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供图
顾春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好书”作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学、艺术学、戏剧学和电影学。代表著作有《契诃夫的玫瑰》（2021）、《呈现与阐释》（2019）、《意象生成》（2016）、《戏剧学导论》（2014）、《她的舞台：中国戏剧女导演创作研究》（2011）、《戏剧交响》（1998）等，以及诗集《四月的沉醉》（2018）、译著《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简史》（2018）、传记《我心归处是敦煌》（2019）等。曾获第2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理论奖（2014）、第二届张世英美学哲学奖励基金青年学术成就奖（2019）、第四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啄木鸟奖”（2020）、首届国际戏剧“学院奖”理论奖（2020）。
很多人通过《我心归处是敦煌》和《契诃夫的玫瑰》熟知了顾春芳这个名字，近年来，她在非虚构写作上的成就有目共睹。其实，作为一名学者，她的主业并不是非虚构写作，而是戏剧学、电影学和美学研究。她长期从事戏剧学基本理论研究，致力于该理论的体系建构。近年来她的研究涉及较多的是中国美学视野下的艺术研究、艺术阐释学以及中西方戏剧比较研究，如莎士比亚戏剧的阐释、契诃夫戏剧的阐释、元明清戏曲与《红楼梦》叙事的研究等。
近日，北京大学顾春芳教授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就该社出版的《奥尼尔戏剧四种》，为热爱戏剧的读者朋友作了“梦想者的大海、陆地与星辰：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戏剧的心灵意象与精神空间”在线主题演讲。其间，笔者就奥尼尔戏剧和人生的互文性关系、《天边外》和奥尼尔戏剧中的诗意、奥尼尔与契诃夫式的心理现实主义等话题，请益和访谈了顾春芳教授。
奥尼尔戏剧和人生的互文性呈现
访谈人：我们知道，奥尼尔一生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有许多学者从自传性的角度去研究奥尼尔的剧作。在您看来，他的人生经历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他作品的来源？您如何看待其传奇生涯与作品的关系？
顾春芳：研究奥尼尔，需要理解他的戏剧和人生的互文性关系。自传体戏剧是奥尼尔剧作显而易见的特质，这在他早期和晚期的剧本中表现特别明显。
他一生中著作非常丰厚（最重要的戏剧有50多部），与此相对应，他的生活经历也极为丰富。从家庭来看，他的父母是爱尔兰裔美国移民。父亲詹姆斯·奥尼尔是百老汇一位非常著名的舞台剧演员，生前因出演《基督山伯爵》中的男主角埃德蒙而一举成名；母亲埃拉·奥尼尔本是大家闺秀，遇到詹姆斯后，不顾家庭的阻拦嫁给了他，之后随丈夫在美国各州巡演、四处奔波、居无定所。最悲惨的是她在生奥尼尔时难产，为她接生的庸医在帮其止痛时注射了过量的吗啡，使得她染上毒瘾，这是她不幸人生的根源，也是这个家庭不幸的根源。因父亲是百老汇的明星演员，童年的奥尼尔很多时候是在剧院的侧幕和后台度过的。
奥尼尔的父亲长相俊朗帅气，年轻时还曾扮演过《罗密欧和朱丽叶》中的罗密欧。父子俩长相相似但关系糟糕。有很多著名作家跟父亲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好。在他眼中，明星父亲是一个吝啬鬼。因此在很多剧作中，奥尼尔都塑造了作为吝啬鬼的父亲的形象。尤其是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一剧中有一个特别的细节，剧中的父亲每天晚上要把所有灯都关掉，连走廊的夜灯也不留。奥尼尔有时候也会戏称自己的父亲是爱尔兰的农民。
“基督山屋”是奥尼尔一家住过的房子，也是《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和《月照不幸人》中蒂龙一家生活的原型空间。如前所述，他的母亲因被庸医耽误，不吃药时有点疯狂，吃药时就会进入幻觉，所以基本是深居简出，这所房子几乎成为母亲的囚室。由于14岁时曾目睹母亲毒瘾发作的可怕，奥尼尔决心从此不去教堂，17岁公然宣布自己再也不相信上帝。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代替了《圣经》，成为他的案头书。
访谈人：奥尼尔的戏剧很多都与大海、远航有关，这应该与他经历过一段以海为家、四处漂泊的生活有关？
