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责任的自我：论笑与小说》是詹姆斯·伍德的第二部文学批评集，曾入围“美国图书评论奖”，这本书再次确认了他的卓越，证明了他不仅是现当代小说的敏锐判官，还是高明的鉴赏者。今日推送选自本书，原标题为《堂吉诃德的旧约与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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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的旧约与新约
文 | 詹姆斯·伍德
译 | 李小均
被堂吉诃德误以为是巨人的著名风车，与勾起普鲁斯特的记忆味蕾分泌唾液的小玛德莱娜蛋糕可谓异曲同工：它们都出现在小说开头不久（那两部小说之长，至少在英语世界，赞的人比读的人多）。在更深的层面，塞万提斯也许像普鲁斯特。两者都是喜剧作家，虽然完全泥足人间，但他们的小说经常有出尘之思，轻飘得难以捉摸。米格尔· 德· 乌纳穆诺，这个非常理想化的西班牙哲人，认为《堂吉诃德》是“深邃的基督教经典”、真正的西班牙语圣经；因此他在评论这部小说时，眼里似乎没有看到任何喜剧场景。奥登认为，《堂吉诃德》是一个基督教圣徒的画像。美国的哈罗德· 布鲁姆未必是乌纳穆诺的拥趸，却也提醒我们，“《堂吉诃德》可能不是经文”，但它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包含了我们芸芸众生；这听上去与其说是世俗的提醒，不如说是宗教的悲叹。
这就是为何读《堂吉诃德》时，仍然有必要提醒注意书中的粗野、世俗、暴力，尤其是喜剧，提醒我们作者允许看到人间古怪的狂笑。如果说所有的现代小说都滥觞于堂吉诃德的浪漫故事，原因之一也许是塞万提斯的小说包含了所有重要的喜剧桥段，从滑稽闹剧到微妙反讽，从鸡毛蒜皮到辉煌崇高。首先当然是自大的喜剧。“好啦，我的任务完成了，你认为我的书怎样？”这种自大的口气后来被答尔丢夫漂亮利用，被奥斯汀的柯林斯先生漂亮利用（柯林斯向伊丽莎白求婚时逐条列出了他娶她的好处）。堂吉诃德是具有伟大骑士风范的自大狂。他最有骑士风范时，就是他最自大时。正如可怜的桑丘· 潘沙跟着堂吉诃德吃了几番苦头（扬古斯人的鞭打、被一群人裹在毯子里踢皮球）之后，堂吉诃德依然有勇气告诉桑丘，这些事情好比遇到鬼，因此不算真正发生在他身上：“你不必为落在我身上的不幸而悲伤，因为没有你的事。”同样是堂吉诃德，后来在小说中失眠，就把仆人弄醒，理由是：“好仆人就应该感主人之所感，悲主人之所悲，哪怕装样子也好。”难怪，桑丘在另一个地方形容这个游侠骑士：“像一个人挨了打之后发现自己是帝王。”
尽管堂吉诃德经常很可笑，但这个自大狂却不会自嘲。塞万提斯写了一个曲折的神奇场景。堂吉诃德和仆人骑马行走在山间，突然听到恐怖的声音，立刻停止前行。他们都很紧张。堂吉诃德决定去探个究竟，桑丘怕得掉眼泪；堂吉诃德见桑丘落泪，也感动得落泪。他们最后发现，声音来自“六把小木锤”。堂吉诃德看看桑丘，看见“他鼓起腮帮子，嘴里全是笑，显然就要笑出声来；见到桑丘这样子，堂吉诃德的忧伤也不至于大到可以抑制笑对方；桑丘见主人大笑，嘴巴像洪水闸门猛地打开，只好用拳头拼命压住腮帮子，怕笑出声来”。堂吉诃德见桑丘笑他，恼火之下就用长矛打桑丘，边打边数落：“我读过的骑士小说数不胜数，从来没有发现仆人像你一样这么放肆。”《堂吉诃德》中这样的场景很多。随便读两页，读者就会穿过不同的笑室：同情、反讽、讽刺或会心的笑。
