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燕郊先生
2007年夏天，年已八十七岁高龄的彭燕郊先生前往广州领取青年诗人黄礼孩创立并颁发的第二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当时我陪同先生往返。启程时我还不能意识，这是先生最后一次出门远行。那时的先生已经走到了生命终点的大门前面。
那次广州之行，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颁奖晚会上，先生站在麦克风前发言，原本准备好的发言稿未念一半，情绪已然激动的先生索性脱稿演讲。好几次，先生的话语深入个人和历史，动情处让不少听众落下泪水；二是我那次和先生同房而睡，因晚上被诗友们叫去夜宵，往往凌晨才返。其时先生已睡，我坐床头凝视先生蜷卧侧背，恍然有凝视一孩子之感。先生当然不是“孩子”，而是在漫长一生将完结之时，先生已悄然返璞归真，留下一个单纯而瘦弱的背影。
实际上，不论当时还是今日，先生留给我的背影都很单纯，但不瘦弱，而是十分宽广。
一
第一次读到先生的诗还是1987年，那时我刚刚习诗，在《星星》函授版上读到一篇解析先生《钢琴演奏》的文章。该文没把先生诗歌引全，大概只三分之二的样子。那首诗彻底震动了我，它也是一生唯美的先生的晚期代表作之一。我那时不知先生是谁，时代总在有意无意地遮蔽后学视野。当我在十余年后得以和先生相识，才知先生是“七月派”诗人，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便名震诗坛。对我来说，搞懂“七月派”，还是认识先生之后。从先生一生轨迹中，得以窥见云遮雾罩的历史深处，有一些黄钟大吕，却只在被拦腰截断的往日回响，仿佛和今天无半分干系。
先生正是从那个历史里走到我面前的一个诗人。在很大程度上，先生的历史也就是一代人的历史。在先生那里，我终于明白的一件事是，与其阅读历史书本，不如阅读从那段历史中走过来的个人。在先生书房，我的确会有面对某种历史之感。先生家住一楼，光线难入，书房里白天也要开灯，那里的灯光总是偏暗，占据几面墙的书柜也是很有些年头的老式柜样，上面油漆剥落，书柜里的书多是古旧图书。先生坐在暗淡灯下，身后墙上挂幅对联，是鲁迅所写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在先生身侧的沙发上坐着，总被一种恍惚感控制。因彼情彼景都太像身在某个历史角落，先生谈起的话也是历史。从先生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他参加新四军的经历，听到胡风、“七月”以及很多“七月派”诗人的名字。先生谈起历史，会很自然地对其中人物有所臧否。一些我只读其诗、未见其人的老诗人，会很惊异地发现他们在历史中的一些行为。不过，先生似乎无意深究很多特殊年代造就的事件，他往往只是感叹，“很多事都是没办法的。”我不由想，在先生一生中，挺过那些风风雨雨，又是如何想办法的呢？
毕竟，先生青年时代正值战争年代，先生经历过战火和漂泊，离开家庭也就是永别家庭，因抗议国民政府在牢房度过三百多个日日夜夜。这些对先生来说，都只在轻描淡写中付之一笑。只有件事让我心灵震动。因先生晚年生活只师母一人陪伴，我有次无意间问起先生的孩子问题。先生说女儿在广州工作，随后却说起令他一生阵痛之事，先生原来还有一男孩，仅仅几岁时在逃难中失散。在照顾其他家人时，先生不慎松手，孩子转眼就被难民冲散。对先生来说，这一伴随终生的痛苦极少对人言及。我当时听了，内心恻然。以先生心之大爱，如何会不从骨子里爱恋孩子？我有时想，是不是从那时开始，先生养成了说话低沉和缓慢的习惯？这件事先生虽只对我说过一次，我时常会构想先生和孩子失散的那个画面。先生的痛苦我当然能够理解，对先生来说，那既是他个人的苦痛，又何尝不是当时整个中国的苦痛？先生一生低调，这句话有高调之嫌吗？当然不，对先生来说，自己在经历历史，也会自然地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在中国经受痛苦的岁月，谁又可以从苦难时代中脱身？由此，先生的一生诗歌都在直面“很多事都是没办法的”整个人生。
