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艾特玛托夫－转自《读书》

  　　曾经在1980年代深深影响我国文学青年的前苏联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6月10日在德国逝世，享年79岁。就在几个星期前，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访华，在讲座上还被问到对艾特玛托夫的看法，他说：“他在土耳其也很受欢迎，我读过他的小说。但我更喜欢他早期的作品。那是人类生活的精华，纯真且简单……我觉得他应该得诺贝尔奖。”问者和答者都想不到，那时话题的主人公已时日无多。吉尔吉斯坦旋即宣布6月14日为国悼日，艾特玛托夫成为国宝级人物，是因为他把吉尔吉斯坦这个只有300万人口的国家，带到了世界文学的前列。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他的小说被翻译成世界140多种语言，比如在我国，除了汉语，还有维吾尔族语的译本，当然他的贡献不仅于此。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谈论艾特玛托夫，很难想象在80年代，他是如何以散发人性光辉的抒情文字打动我国文学青年的心。过来人说，每每捧读他的小说，“心中一片澄明”。相对当时随处可见的英雄主义、伤痕文学，艾特马托夫早期作品写的都是普通人的故事，爱与失去，对自由的向往，把硝烟弥漫的战场和英雄留在了远方。他擅长写景状物，草原和天山湖泊在他笔下美轮美奂，在苏俄文学刚解禁那段时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书店里还可以找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他的中篇小说集《草原和群山的故事》，书中收录了《查密莉雅》、《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骆驼眼》、《第一位老师》，前两篇分别发表于1958年和1961年，是他早期创作生涯的代表作。当时年界30岁的艾特玛托夫，不仅给苏联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气，《查密莉雅》发表后的第二年，法国作家阿拉贡就亲自把它译成法文，称其为“世界上最优美的爱情故事”。
　　
　　有四十多岁的读者说，《查密莉雅》太美，《小白杨》太悲，看完不忍心看第二遍。《查密莉雅》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个少年倾慕年轻健美的有夫之妇，她是个不被传统观念拘囿的人，最终爱上另外一个男人，并与之出走，追求自己的幸福。三年后写的《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则相对成熟一些，男主人公在工作上逞强好胜的性格，使得他一错再错，自暴自弃，最终导致爱情悲剧的发生。和爱人再度相遇后，在当时环境下他的那种隐忍，这点中国人和俄罗斯人骨子里很相像。社科院外文所俄罗斯研文学究室主任石南征说：“艾特玛托夫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新潮环境成长起来的一代，作为少数民族作家脱颖而出。他的作品既保留了丰富的民族特色，写吉尔吉斯民族风情有很自然、浪漫的味道，又吸收了俄罗斯传统文学的气息，具有现实主义传统，文坛也可以接受他。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于我们有天然的亲近感，而且吉尔吉斯族和我国的柯尔克孜族是一个族系，他的小说带着很浓的诗情画意，在世界文学中也是很独特的。”艾特玛托夫的创作有很强的画面感，故事贴近生活，所写的十余部中长篇小说无一例外地全都拍成了电影和电视剧，有的还改编成了芭蕾舞。
　　
　　和社会现状紧密结合，表达心声，直面现实，揭露时弊，是从“白银时代”就形成的俄罗斯文学传统，那时涌现的作家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到现在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家。然而革命后，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刻性已不如从前，像艾特玛托夫这样有自觉性的作家，沉浸在个人情感的小虚无中，对人性的理解还是带着符号性，在禁锢时代是好小说，它的流行和当时环境的感染力有关，但无论是叙述技巧还是对人性的深度刻画都略逊一筹，后来就被越来越多涌入的欧美和拉丁美洲文学淹没了。艾特玛托夫的父亲在1938年被斯大林迫害致死，早年他的作品带着淡淡的厌战情绪，后来则直接挖掘导致国家和民族悲剧命运的根源，如已出版的《永别了，古利萨雷！》，《一日长于百年》，艾特玛托夫近年的作品以全人类未来命运为出发点，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读者尚未看到，不过帕慕克的评点也是意味深长的。
　　
　　艾特玛托夫曾经说过，“一个人失去民族和历史属性，失去个性的全部特征，他就变成了顺从的奴隶，驯服的机器人。”在中后期的作品中，把自己作为作家的角色变得越来越沉重。小说意蕴很深厚，思考的是民族，更多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之外的人类命运问题，像个警世的预言家一般。他后来从政，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好朋友，前苏联时期是驻卢森堡大使，去世前是吉尔吉斯坦驻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的大使，积极推动国家的民主进程。去年8月，我的一个朋友去吉尔吉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参加经合组织会议，回来后讲起他的所见所闻，国家制定人均50美元的月收入政策，而生活费用并不算低廉。上上下下都很腐败，政府官员私下里向他兜介黑旅店，警车在旅馆门前悄悄地拉客……我们都当笑话听了。但从小说中知道五六十年代的吉尔吉斯坦，民风淳朴，人人有爱，路人之间无私帮助，多少能明白晚年的艾特玛托夫为什么那么忧伤。
　　
　　
　　专访艾特玛托夫的中国译者谷兴亚