《堂吉诃德》是借虚构来探讨小说和现实关系的最伟大作品，同样，其中许多喜剧都具有自我意识。当一个或几个人物仿佛走出书中，对非虚构的现实或直接对看客说话（这是哑剧表演和即兴喜剧的主要特征），喜剧就开始诞生。《堂吉诃德》下卷（1615）与上卷（1605）相隔十年。可以说下卷是对反讽的反讽。堂吉诃德和仆人再次去游侠，结果发现他们已成了名流，因为在这十年间出现了一部关于他们恶作剧的书，也就是我们刚读完的上卷。因此，塞万提斯把他自己写小说的事实穿插进了下卷。他很高兴捅这个认识论的马蜂窝，惹一大堆麻烦。在下卷中，堂吉诃德和桑丘就在这堆麻烦里面折腾，正如他们借助先前的虚构来强调他们的现实，他们现在要上演喜剧的高潮。但是，早在这些麻烦出现前，在上卷被扬古斯人殴打之后，桑丘就问过主人：“既然这些不幸是骑士的收获，那请告诉我，尊贵的主人，它们是经常发生，还是偶尔来临……”桑丘在对看客眨眼，似乎是说：“我知道我在演戏，我的主人也知道。”然而，这部小说可怕的辛酸之处恰在于堂吉诃德不知道他在演戏。
桑丘问得非常有理，如果暴力就像漫画，漫画的法则就该遵守，我们该得到公平的预告，前面会有暴力，正如人行道上提前看到预告小心香蕉皮或者潜行的猫投下的大黑影。许多漫画规则的确在堂吉诃德身上出现。比如，虽遭鞭抽、殴打、踢皮球和骨折，两个主人公看起来伤都不重。他们总会把捶平的背影从地上拔起来。当然也有闹剧：有一次堂吉诃德想宰一只羊，结果被牧羊人打了，他叫桑丘看他嘴里打掉了多少颗牙齿。桑丘看的时候，堂吉诃德吐了他一脸。当桑丘意识到主人吐的不是血而是口水时，立即吐回去。这样的低级闹剧很多，包括那家完全没有必要的客店，就像蒙提· 派森（MontyPython）的小品中的芝士店。
今日这些充斥暴力的闹剧遭人讨厌和排斥；事实上，穿过所有这些毫无必要的“血”景，可能很单调：赶骡的人用长矛狠打堂吉诃德，“就像打麦子一样”；巴斯克地区的仇家削了他“半只耳朵”；扬古斯人打断他几根肋骨；赶骡的人打得他满嘴是血；牧羊人打掉他牙齿；他释放的罪犯用石头砸他。弗拉基米尔· 纳博科夫发现这本小说很残酷，从来没有改变对它的厌恶感。在被昆汀· 塔伦蒂诺污染的时代，当“现实”像置于鬓角一样的引号之中，那些暴力与其说残酷，不如说非常不真实。不真实的证据之一就是受害者是杀不死的。但塞万提斯的暴力也另有妙处。它强烈反对理想化。它让我们看到，好心的堂吉诃德往往最终将好心加于人。小说开场不久，堂吉诃德碰到童仆安德列斯遭主人鞭打。他坚信骑士的使命就是解救受压迫的人，于是送口粮给这家主人。后来安德列斯再次出场跟堂吉诃德和他朋友解释说，事情“与恩人您想的大不同”，主人回家打得更狠，每次还调侃说怎么愚弄堂吉诃德。安德列斯临走时乞求堂吉诃德，下次再碰到他挨打，哪怕他被打成碎片，“千万别来帮我，千万别来救我。”
这是堂吉诃德的模式。有一次，堂吉诃德攻击几个守着一具死尸的苦行者。他确信死的是个骑士，他必须为之报仇。他指控那些可怜的苦行者杀人，他打伤了其中一个年轻人的腿。堂吉诃德自报名号是骑士，“使命”是“行走江湖，打抱不平，伸张正义”。那个年轻人立刻犀利地反驳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堂吉诃德打断他腿之前，他好好的，“现在落得残疾；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碰到一个乱管闲事之徒。”
写小说有点儿像办企业。发明了新机器、产品或专利，要不断运行下去。发明一个核心故事也是如此，要作为合理的行为和作为标记或象征同时生效。想想漫游俄罗斯到处收购“死魂灵”的乞乞科夫（果戈里写作时想为书名保密，因为他深信书名会泄露他的“发明”线索）；想想贝娄笔下给伟大思想家和公众人物疯狂写信的赫索格。这些是宏大的观念。在《堂吉诃德》中，一个家道殷实的西班牙小绅士，“家里架子上有一把长矛，有一面旧盾，养了一匹瘦马，一条猎犬”，嗜读骑士传奇，突然迷上这个想法：民间故事和小说中的骑士都是真人；而且，“在他看来，戴上盔甲，骑上瘦马，当一个骑士，闯荡江湖，除暴安良，这既合情，也必要，既能扬名立万，也能为国效劳。”
