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曾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却终未到任。中国中英文化协会和英国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大学中国委员会在聘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大众所熟知的陈寅恪赴英受阻是由于战争令交通中断的说法却并不准确；真正令陈滞留香港的很可能是当时一些中国外交官掺杂了政治和外交因素的做法。后来英国汉学家修中诚与陈寅恪商定在牛津大学开展中国历史研究的计划和有关信件中，展示了陈寅恪的学术抱负。
究竟是谁从中作梗，导致陈寅恪多次欲赴牛津任教而未遂，留下了这段历史遗憾的？今天听道讲坛推送的这篇文章，讲述了陈寅恪是如何被命运无情地捉弄的。
陈寅恪与牛津大学
文：程美宝
在陈寅恪的生平中，最为人熟知的事迹之一，是陈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却因战争爆发而一再延期上任，战后又因眼疾不愈而不得不放弃该职位。由于资料有限，以往人们的 了解一直主要是依据陈寅恪及他人的回忆。
笔者1998年夏造访牛津大学期间，在图书馆及注册处职员协助下，阅读了1935年至1947年间牛津大学有关聘任汉学教授之档案文件，因而对牛津聘任陈寅恪一事之来龙去脉，掌握了一些第一手资料。这批档案有牛津大学校方的正式 文件和报告，也有包括陈寅恪本人在内的有关人士的来往书信，使我们可以用更接近当事人的眼光，考察陈寅恪个人对受聘一事的态度，以及牵涉其中的中外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角色。
笔者对陈寅恪生平知之甚浅，对中国和西方汉学研究的认识亦相当有限，这里仅就在牛津所 阅档案，辅以其他参考资料，胪列牛津大学聘任陈寅恪一事之前因后果，惟祈博学君子深究 辨正是望。
受聘牛津之缘起
牛津大学聘任陈寅恪为中文教授，与设在伦敦的一个名为"大学中国委员会"(Universitie s China Committee in London，简称UCC)的机构有直接的关系。早在 1935 年 5 月，由于牛津大学原中文教授苏维廉去世，牛津大学正式宣布另觅人选填补中文教授之空缺，并在 1936 年 3 月就遴选中文教授事通过有关的大学规章中，列明遴选委员会的组成，除牛津大学有关方面人士外，特别留一席位由大学中国委员会指派代表出任。大学中国委员会是英国政府为推动英国的中国研究，于 1931 年从庚子赔款中拨出 20 万英镑成立的，主要由英国汉学家和与中国有关系的人士组成。从 1936 年牛津大学颁布的遴选委员会组成看，尽管大学的代表可以从不同学科和学校行政的角度考虑，但最有资格从汉学的角度去考虑人选的，应该是大学中国委员会的成员。
至 1938 年，牛津大学就聘请中文教授一事采取更具体行动。先是在 1 月决定中文教授的空缺 应在 1939 年 1 月 1 日之前填补，随后在 5 月委任了 4 名遴选委员，并按原议预留了一个席位由大学中国委员会指派。在牛津大学中文教授的档案中，最早出现陈寅恪的名字的一份文件，是伦敦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学教授颜慈在 1938 年 10 月 28 日致 牛津大学注册处的一封信，信云：
我已同大学中国委员会的秘书谈过，得悉他昨天方才收到中英文化协会主席杭立武的电报， 转达陈(寅恪)教授申请剑桥教授职位事。
我们觉得电报应该发到下列地址：
Professor Chen Yinchieh
c/o Han Liwu
Board Trust
Chungking, CHINA
"Chen Yinchieh"的写法，是以往通讯中的写法，"Board Trust"是注册的电报地址。
请容许我冒昧建议，电报的措辞应该确定无疑地表明他已经被选定并正被邀请出任该职位。 我之所以这样提议，是因为他申请剑桥职位已经落选，如果他以为这次也只是提出给予他一 个候选人资格，他大概不会愿意再冒另一次落选的险。
我是否还可以建议，如果薪金少于剑桥提供的1 000镑的话，电报应该清楚说明确实的 数额，以免他以为也是1 000镑。当然，你会写明是"牛津"，以免和剑桥之事混淆。
这封信使我们确切地知道，牛津大学在 1938 年 10 月 28 日之前，已经做出聘请陈寅恪出任中文教授的决定。信中提到的中英文化协会是 1933 年由时任"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总干事的杭立武在南京成立的一个"国际性文化友好组织"。至于剑桥大学聘请中文教授之事，胡适于 1938 年 7 月 30 日在伦敦给傅斯年的信中已经提到"C ambridge大学中国教授Monle退休，寅恪电告Cambridge愿为候选，他们将暂缓决定，以待商 榷。Pelliot允为助力。我已写一推荐信，昨交去。大概不成问题。"在牛津大学的档案中，有一份杭立武于同年 10 月 4 日给大学中国委员会秘书的信，谈及陈寅恪申请剑桥一事：
