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30日，埃及文学巨匠、被誉为“阿拉伯小说之父”的纳吉布·马哈福兹(Najib Mahfuz)因心肌梗塞，在开罗郊外的一家医院走完了他95年的风雨历程。这位深受埃及人民爱戴的世纪老人因他在埃及、阿拉伯世界、乃至世界文学和思想领域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而得到国葬的厚遇。9月1日，马哈福兹的灵柩在军队的护送下，在鲜花和奖章的簇拥中，覆盖埃及国旗，沿着通往爱资哈尔老街区侯赛因清真寺的街道缓缓行进。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出席了送殡仪式，一些国家领导人、文学家、作家、艺术家及逝者生前好友都前来为他送行。由于自愿前来送行的民众人数之多超出预料，不得不特别加强了保安工作。灵柩运往侯赛因清真寺是遵循逝者临终遗嘱，要在该清真寺里做葬礼祷告，在生于斯、终于斯的老区里安然走完自己的一生。
得知他离世的消息，许多电台和网站都报道了这一噩耗，并开辟专题节目来纪念这颗民族忠魂。“半岛台”评价他使“埃及文学、阿拉伯文学走向世界”。蒙特卡罗电台也报道“马哈福兹是阿拉伯现代小说、散文的奠基者，他的去世是阿拉伯文学、文化界的巨大损失”。马哈福兹用一生实践了自己的“最高信条”——“为你的世界工作吧，好像你永远活着。为他人尽力吧，好像你明天就要死去。这是生活在大地上的人所遵循的最高信条。”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虚怀若谷、胸襟开阔、视野深邃，具有现代意义的大作家，因其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1967）而险遭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暗杀，小说也因“渎神”引发宗教风波，风波因马哈福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再次酿成危机，至今也未随着他的离去而结束。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当作家的遗体运至侯赛因清真寺接受祈祷和进行吊唁仪式时，一位记者质问穆夫梯（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爱资哈尔的长老、穆夫梯和宗教基金部部长出席马哈福兹的葬礼是否意味着二者的隔阂消除了？”若不是在场的埃及著名作家、《文学消息报》主编贾迈勒·黑托尼用“此场合不宜提此类问题”为由将记者赶出清真寺的话，不知又会发生什么。
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年出生于开罗城一个叫杰马利亚的老街区，1934年毕业于开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后在大学任职数年，并开始创作活动。1939年起，他曾先后担任埃及文学艺术最高理事会、电影局局长和文化部顾问等职。1971年退休后，参加“金字塔报”工作，成为该报专职作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马哈福兹发表了五十多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他的作品蕴含埃及法老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丰厚底蕴，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堪称现代埃及文学最杰出的代表。如今它们已被译成33个国家的语言，还被搬上银幕、舞台。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马哈福兹的颁奖辞中指出：他的作品“总体上是对人生的烛明”。
马哈福兹从创作开始，便以一种明确的历史责任感自觉承担起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一个正直作家的责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埃及正处于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风暴中，马哈福兹发表的三部历史小说：《命运的嘲弄》（1939）、《阿杜比斯》（1943）、《塔伊拜之战》（1944）都取材于古埃及法老的历史，鲜明地表现了爱国主义情感，反映了人民反对英国占领者的愿望。从1945年起，马哈福兹开始转向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他连续发表了四部揭露社会黑暗，呼吁社会变革的小说，即：《新开罗》（1945）、《赫利利市场》（1946）、《梅达格胡同》（1947）、《始末记》（1949）。这四部小说对埃及法鲁克王朝统治时期黑暗腐败社会作了有力的控诉，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向往。在反映埃及革命后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同时，他也写出了人们的彷徨和退缩，信仰的失落，生活的荒诞。马哈福兹认为，“解决社会的悲剧也许可以最终解决生活的悲剧”。他透过人物的思考，暗示出人存在的意义，并强调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而他本人便是这条道路的探索者和表现者。
与此同时，他开始酝酿创作一部具有更宽的时间跨度和更丰富的社会内容的宏大叙事小说，这便是1956年和1957年发表的“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全书通过一个家庭三代人的遭遇，史诗般地概括了埃及20世纪上半叶的风云变幻，出版后获得国家文学奖。“三部曲”如异军突起，把埃及小说的创作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奠定了马哈福兹在阿拉伯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成为阿拉伯现代小说的旗手。“三部曲”发表后，好评如潮，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文学评论家和外国的东方学家热情赞颂“三部曲”在思想和艺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肯定了它在阿拉伯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称它为“整个小说这一流派（指现实主义流派——笔者）的顶峰”，开始了“阿拉伯文学的新时期”。
1952年埃及革命后复出的马哈福兹，一改创作风格，大量借鉴西方现代写作技巧，写出了《小偷与狗》（1961）《尼罗河上的絮语》（1966）等作品，反映了现代人在新形势下的种种危机。他在此期间创作的小说《我们街区的儿子们》以神话的方式演绎人类历史，表达了他对人类理想和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其中有关宗教与神的观点在保守人士看来足以惊世骇俗，该书至今未能在埃及公开出版。
1967年埃及在中东战争中惨败，马哈福兹经过沉痛思考，发表《黑猫酒店》（1969）等中长篇小说，反映了他对失败原因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也反映了他不断探索人生真谛、追求理想世界的勇气和毅力。80年代，步入晚年的马哈福兹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写出了一系列中长篇作品。90年代以来，马哈福兹身体欠佳，但仍难抑制强烈的创作欲望，笔耕不辍。除了一些短篇小说集外，他还创作了“准自传”作品——《自传的回声》，以凝练的笔触，总结了自己饱经沧桑的一生，折射出彻悟人生的智慧光芒。2004年，他又写了渗透着苏非精神的短篇小说集《疗养随想录》，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马哈福兹充满敏感和良知，又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既有自己的道德取向，又不断拷问着民族的精神与灵魂。他的一生在不断地求索中度过，但他的反抗不走极端，而是以人道主义作为反抗的底线。他不会 “粉饰太平”，但也不会沉沦、绝望。他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了一个世纪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的沧桑与苦难、历史与将来，他的脉搏与时代息息相通。马哈福兹对生活的思考与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核心是寻找出路。而结论是：出路在于变革，变革一切陈腐的观念，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寻找一条促进祖国发展的埃及式的道路。70年代初，他曾和一些著名作家联名上书萨达特总统，敦促他采取果断行动结束与以色列“不战不和”的局面。70年代末，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勇敢地支持受到众多非议的“戴维营和平协议”。他还经常就国内外大事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晚年对穆巴拉克总统褒扬有加的同时，也坦率指出他的若干政策失误。他还有先知一般的洞察力，能敏察黑暗势力的滋生和蔓延，并以艺术的形式预言社会危机的来临。
马哈福兹的文学世界始终随着时代前进，不断创新。他的艺术创作不仅开拓了埃及小说的道路，也代表了埃及小说创作的高峰。几代阿拉伯作家深受其影响，形成了阿拉伯小说的“马哈福兹时代”。
马哈福兹的离世，意味着埃及文学、阿拉伯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斯人已逝，灯已熄灭，可他的思想光芒依旧，他给人类留下的精神宝库，将与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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