当塞万提斯发明了疯狂的堂吉诃德，把他推进卡斯蒂利亚平原演绎那种疯狂，这时他就为那盏阐释学的小钟上好发条。凭借这盏神奇的小钟，我们能够知道时间。堂吉诃德的误读——他决定将虚构读解为现实——准许我们数百万次阅读他，因为塞万提斯尽可能将堂吉诃德的游侠欲望设置得汗漫无边。我们知道堂吉诃德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但他真正在做什么？他的追求代表什么？他对世界的误读代表了纯洁的理想尽力在野蛮的现实世界立足这种惨烈而好笑的战斗吗？或者，我们可否将理想和现实换成灵与肉？（在这种认知图式中可怜的桑丘总是被视为肉体的象征。）或者，换成文学和现实？或者，可否认为堂吉诃德是专制的艺术家，竭力按照他的世界观来塑造这个桀骜的世界？
堂吉诃德的浪游一直以来如此被理想化（不是说基督教化），这句话与其说表达了对塞万提斯小说的看法，不如说表现了基督教的理想化倾向。认定堂吉诃德是精神圣徒或狂热传教士的人，似乎对他引起的混乱和痛苦视而不见。然而，那个被鞭打的童仆安德列斯没有说错：堂吉诃德的好心办了坏事，走向了反面。那么，塞万提斯也许不只是对他那骑士的虔诚的胜利感兴趣，还对他那虔诚的失败感兴趣？尽管关于塞万提斯的天主教思想人们已经说了许多，但可以补充一点，这后一种兴趣或许有一种世俗的甚至是渎神的倾向。对《堂吉诃德》很有兴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是看到了这点才创造出了梅什金公爵，这个堂吉诃德式的白痴，他基督般的行为结果却在污染周围的世界。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梅什金公爵不仅是太好，而是太好得要命。
当年轻苦行者抱怨堂吉诃德打伤他的腿时，两人陷入了一场神学争论，关于自然神学的争论，我们如何为上帝设计的世界辩护。年轻人是怀疑论者，他断言他守着的人“死于瘟疫发烧是上帝的旨意”。堂吉诃德坚守传统的正统立场，“并非所有的事物……恰好以同样的方式发生”，他捍卫自己的杀人指控。有那么一个神秘的片刻，堂吉诃德好像将自己比成上帝，比成一个神，这个上帝或神的行为我们捉摸不透，但他的决定似乎给我们带来了难以理解的痛苦。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布满了渎神的碎片；这就是为何它是世俗喜剧的伟大奠基者。小说中，堂吉诃德经常被朋友和熟人形容为布道者、传教士或圣徒。他自诩在做基督的工作。有一次，他和一个教长谈话，这个担任圣职的人责备他不应该读骑士故事那些愚昧虚假的东西，应该读圣经。堂吉诃德反驳说，伟大的骑士故事不是虚构。比如，谁会否认皮埃尔和美丽的马格洛娜真实存在，因为今日我们还能在皇家军械库里看到“比马车杆还大一点儿的战车杆，英勇的皮埃尔用它驱使木马腾云驾雾”。尽管教长否认看到过，但破坏力已产生。亵渎的话就如由于高烧而生出的幻景。堂吉诃德如何来为明显虚构之物的存在辩护？证据是有遗迹。这个逻辑是不可避免的：假如用遗迹可以证明纯粹虚构之物为真，那么，通常用于证明宗教真实性的宗教遗迹可能就是虚构。在一个天主教国家，在反宗教改革的狂热之时，这是多么渎神！后来，在下卷开头，堂吉诃德辩称，另一个民间故事人物、传奇“巨人摩根特”肯定存在，因为我们都相信——我们都相信吗？——圣经中的巨人歌利亚存在。塞万提斯和弥尔顿、蒙田和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等人构成了一个门槛极高的作家圈子，他们像商家一样，乐此不疲地在前门热烈地迎神，同时从后门走私渎神的玩意儿。
这类调侃在小说下卷得以延续。堂吉诃德和桑丘发现必须证明他们是自称的传奇人物。下卷比上卷更有趣感人，但许多读者根本没有读到这令人叹为观止的下卷就放弃了，的确有些丢人。下卷中的故事大致可以用一个比方概括：耶稣基督在公元1 世纪左右的巴勒斯坦漫游，想说服人们相信他是真正的弥赛亚。但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施洗约翰非但没有为耶稣基督开路，反而自称他是真正的弥赛亚，去了加略山，在十字架上受刑。由于许多人听说约翰之死和复活，耶稣发现自己不断要接受狐疑的听众的考验：他能否表演这种或那种神奇？而且，当耶稣听说约翰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受刑后，他决定换种策略来证明他是真正的弥赛亚：他放弃去加略山，转而前往罗马舍身喂狮子。他最伟大的梦想出人意料地破灭了，他觉得疲惫、幻灭、悲伤。在他最宠爱的使徒和助手彼得的陪伴下，他出发前往罗马。彼得很同情他，就和其他使徒一道说服耶稣，他应该放弃这种弥赛亚的笑话，回到索伦托那样的好地方。耶稣顺从地听了建议，回到索伦托，不久就生病死了。在临终之际，他放弃了宣称自己是神，表示他相信了无神论。