我在上月收到你于7月21日发到汉口给我有关剑桥大学中文教授的信，很抱歉，我并不能够 通过你向剑桥大学提供有关陈寅恪(Chen Yinchieh)先生更详细的资料(他自己喜欢用的姓 名的罗马拼音是"Tchen Yinkoh")。我收到你的信后，立即发了一份电报给他(指陈寅恪 --译注)，请他提供你所需的资料。不过，由于他任教的西南联合大学现正放假，他居处不定，直到 10 月 2 日之前，我们仍无法获取他的资料。我当天已经发了一个电报给你，电文如下：
"陈寅恪年47健康良好能以英语授课打算在剑桥逗留5年被认为是最好的中国学者之一。"
我希望这份电报能够及时到达你处，以供负责遴选教授的委员会考虑。很抱歉在该电报我未 能提供他的著作的详情。附上一封胡适为其他目的提交的保密推荐信，以供剑桥委员会参考 。
至于遴选委员希望了解有关T.K.Chu先生的资料，由于你未提供他的中文姓名给我，很抱 歉我不能辨认出他是何人。
这封由杭立武为陈寅恪申请剑桥事致大学中国委员会的函件，出现在牛津大学的档案中，是异乎寻常的。从杭立武的信可以看出，大学中国委员会在 7 月曾就剑桥大学聘请中文教授事 ，发信给中英文化协会，了解有关陈寅恪的情况。但杭立武 9 月才收到此信，了解过陈的情况后，10 月 2 日才向大学中国委员会发出一个非常简短的电报，并于 10 月 4 日发出了这封信件。如果把该信和前引颜慈 10 月 28 日给牛津大学的信联系起来，可以推测，大学中国委员会把原来为剑桥大学了解的情况转到牛津，而牛津大学应该是在剑桥大学未聘请陈寅恪的情况下，根据大学中国委员会转来的这些材料和颜慈本人的介绍，很快就作出了聘请的决定。1938 年 1 1月 19 日，颜慈致函牛津大学注册长，告知陈寅恪的通信地址，让牛津大学直接与陈联络。很显然，牛津大学决定聘请陈寅恪为中文教授，除了大学中国委员会的影响外，在中国方面，当时参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中国学者和官员亦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后来陈寅恪周章曲折而未能成行起了左右的作用。关于这一点，笔者将留到下一节讨论。
在牛津的档案中，杭立武信后除附有胡适的信之外，还有一份是关于陈寅恪学术研究特点和学术水平的介绍，内容如下：
陈寅恪(Chen Yinchieh)先生比较喜欢他的名字的罗马拼音作"Tchen YinKo h"。
1.候选人之履历：陈寅恪先生，江西义宁人，清末民初留学日本、英国、德国，1917 年后 ，他继续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进修，1925 年，他被聘任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 和国立北京大学讲师，现任清华大学教授，自 1929 年以来，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 史组主任。
2.研究领域及方法：陈先生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并在中国比较语言学研究各个方面都深 有造诣。近年来，他致力于汉、中国和六朝的历史，而他的著述表面上以微不足道的枝节为基础，但成果却相当深远，堪称真正的贡献。他在西方比较语言学方面受过的训练是一流的。他曾经学过梵文、藏文及蒙古文，并尤其精于藏文。他不但能够同时使用中国和西方历史学家的方法和文献，并且善于利用。
3.其贡献之重点：由于历史研究的领域甚为广泛，要达致最好的成果，必须具备深厚的知 识和批判的态度。在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真正的进展，是透过运用批判性的方法达致的，惟应用范围一般仍十分狭窄。近来，研究领域已有所扩展， 但方法一般仍欠严密。欧洲正统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只是在最近的历史著述中才开始感觉得到。陈先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先行者。以下是一些能够突显其贡献的重点：
a.陈先生能够掌握其他人忽略的某些事实的真正意义，利用一些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 论证意义极为重大的事件。以前的中国历史学家，要么就是对细微的事实感兴趣，故他们的成绩不免支离破碎，要么就是对通史有兴趣，因此过于理论化和太具想像力。陈先生以令人钦佩的方式，展示出各种细微事实的联系，以解决大的历史问题。他的著作诸如《唐太宗的祖先》第一至第四，是目前历 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他的方法和他的观点，都可以作为其他研究者的楷模。
