的理由，可能还略微受到了你知道他把他的一条腊肠犬唤作奎宁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的影响 ......
华兹华斯称他的弟弟约翰为 “沉默的诗人 ”，在这种意义上，或许我们都是沉默的诗人。可其实我们都是沉默的批评家，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诗性的眼光，而每个人都有能表达意见的嘴舌。评价不仅是自然且发自本能的，它也是作家们极为擅长的，因此，当我们在评价时，我们像作家一般行事。二三十年前的状况是， 对作家而言最要紧的事，也就是他们会问关于一部文学著作的第一个问题——它写得好吗?——对大学教师来说是经常无关紧要的。作家天生会对你称为 美学成就的东西感兴趣 :为了创造出成功的作品，他们必须从他人的成功和不那么成功的创作中学习。对学术界来说，这些有关文学价值的闲谈中，有很多曾经与纯粹的印象主义很相像，有时到现在仍旧如此。文学理论绝不是学术界对文学评价越来越警惕的唯一理由。没错，一些后现代和解构的思想对艺术作品自称具有和谐一致性持怀疑态度，所以在讨论它在形式上取得的成就时表达了要么不关心要么敌对的态度。但是，传统的非理论类批评和学术研究在操作时，经常把文学价值的问题当成不相关的问题，或是已经得到权威正典解决的问题。花时间阐释一个文本是如何运作的，并不一定是要讨论它运作得多完美，虽然看起来后面这一点是隐含在前面这一点里的。哪一个人在教《艾菲·布里斯特》第一千遍时，还会费心向学生解释这是一本非常优美的书呢 ?但是对大多数作家来说，对学习与模仿的渴望，这是唯一重要的问题。
时代发生了改变，曾经被称为理论之争的讨论已经以富有成效的僵局结束。大略地讲，困境中的双方都赢得了胜利 ——受人珍惜的正典之作最后并没有被粗暴地取代，而正典则被极为丰富地扩充了 ;所有的文学批评家，甚至是传统派，都从解构和后结构主义那里学到了重要且充满变革意义的深刻见解。
然而，辨认并实践某种叫 作家的批评的东西，并把它与更为学术的传统区分开来，这仍然是值得尝试的。学术上的文学批评归根到底是一个迟来的体制篡位者。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以前，文学文本的研究局限在对宗教或经典文学的研究。在英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正式的现代英国文学研究的概念才开始成形，部分原因是它被当作患有恐德症的英国民族主义的宝库里的一件武器。当时，随着教授们被任命从事这些研究，后来被称为文学研究的行业才开始兴起。正如人们兴奋地指出的那样，这些教授中有很多位是可恶的业余人士。在那个世界里，比如G.S.戈登接替沃尔特·雷利出任牛津的英语教授时，据说，他大致上是凭借对《泰晤士文学副刊》的贡献才得到这个职位的。早年的这些教授中有许多人给文学评价带来了极坏的名声，他们要为以下这一结果负责 :人们强有力地反抗评价，并为文学批评争取准科学的地位，这是从20世纪40和50年代开始的文学批评的大部分运动的特征。
但是显然，文学批评在牛津、剑桥、爱丁堡、亚伯丁、巴黎、柏林、莫斯科、耶鲁和哈佛开始从事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它 以文学的身份存在，属于文学传统，由作家们操持 ;它是那种应该会给评价带来好名声的批评。我指的是乔治·普登汉姆 (George Puttenham )在修辞方面，锡德尼在诗歌方面，萨缪尔·约翰逊在研究所有的作家方面，哈兹里特的文论，柯勒律治 (他既是理论又是实践的批评家，发明了 “实用批评 ”这一术语 )，波德莱尔关于戈雅，弗吉尼亚·伍尔夫，卢卡奇的《心灵与形式》 ( Souland Form ) ，瓦尔特·本雅明在研究普鲁斯特或卡夫卡方面，伊丽莎白·哈德威克 (Elizabeth Hardwick )，朱利安·格拉克 (Julien Gracq )。这就是作家批评的传统，作家 —批评家的传统，这一传统仍在坚持，在持续着。 (想一想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的散文，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米兰·昆德拉关于欧洲小说，扎迪·史密斯、艾莉·史密斯[Ali Smith]、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关于当代写作，诸如这些。 )
这样的批评就跟《小说与小说家》一样，它们立足于世上，并非躲在学术的高墙后面，而且它们并不畏惧利用出现在脑海或手边的任何东西。说到底，批评是极度实用主义的。关于批评的恰当基础为何，布鲁克林的文学期刊《n+1》的创办者马克·格雷夫 (Mark Greif )最近引用了肯内特·伯克 (Kenneth Burke )(他本人是不依附任何组织的独立自由的美国知识分子，为了写作从哥伦比亚大学辍学 )的话 :“批评的主要理想在我看来，就是利用一切能利用的。 ”格雷夫机智地说下去 :“这是先于伯克的许多伟大批评家所用的方法，它也会在我们中那些短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身后继续流传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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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生活的事物》
【英】詹姆斯·伍德 著
蒋怡 译
《最接近生活的事物》是詹姆斯·伍德最新出版的一部文学随笔集与人生回忆录，短短四个章节围绕着现实生活与虚构小说之间的关系，串联起这位文学批评家在人生中追求阅读审美、在阅读中反观人生形态时的各种细碎思考。书中既有伍德一贯以来对文学审美的辩护，也有在死亡、无家可归等终极问题层面对文学作品救赎意义的阐释。
在这部融合了回忆录与评论集的优秀著作中，詹姆斯·伍德就小说与生活的关联书写了一堂大师课。他论证说，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小说在描述我们的生活形态、从死亡与历史遗忘中拯救那些生活的肌质方面有着独到的能力。在这里，阅读的行为被理解为最神圣和最个人化的行为，书里对几部个别的作品有精彩的讨论——包括契诃夫的短篇故事《吻》、W.G.泽巴尔德的《异乡人》和菲兹杰拉德的《蓝花》。伍德透露了他本人与书写文字的亲密关系：我们看到一个来自乡间的男孩的成长历程，他在浓厚的基督教背景中长大，童年时代的阅读带给他隐秘的喜悦，他在阅读与亵渎宗教、文学与音乐之间建立起联系。本书最后一部分在放逐与无家可归的语境下讨论小说。《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不是简单的一本由我们公认的最优秀的在世批评家所著的简短、论证严密的书——它还是一段令人心潮澎湃的个人叙述，反思并体现了读者与作者（还有批评家）之间富有成效的共谋，并邀请我们重新思考对我们阅读与创作小说而言至关重要的一切事物。
编辑 |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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