用旧约和新约为例，也许是解读塞万提斯在小说下卷中玩的复杂而微妙的游戏的最便捷方式。由于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上卷的出版，堂吉诃德和仆人现在成了文学名流，人们想要见见他们，考考他们，掂量他们的真实性。当然，这对著名的主仆不知道塞万提斯怎么描述他们，因此人们实际上在背后笑他们。因为名流会引起模仿，就有一个骗子冒出来自称是堂吉诃德，反诬我们的骑士（也就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个骗子。的确，在1605—1615 这十年间，塞万提斯的小说在现实世界激发了仿作。1614 年，市面上出现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堂吉诃德》（下卷），作者是阿韦亚内达的阿隆索· 费尔南德斯（关于此人我们知之甚少）。塞万提斯听到阿隆索的骗局时正在写下卷，决定就将这也写进小说中。在第59 章，堂吉诃德听到卧房隔壁两个人在议论阿隆索的书。他生气地去问这是怎么回事。当得知在阿隆索的小说中堂吉诃德要去萨拉戈萨，他就决定不去萨拉戈萨（事实上他本来打算去），而去巴塞罗那，“这样一来，我要对世人宣布这个作家在说谎，人们会知道我不是他说的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的伟大反讽是一个接一个出现的虚假地平线。两个虚构的人物，为了证明他们的“真实”，必须求助于小说的上卷，而同一个作家正在创造这部虚构的恶作剧的下卷。于是这些虚构人物必须与其他虚构人物争论，他们是塞万提斯的人物，不是阿隆索的人物。这样一来，有我们在读的小说（下卷），有首先创造出这些人物的小说（上卷），有相同人物名字的伪作。这三部作品胶合在一起，彻底剥夺了“现实”的经验内涵。现实只是另一堵破裂的墙，显然保护不了任何人免于怀疑主义的蹂躏。
但当塞万提斯最喜剧和最自我指涉的时候，堂吉诃德和桑丘最真实。这是小说伟大的悖论。小说的下卷属于桑丘，随着故事推进，他变得越来越睿智和有趣。他对主人的爱催人泪下，这是显然的。堂吉诃德在为生命而战——在崇高的反讽意义上，意味着他在为他的虚构而战（当然他不会明白这点）。堂吉诃德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他就是他说的样子，大家要相信他。如果说在上卷中，堂吉诃德是一种复制的复制（一个读了太多劣质小说后要实践文学幻想的人），他在下卷中就变成了另一种复制的复制（一个回应自身虚构性的人）。当他要一个名叫阿尔瓦罗· 塔非的行者承认他是真正的堂吉诃德，不是阿隆索的堂吉诃德，还强迫那人签一份证明书时，我们哈哈大笑，但我们也对这种可怕的行为不寒而栗。一份证明书！颁发一份证明书来否认另一份证明书。当然，堂吉诃德不能用他的证明书来证明他的现实性。他只是（向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我们）证明，他出现在塞万提斯的上卷。伊塔洛· 斯韦沃肯定想到了这一刻，他笔下的喜剧主人公芝诺要医生签一份证明书，证明他不是疯子。芝诺将证明书交给父亲，父亲眼含着泪说：“啊，你真是疯了！”当堂吉诃德四处张扬他的证明书时，读者也会眼含着泪说同样的话。