b.陈先生是目前中国惟一可以利用藏、蒙、满文的原始文献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学者，他 的成就，正如在他的《蒙古源流研究》等著作中展现出来的那样，是西方汉学家难以超越的 。
c.陈先生比较梵文、藏文和汉文的佛教文本，例如他对不同的佛教文本所做的笔记，于准 确性方面在中国无人能超越(虽然这在严格意义上不是历史研究，但这在历史研究中是非常根本的基础)。
毫无疑问，中国的历史研究必须以文本批判开始，如此，所引用的材料才属可信，并能得到合理的诠释。陈先生是中国可以这样做的最前沿的学者。他的见识，他对于细节的关注及其 严谨的态度为将来的历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他的成就也结合了西方和中国学者的优点。
4.学者的评价：中国学者和外国的汉学家对于陈先生的著述评价甚高。伟大的汉学家伯希和认为，陈先生能以批判性的方法并利用各种不同文字的史料从事他的研究，是一位最优秀 的中国学者。
笔者一时不能判断上文出自何人，但从文中有关陈寅恪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贡献以 及伯希和等中外学者对陈的评价等内容来看，应该是由对陈寅恪的学问有较全面了解的人 提供的。相形之下，胡适的信倒比较简单和含糊：
陈寅恪教授年约47，江西义宁人 ，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在戊戌变法时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乃著名的旧体诗人，兄长之 一陈衡恪是一位甚具天赋的画家。
他不但是古文的大师，而且也懂梵文，我想他的梵文是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如果我没有记错 ，他也懂得藏文。他曾在佛教研究方面和已故的钢和泰合作。
在我这一辈人当中，他是最有学问、最科学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已经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论，包括他对中国佛教、道教、唐代文学、唐皇室的种族源流等方面的历史的研究。他的研 究大多刊载在中央研究院的集刊和清华大学学报。他惟一的英文著作是他关于韩愈及其时代的小说(这里指的是《论韩愈与唐代小说》--译者按)的研究，该刊载于早期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
1937年，他获由中国基金颁发的历史学科学研究奖。
在任职国立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的同时，他已担当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主任达10年之久，该 所是中央研究院的10个研究所之一。
(签署)胡适
其实，在上述各方为牛津聘请陈寅恪事多次电函往来时，陈本人对于到牛津大学任教并不见 得有多大兴趣，他次年赴香港前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便表明了这一点。他对去牛津任职事一度犹豫的态度，在颜慈 1938 年 12 月 26 日写给牛津大学注册长Douglas Veale的信中也得到证实：
中国大使发出一封信函，谓陈教授已改变初衷，愿意接受大学之聘任，我为能将此信之摘录 送交与你而松一口气。如此一来，亦必省却了遴选委员不少忧虑。我估计，遴选委员毋需再 次开会。四日前我在雪中摔伤了腿，因此有数周不能参加会议。
你会从大使的信函得悉，他将愿意代你与陈教授联络。
在陈寅恪致梅贻琦信中提到的郭复初，即颜慈信中提到的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陈寅恪之应聘牛津，很大程度上是郭泰祺劝说的结果。至 1939 年中，陈寅恪本人和牛津方面都为陈赴英做好准备，牛津大学东方研究学院亦同意拨款 100 镑作为陈寅恪旅费之用，陈寅恪则于 1939 年 6 月动身离开昆明。
两度赴英受阻
据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记载，陈寅恪接受牛津大学的聘任之后，先后两次赴香 港，准备动身前往英国。第一次是 1939 年夏由昆明到达香港，正准备转乘轮船赴英就任的时候，却适逢欧战爆发不能成行，只好于 9 月返回昆明。次年夏天，陈再次赴港，"待赴英时机。既难成行，就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人们一 般把陈寅恪不能成行的原因，简单归咎于欧洲战争的爆发造成交通中断。不过，尽管陈寅恪第一次不能成行的直接原因确实是欧战爆发，然而，从事隔一年，欧洲战火未息，陈仍再次决意起行这一事实看，欧战似乎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尤其第二次滞留香港的原因，更似乎另有蹊跷。