　　谷兴亚，现居保定，河北大学俄国文学专业退休教授，翻译过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有：《死刑台》、《卡珊德拉标志》（未得到出版允许）、《崩塌的山岳》（刚刚付印）
　　
　　
　　1961年，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就被介绍到我国来了，立即引起了中国读者的注意。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中苏边境工作，从朋友处借到内部出版供批判用的黄皮书《白轮船》。主人公小男孩亲眼看到外祖父把母鹿打死了，对世界觉得不可理解，很绝望，想找他的父亲去，希望变成一条鱼，其实是跳到河里自杀了。书中对善与恶的深刻思考，让我记住了这位吉尔吉斯族作家的名字，并一直关注他的创作。文革结束后，他的作品陆续在我国出版，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竟形成了众多出版社抢译其新作的热潮。1986年他的《死刑台》在苏联的杂志上连续发表时，我国还未加入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各出版机构竞相组织人抢译，到1991年已经有漓江、湖南人民、外国文学、重庆、上海译文、中国文联、百花洲等七家出版社推出了自己的译本，书名有《断头台》、《死刑台》与《上帝前的殉难》等不同译法，我是当时在一本苏联的原文杂志上看到小说的第三部发表，于是写信给出版社主动联系翻译，书翻译好后，文联出版社拿去发了，效果还好。
　　
　　他在《死刑台》中写到有组织的犯罪，和当时体制结合起来，揭露社会之恶，那时就流露出对未来命运的悲观，似乎人类就要走上断头台了。这个作家给我的印象，是他的站位很独特：立足本民族，直面苏联的现实，眼观全世界。写作技巧上可以看到他接受了现代派影响，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将过去、现在、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后来他长期生活在西欧，视野进一步开阔，看问题看得更尖锐了。1995年，蓝英年先生带给我他的新书《卡珊德拉标志》，苏联解体后，艾特玛托夫选择了吉尔吉斯斯坦国籍，《卡珊德拉标志》先在德国出版，后于1994年发表在俄罗斯的文学刊物上，它折射出作者经历了沧桑巨变后的思考。站在全球的高度上，审视人类自古以来的善恶交锋，当时苏美的太空竞争，都离不开这个前提。我和出版社签订了合同，等按期交稿以后，出版社迟迟未见行动。因为作者在书中有个观点，斯大林和希特勒，是一个魔鬼的两个面孔。本来以为可以删减的，但根本无法删除，他提出一个主体做过的恶并不随他的肉体一同消失，而是遗传给下一代，恶积累起来，像定时炸弹一样，在适当的时候就会爆炸。他反思和挖掘斯大林问题的根源，认为如果不搞极端的做法，苏联还不至于解体，用意识形态解释一切行不通，人才是最重要的。当时我和艾特玛托夫建立了联系，吉尔吉斯驻华大使馆很热情地告诉了我他在比利时的电话，我告诉他我正在翻译这本书，他很高兴。书最终没有出版，过了几年，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问怎么回事，全世界都出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他说他其实在书里主要批评的是美国。
　　
　　这是部有深刻涵义的科幻小说，宇宙僧给教皇写信说他发现并破译了人类胚胎发出的信号。胚胎在母腹内形成的最初几周内有能力预知自己未来的生活，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态度是否定的，便抗拒出生。抗拒出生的信号是孕妇额头上的一块色斑，他称之为卡珊德拉标志。他从太空对胎儿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胎儿选择不出生。这是人类面临灾难的预感。先觉者、启蒙者往往要承受孤独、苦闷、悲惨的命运，这几乎是一种规律。人类要进步，要发展，似乎必须首先献出自己最优秀的儿子。我国的先哲说，人至察则不祥。宇宙僧的忏悔，未来学家的报警，最后得到的回报却是围攻是扼杀。宇宙僧后来拒绝返回地球，自杀了，成了宇宙中的木乃伊。 在《白轮船》的最后，他就曾经写过：“你摒弃了你那孩子的心不能容忍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安慰。你短暂的一生，就象闪电，亮了一下，就熄灭了。但闪电是能照亮天空的。而天空是永恒的。这也是我的安慰。”天空是永恒的。
　　
　　2006年末，我看到艾特玛托夫在俄罗斯的杂志上发表的新作，就和他联系，他给我寄来一本原著，《崩塌的山岳—永恒的新娘》是他在布鲁塞尔当大使的时候写的。翻译时，我遇到以往没有的困难，他使用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新词，中国民族大学研究吉尔吉斯语的胡振华教授给了我很多帮助。当时，市场经济已经在吉尔吉斯坦占了统治地位，他的游牧民族出身同胞很难适应经济一体化，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书中主人公是个著名作家，他的情人是个著名的歌唱家，但是歌剧没人看了，就被一个大款包养，作家想见她一面都难。后来作家被老家的电话召唤，回去给来打猎的阿拉伯石油大亨当翻译，雪豹是他们的珍稀动物，但最后只能拿它来换钱。当地人想绑架打猎的大亨，作家最后走投无路，对天开枪，四面八方都向他开枪，子弹不知道来自阿拉伯人还是同族的年轻人，最后和雪豹相拥而死。要想掌握这个作家，就要认真思考他的少数民族特性，动物从始至终在他的小说中是个重要的存在，你可以感觉到在他的笔下，人和动物是平等的。他曾经说过“人类太高估自己了”。书里的作家留下一篇小说，里面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杀人，或者被杀，你怎么办？弱小的民族，没法抗拒经济全球化，怎么办？做为人类的精英，他不失自己的操守。任何情况下坚持自己的立场，自己个人的恩怨可以放到一边，生命可以放到一边，果断行动。我是这么理解他的。这也是艾特玛托夫最后的绝唱，我听说社科院邀请他访华，后来没有成行，本来想当面问问书中作家的思考是不是代表他自己思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