一个幻想，在上卷似乎有时是笑话，有时很单调，更多时候深不可测，在下卷中变成了没有它堂吉诃德等人就活不了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想堂吉诃德继续他的疯狂。我们渐渐相信他的疯狂，部分原因是，正如在莎士比亚笔下当人物强烈地相信自己是真实的时候，我们也跟着相信，部分原因是我们不知道“信仰”究竟意味着什么。到了小说结尾，我们都变成了小堂吉诃德，靠虚构出来的骑士喜剧长大。我们心甘情愿地幻想着，已不清楚我们脚下的大地。
因此，当堂吉诃德决定不再漫游回家做牧羊人时，这给人极大的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堂吉诃德突然死了。他发高烧，卧床六日。医生说他泄气了，活不了。他昏睡过去，然后醒过来，宣布治好了疯狂。他谴责“所有骑士故事亵渎历史……”。塞万提斯写道，在场的人听到这话，“无疑都相信他被新的疯魔占据”，这是全书中最为喜剧的句子之一。堂吉诃德把桑丘叫到身边，求他宽恕：“我以为世界上一直都有游侠骑士，我掉进了错误的陷阱，连累你也掉了进去。”桑丘哭着说：“不要死啊，主人。”堂吉诃德留下遗嘱，给桑丘留了些钱。三天后，“在送终的人同情的哭声中，他放弃了与死神的挣扎；我的意思是说，他死了。”
这段贫乏得近于笨拙、拒绝打扮成光彩照人的文字非常动人，面对自己创造出的人物的消逝，塞万提斯像是陷入了无言的悲伤。堂吉诃德变成了他对自己的虚构，离开了虚构，他就无法生存。他一放弃虚构，肯定就开始枯萎。所以，临终时，他宣布自己纯属虚构。但桑丘留下来继续活着。谁是桑丘？早在小说开头，堂吉诃德羡慕地说起桑丘：“他怀疑一切，他相信一切。”这难道不是小说读者的绝佳写照？桑丘就是堂吉诃德的读者，继续像小说读者一样活着，相信一切，怀疑一切，跟着小说中的忠诚和怀疑，变得忠诚和怀疑，成为堂吉诃德遗嘱的幸福继承人。
-End-
James Wood
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1965— ），英国批评家、散文家、小说家，曾任《卫报》首席文学批评家、《新共和》资深编辑，现为《纽约客》专栏作家、哈佛大学文学教授，著有《断脉》（1999）、《忤逆上帝之书》（2004）、《不负责任的自我》（2004）、《小说机杼》（2009）、《私货》（2013）、《最接近生活的事物》（2015）。
《不负责任的自我：论笑与小说》是詹姆斯·伍德的第二部文学批评集，曾入围“美国图书评论奖”，这本书再次确认了他的卓越，证明了他不仅是现当代小说的敏锐判官，还是高明的鉴赏者。
在这本文学批评集中，伍德通过对当代炙手可热的欧美纯文学作品的评点，饶有趣味地讨论了“文学与笑和喜剧”这个很少有人触及却颇具价值的文学命题。
在这24篇充满激情、才华横溢的文章里，他举重若轻地将文学经典和文学现场联系起来，既折射了他对文学经典的百科全书式的理解，也反映了他对最受热议的当红作家——如弗兰岑、品钦、拉什迪、德里罗、奈保尔、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和汤姆·沃尔夫——同样迫切且不无见地的看法。
本书收录了詹姆斯那篇攻击“歇斯底里现实主义”从而引起争议的著名檄文。对于任何关心现代小说的读者来说，《不负责任的自我》都是必读之物。
同时身为批评家、学者和作家的詹姆斯·伍德，其文学批评几乎完全摆脱了学院派“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他更多地是以一个创作者和专家读者的角度，演示如何成为一个眼光毒辣的专家级读者，如何避开写作的重重雷区，成为一个成熟的创作者。因此，自其第一部文学批评集问世以来，近16年来始终为全世界新锐作家、文学批评者、文学爱好者所信任和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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