从先生那里，我理解到诗歌真义，它蕴含的就是我们走过的全部人生体验。
二
先生谈历史很多，谈诗歌很多，我认识先生时毕竟已晚，最强烈的感觉却是，先生度过的是写作的一生、阅读的一生，同时也是孤独的一生。说先生孤独一生或许不太准确，我无法进入先生的青壮年时期，我进入的是先生晚年。晚年的孤独是不是才会对孤独有最刻骨的感受？记得第一次去见先生时，带我去的朋友告诉我，先生住在省博物馆内，我当时无端端心中一震，博物馆？那委实是最清净的地方了。平时我去博物馆，只是去看一些永远不会出声的文物。它们冰冷地成为被谈论对象。先生如此大名，住哪里我都觉得正常，就是觉得住博物馆有种怪异之感。而且，人在晚年，应该是享受儿孙绕膝所带来的天伦之乐了，我无法想象先生怎么会住在难有人去的博物馆内？
事实上我有些多虑。博物馆的住房是师母所分住房，看起来的自然之事还是让我不久后就觉得，先生被博物馆似的孤独浸染太久。退休之后，先生似乎就变成一个被遗忘的对象。因诗名响亮，仍免不了来人拜访。在先生生命最后的十年间，我亲眼所见，隔上几个月，就会有某个写诗之人频繁前往博物馆拜会先生。惊异的是，几个月后，来拜访先生的又很少和先生再保持往来。他们之所以来拜访先生，目的无非就是想用先生之名来给自己作品索评。先生对这些要求几乎从不拒绝。见过先生手稿的人都不会忘记，先生写作，从来都在两页稿纸间夹上复印纸。一稿数份，自己留一份，给被写者一份，其余还有几份，送给一些另外的人看。我有时会觉得，先生没担心自己被人利用吗？先生给我看过很多份评论手稿，甚至还会问问我的意见。在写作上，先生从来不以师长自居，他总觉得现在的青年诗人有不少新锐的想法。每次看到先生给我这样的稿件，我内心既为先生感动，也不免为先生暗生不平。先生似乎从无被人利用之感，任何人登门，先生总是极为高兴，应允文章也都在说好的时间内没写完。我记得我有次问先生，评论写完后，那个某某某是否还来过？话一出口我就后悔，因为这句话问得有些残忍。先生仍是一笑，说没来过了。似乎这样的事情不会对先生构成什么干扰，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对人生早已参透的先生，如何会不知人的心理？文坛的丑恶冷暖先生自然比我看得多，经历得多，也体会得多。先生不拒绝的原因，我是在后来读到先生那首《芭蕉叶上诗》时才有了体会，其中有这么几句，“一个知音，来吧，不嫌弃的话，给你，喏/这一滴诗，一片诗，一粒诗”。能够体会，先生对诗的痴爱会不自觉地将所有写诗者都看作或许到来的知音，所以他会继续这样写道“……反正要冒险就不必计较∕成功和失败，还是写吧∕管他什么伟大，什么不朽，不这样∕就不够顽冥不灵，不够明知故犯∕就得不到冒险的乐趣，这样才够味！”
这就是先生，对明明知道的所有都愿意去“明知故犯”。而且，这些句子在我读来，蕴含极强的孤独之感。先生的确孤独，当我仔细阅读先生凝聚晚年心血的《混沌初开》和《生生：多位一体》时，我更能感到，先生的孤独既有个人的现实孤独，也有写作带来的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两种孤独的结果却是促使先生对青年诗人们有种特别的爱护意识，总希望他们能尽快得到诗坛认可。被利用与否，其实是不值得去思考之事。在先生眼里，一个泥沙俱下的时代里还依然愿意写诗的人，本身就值得他去鼓励。我的不平感消失了，因为这是先生一生赤子之心的持守表现。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认定诗人们是“时代忠实的儿子，完全地、无保留地听从时代的召唤，忘我地投身于我们时代严酷、艰难而又极其壮丽的斗争中，他们只知道给予，而不知道索取，他们是最善良的给予者”。
在今天来看，先生又何尝不是我们这时代“最善良的给予者”之一？
很多时候，最善良的，也是最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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