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文学家安吉拉·卡特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
关于安吉拉·卡特，国内读者对她最早的认知，或许来自于英国评论家迈克尔·伍德的《沉默之子》。在这部小说评论著作中，伍德把卡特与纳博科夫、马尔克斯、贝克特等世界级作家相提并论。书中还称卡特为“女作家中的拉什迪”、“英国的卡尔维诺”。这并不奇怪，1992年，51岁的卡特罹患癌症去世，拉什迪就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写道：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尽管卡特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但在英国本土，某种程度上说，她从没得到该是她的地位。当然，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有着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安吉拉·卡特是谁。
循着伍德给出的“指引”，国内出版人开始注意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继卡特的第二部小说《魔幻玩具铺》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后，南京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她的《新夏娃的激情》、《明智的孩子》。尽管如此，国内对她的评论几近空白。相比之下，英语文学界对她作品的严肃评论颇有分量。她去世后六年，美国圣马丁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现代小说家研究专著，其中包括卡特，这意味着她进入了二十世纪重要作家之列。2006年，由众多的女性读者自发推动，又在英国掀起了一股卡特作品回顾热潮。两年后，《泰晤士报》排了一个“战后50位英国最伟大作家”的座次表，安吉拉·卡特位居第十，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作家。
基于此，有读者感慨道：卡特是一个早就应该、但迟迟未被系统译介到国内的英国女作家。这个从小因自卑而节食甚至得了厌食症的女人，这个让拉什迪和阿特伍德敬畏的“神话教母”和“白人女巫”，这个结过两次婚、在旅居日本东京期间突然憬悟“何为真正女人”的写作者，这个被冠以“最具独创性”、“最富争议”之名，且给读者带来阅读刺激，唯有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安东尼·伯吉斯的故事、亨利·米勒的呓语和毕加索的春宫画可堪媲美的作家，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正在走近她和她笔下独特的文学世界。
一个乐于挑战世俗底线的人
卡特去世时，刊登在《卫报》周刊上的讣告里有这样一段话：她反对狭隘，没有任何事物处于她的范围之外。她沉溺于多样性的狂欢，她为生活和语言的增光添彩都极为显要。和她有过接触的人也不约而同提到，她总能轻而易举地道出许多新想法，将典故、引语、滑稽模仿和原创发明编织在一起。也许正是基于这种特性，有论者不无夸张地指出，卡特是真正罕有的人物，这个行星上再也找不到任何与她相像的作家。
一如卡特本人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作品中，她也常糅合多种文学体裁。因此，她曾被归为不同的文学流派。如后现代女性主义作家、哥特小说家、超现实主义作家、科幻小说家等等。但卡特通常以女性主义者自居，她经常以女性情欲作为小说主题。《魔幻玩具铺》(1967)的开篇，她就将焦点置于女性对自己肉体的最初觉醒上：“这年夏天，十五岁的梅拉尼发现了自己的血肉之躯。”以此为开端，小说讲述了梅拉尼的心理成长故事。父母在飞机事故中身亡后，15岁的梅拉尼和弟弟妹妹不得不寄居在舅舅家。舅舅是个性格粗暴的玩具制造者，整个家在他的统治下显得非常压抑。梅拉尼十分渴望男性的爱，舅妈的弟弟正好非常喜欢她。然而，舅妈与另一个弟弟的不伦之恋，毁掉了这个家……
在随后以美国内战为时代背景的《新夏娃的激情》(1977)中，卡特再次大胆地把玩社会既有性别印象。在恐惧满布的纽约夜里，魅惑使者蕾拉以性欲和混乱之舞，诱导年轻英国男子艾弗林踏进枯砾的沙漠，进入地底下的女人国度。拥有四个乳房的黑色女神，以黑曜石手术刀献祭出艾弗林的男性象征，死亡的男身中于是诞生性感完美的新夏娃。卡特正是通过新夏娃这个雌雄同体人的眼光，来审视美国社会的荒唐真相。
她的最后一部小说《明智的孩子》(1991)，被称作“女性版的《百年孤独》”。书名来源于英国俗谚：明智的孩子认得爹。在小说中，“明智的孩子”指的是一对歌舞女郎姐妹花。小说伪托回忆录，由姐姐展开叙述，回顾一生传奇与混乱的家族历史。她们的父亲，一位封爵的戏剧名角，却只当是从来没有过这两个私生女。姐妹花于下层社会一路摸爬滚打，想认爹而不得。因为，爹把纸壳做的王冠看得比财富、名誉、女人、孩子更重要。姐妹花由单身养母带大，她们活得艰辛，但一生疯狂而快乐。而书中的男人没有爱的力量，连亲生骨肉都不敢面对，只能沦为虚幻轻薄的幻象。
卡特天马行空的想象让人叹为观止，这不仅在于她的文字技巧。在她的小说里，组词构句总是有令人耳目焕然一新的组合出现;而她的话语速度，有电影“蒙太奇”的闪电切换，也有乔伊斯如淅沥雨下的流淌。更重要的是，卡特颠覆着所有的约定俗成，她质疑男女性别上的权利分配，甚至质疑乱伦的界限。当习以为常的伦理道德观被挑战，我们将面对可怕而令人难以消受的世界图景。然而，正因为如此，卡特的写作给我们开启了另一个思考的空间。
戏仿还是颠覆?安吉拉卡特的文学风格
卡特借以建构起独特文学世界的惯用手法，无非是戏仿或是颠覆。她饶有兴致地利用、改写或者影射莎士比亚、萨德侯爵或波德莱尔等作为文学前辈的男作家的作品。而她改写的更多的是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比如，在《血窟》中，她将美女、小红帽和蓝胡子的最后一个妻子从色彩柔和的育儿室中抽离，投入女性欲望的迷宫。她还将贝洛的《鹅妈妈的故事》以及其它家喻户晓的故事改写成炫目、情色的版本。
经由卡特的“改写”，向以“爱”和“仁慈”等面目示人的童话或传说，即刻被剥离开含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社会关系乃至权力关系的真实面目。《血窟》的浪漫故事是女主角以优美绝伦的钢琴赢得贵族的青睐。然而，她婚后不久就发现丈夫是杀人狂;《新夏娃的激情》中的艾弗林追随妓女蕾拉回家，一路上眉目传情，一上床却表示出了鄙视与暴虐。然而，这样的改写并非卡特的“任意妄为”，按照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的说法，童话所沿袭的不朽套路，往往携带着设置风尚禁忌、灌输行为规范的重要讯息---这些讯息大部分指向“性”，而被灌输的对象，恰恰是被伦理道德所规约的，“容易被欲望诱引”的女性读者。
其实，卡特诡异的文学想象并非“天外来物”，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她的人生经历。1940年5月生于英国南部海滨城镇伊斯特本的卡特，自幼深受来自南约克郡的擅于讲民间故事的外祖母的影响，喜欢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民间传说。21岁那年，她开始在第一任丈夫所在的布里斯托大学修习英文，选择专攻中世纪文学，对民俗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随即开始写作生涯。此后，卡特不断旅行，探索过美国、亚洲和欧洲各地。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卡特停了下来，在各大高校里当“驻校作家”。临去世以前，她正在给名著《简·爱》写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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