牛津大学的档案显示，陈寅恪第一次在香港因战争受阻不能按时上任，曾于 1939 年 9 月 5 日致函牛津大学注册长，原函未见，但这封信的原文在档案的其他文件中被引用，内容如下：
我原来打算在8月底乘船赴欧洲，并且万事俱备，由于局势紧张和不明朗，我不得不等待数天。如今欧战已经爆发，此时此刻，我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前往牛津，故此，我决定推延1939年至1940年学年度赴英之事。我将返回云南，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牛津大学马上作出相应的决定，1939 年 9 月，在陈寅恪先生回到昆明的同时，大学的监察委员会已向大学当局提出建议，允许陈寅恪延迟至 1940 年度第一个学期初就任。此建议随即为大学当局通过。陈寅恪在 1940 年再次动身赴港，显然是根据牛津大学这一决定，准备在 1940 年度第一学期到牛津上任。在牛津大学有关的档案里，有一封相信是陈寅恪在 1940 年 5 月从昆明发给牛津大学的亲笔信件，内容如下：
我谨通知你我计划在9月初自香港乘船前往英国，可望于9月抵达牛津，恳请代为安排下榻学院事宜。
可见陈寅恪此行并非如今人一般所说，是到港探亲，等待机会赴英，而是已有很明确的赴英行程安排。但是陈寅恪抵达香港后，却没有按照原计划成行。他在 1940 年 8 月 2 4日致梅贻琦 函中很清楚地讲到了改变行程的原由，信云：
月涵吾兄先生左右：别来不觉月余，想起居佳胜。弟到港即接郭大使自英来电，因时局关系欲弟再缓一年赴英，当即托英庚款会代复照办。
据此，陈寅恪 1940 年滞留香港乃根据郭泰祺的意思"照办"，但牛津大学的档案却显示，当时牛津方面从郭泰祺那里所得到的信息，是陈寅恪本人希望再推迟一年上任。郭泰祺在 1940 年 7 月 8 日亲笔签名致牛津大学注册长Douglas Veale的信函中写道：
有关我6月17日的信函，我今天接获中英文化协会秘书长的电报如下：
"请告知牛津大学陈寅恪推迟到明年上任之意愿--杭立武"
请就上述之请求发信往昆明答复陈教授。
郭泰祺提到的 "6月17日" 的信函，在档案中未见，但档案里有一份材料，乃摘录自牛津大 学周议事会 6 月 17 日发出的定期通告，其中有云：
注册长接到指示，答复中国大使刚提出的查询，假若陈教授希望再次推延其上任的日期，周议事会将提出一个议案，予他再度休假一年。
这个议案后来在1940年10月获得通过，据此，陈寅恪应在1941年第一学期到任。
1939年暑假，陈寅恪全家于香港九龙山林道寓所。左起陈美延、陈寅恪、陈流求、唐筫、陈小彭
根据以上几段资料，可以做以下的判断：从 1940 年 5 月陈寅恪致牛津大学函，知道陈此次去香港，是决定前往牛津上任，而不是去香港等候时机。就在陈寅恪动身赴港的时候，1940 年 6 月 17 日，郭泰祺致函牛津大学，虽然原函未见，但同日牛津大学周议事会发出的通告中提到，郭泰祺刚刚向牛津大学查询陈寅恪再次延迟上任日期事，由此可以知道郭泰祺在陈寅恪已经动身的时候，曾向牛津大学查询陈寅恪是否可以推延上任。牛津大学当局接到郭信之后 ，指示注册长答复郭泰祺，如果陈寅恪希望再次推延上任日期，牛津大学可以准予再延迟一 年，可见陈寅恪 1940 年再次推迟到牛津上任是郭泰祺提出来的。在 1940 年，从牛津大学的角度去看，关于陈寅恪何时上任，战争似乎不是一个直接被考虑的因素。同年 7 月 8 日，郭泰祺又致信牛津大学注册长，转达杭立武的电报，并请牛津直接答复陈，杭的电文原文是"Plea se inform Oxford Tschenyinkohs wish postponement another year-Hanlihwu"，由 于 这是一份电报，用了省略的句子，不同的读者对这句话的理解，可能会有些微妙的差别，但立武用上"Tschenyinkohs wish"的说法，则很显然让牛津大学觉得他们正在转达陈寅恪的意愿。而当时郭提出要牛津大学直接致函到昆明答复陈寅恪，表明郭当时还不知道陈寅恪动身的安排。虽然目前尚不清楚陈动身的准确日期，但从陈一到香港就收到郭电报看，陈动身日期很有可能是在 7 月 8 日以后，即使在 7 月 8 日之前，也不会早多少天。从陈寅恪 8 月 24 日致梅贻琦信看，正当郭、杭向牛津大学转达陈寅恪欲再缓一年的"意愿"的同时，或者甚至是在稍后一点的时间，陈却离开昆明到香港，准备去英国。而陈到达香港的时候，郭泰祺致电表示希望他"再缓一年赴英"。可见，郭在 7 月 8 日还希望牛津大学直接复信陈，以便在陈未离开昆明时搁置赴英行程，但随后得悉陈已到香港，便直接致电陈提出要他推迟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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