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布莱希特辩护

　　五

　　所谓“面对现实问题”，是一个比较中性也比较含混的表述。所关涉者，无非布莱希特和东德政权的关系，他在面对一系列尖锐的现实问题时的态度和立场等较复杂的话题。

　　布莱希特既是戏剧理论家，也是剧作家和导演。他在参与现实问题的讨论时，常常是以戏剧的形式，也即某一个剧本，某一场演出，等等，作为基本的方式。关于这一点，韦克维尔特在他的《为布莱希特辩护》里提供了生动的例子。

　　一九四八年十月布莱希特返回东柏林。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日，由他执导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在德意志剧院首次用德语演出。那场演出由于在时间和地点上所具有的特殊性——战争刚刚结束，德国战败，剧场外就是满目疮痍的柏林，由于剧本本身所具有的讨论战争与人的关系这样一种特殊的品质，特别是由于在此之前，人们已经习惯了“戈林—戏剧”，诸如纽伦堡的“党庆活动”之类，“一种对于狂欢和热泪盈眶的激情成瘾”的戏剧，一种剥夺了人思考和选择的戏剧，从而成为一场非同寻常的演出：促使观众冷静地反思战争，参与讨论战争责任，从理论上廓清人们头脑里关于战争的种种迷思，等等。。

　　舞台上，大胆妈妈推着她那辆货车追着战争的脚步，而剧场外到处都是战争废墟。那之间形成着一种巨大的张力——现实状况成为对于戏剧作品的一种强有力的补充。那场戏试图让观众把他们的现实情境带到剧场里来，填充到几乎空无一物的舞台上去，从而告诉人们，“小人物在伟大人物的战争中不可能赢得什么，却可能失去一切”。

　　《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是布莱希特返归德国后第一次，以世界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和大导演的身份，通过一场戏，对于现实问题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的亮相。据说他在剧中对战争，对战争中的人的行为的剖析和批判，引发了观众强烈的不满，他们为布莱希特理性和冷静的态度而愤怒，为他们心中的那些背负着苦难的英雄——德国的军人们——遭到布莱希特犀利的揭露而愤怒，为他们自己在战争中的作为被评判为战争罪责的承担者而愤怒。

　　有关布莱希特以戏剧的形式参与对于现实政治问题的讨论的例子，书中还有一些，比如一九四九年，布莱希特曾想把《公社的日子》作为柏林剧团的开张大戏，并以此来参与当时有关“革命与恐怖”这个话题的讨论；比如他一九五四年以《高加索灰阑记》的演出，参与对于德波边境“奥德—尼斯河线”问题的讨论，等等。

　　当然，书中还介绍了一些布莱希特以其他形式，比如直接给有关部门写信，在报刊上发表批评文章等，表达他对某些现实问题的态度的情况。一九五二年，他曾给民主德国政府写信，提出关于改善民主德国基础教育的若干建议；他曾建议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对影剧院经理统一进行考试，通过考试的才能上岗；他曾多次对官方报纸千篇一律的文风提出批评，甚至建议创办一份由作家和科学家参与领导，表达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的报纸，等等。按照韦克维尔特在书中的描述，布莱希特生命的最后几年，也即他在民主德国度过的那几年，他与现实状况的交集，和谐处多于冲突处，合作处多于抵牾处甚至冲突处。在他看来，民主德国的现实政治和政策，既是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实处境的产物，也是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实践的一个过程。基于这样的立场，他对现实的批评是善意的，目的在于改变现实，而不是破坏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