顾春芳：作为漂泊者的人生景观，也反映在奥尼尔的剧作中。他当过水手、演员，也做过记者，他还到洪都拉斯去淘金，甚至一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流浪。其早期独幕剧和多幕剧里，约有12部都和海上漂泊的经历有关，像《东航卡迪夫》《雾》《警报》《安娜·克里斯蒂》《加勒比之月》《毛猿》等。在《安娜·克里斯蒂》中，克里斯蒂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死在床上。因为水手要远航，大部分时间在船上，而家在非常遥远的“天边外”，所以死在家里一张安稳的床上，或许是出海水手的愿望。
《毛猿》于1922年首演即引起轰动。因为它表现了工具理性之下现代人的异化和工具化的问题。剧中，主人公扬克身强力壮，却有一大堆非常奇怪的想法。他在船上锅炉房工作，被轮船公司董事长女儿当成“毛猿”羞辱，后来又死在动物园关猩猩的笼子里。这部戏剧的创作灵感与奥尼尔经历的一桩事情有关：常年在海上做司炉工的青年德里斯·卡尔有一天突然投海自杀了。这样一个健康、乐观的青年为什么会走上绝路？这促使奥尼尔写了《毛猿》这个剧本。奥尼尔表现的就是失去了归属感之后的现代人的心理状态。剧中的“邮船”象征着现代工业化社会寒冰般的冷酷，“笼子”象征着高度组织化和规训化的现代生活，让人直不起腰来，不能成为真正的人。
访谈人：女性对奥尼尔生活与创作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能否谈谈奥尼尔剧中的女性形象与作家生活的互文性关系？
顾春芳：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奥尼尔的剧本中有许多类别的女性形象，比如母亲的形象、女儿的形象、情人的形象，当然还有妓女的形象。剧中展现的两性关系，特别是从有爱的幸福家庭到婚姻的不幸破裂，有他自己三次婚姻的影子。
奥尼尔第一任妻子凯瑟琳·简金斯是一个清教徒，也是一个读书人。她非常崇拜奥尼尔，瞒着家庭悄悄嫁给他，并给奥尼尔生下第一个孩子小尤金。奥尼尔抛弃了第一任妻子和他们的孩子，又跟第二任妻子阿格尼斯·伯顿结婚，生下的孩子中就有乌娜（1942年，奥尼尔心爱的女儿乌娜·奥尼尔不顾他的反对，18岁时嫁给54岁的电影大师卓别林，晚年的奥尼尔因此受到极大打击）。我们通常说《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体现了詹姆斯和埃拉夫妻间的矛盾，他们总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争执不休，实际上这些戏剧冲突中融入了奥尼尔自己的家庭关系。伯顿后来在奥尼尔死后出版了两人的书信集《两个人》，还写了一本她和奥尼尔年轻时恋情的回忆录，从中可以得到部分印证。
他的第三任妻子卡洛塔是一个演员，之所以这段婚姻保持时间比较长，我想得益于卡洛塔做事非常有条理，善于管理家庭。她帮助奥尼尔管理他非常无序的生活，还有他的各种事务；担任他写作的助手，做他剧本的第一个阅读者，她自己也是演员，会从演员的角度给他提出可取的意见。但是到了晚年，两个人关系并不是很好，卡洛塔有时还会嫉妒孩子们跟奥尼尔通信来往，有时会把其前妻孩子的信扣下来，以至于奥尼尔误以为孩子们冷漠无情，不关心自己，就连获诺贝尔文学奖时都没有得到孩子们的祝贺。而实际上是因为，孩子们写来的信他并没有收到。
总之，他的作品令我们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作家人生历程，他的悲惨境遇，他走过的充满艰辛和苦难的道路。但大海的汹涌和奔腾赋予了奥尼尔超凡的胸襟和想象力，以及很多作家都没有的游历和奇遇，命运多舛又呈现给他真实的人世间，冒险和灾难教会他沉着，并对不幸的人抱以同情和关爱。因此，动荡的生活成为他经验的沃土和创作的源泉。奥尼尔最后一部剧作是《月照不幸人》。正如歌德所说，苦难一经过去就变为甘美。奥尼尔自己也曾说，人如果没有经历失败的痛苦，就犹如一头愚蠢的动物。《天边外》中如果罗伯特出海了，安德鲁留下来，他们会幸福吗？也未必。因为人生本来的常态就是不幸，无论你怎样选择，都各有各的不幸，只不过有些不幸可以粉碎一个人的人生，但是有些人却在不幸和苦难的人生当中实现个人的超越，得到人生的馈赠和意义。所以，苦难人生对于不同心灵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天边外》和《奇异的插曲》：
从诗意之作到小说式戏剧
访谈人：2019年11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小剧场的形式上演了奥尼尔的《天边外》，让前往观剧的观众拥有强烈的代入感。导演认为奥尼尔的这部戏剧极具深度，“写出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对此您怎么看？
顾春芳：《天边外》是奥尼尔第一部荣获普利策奖的戏剧。这是一部非常具有诗意的作品，可以说是一部诗作，语言非常优美，也是奥尼尔创作欲、生命力最旺盛时的作品。这部悲剧是1918年创作的，献给他的第二任妻子阿格尼斯·伯顿。1920年，《天边外》在百老汇上演之后立即轰动美国戏剧界，他的父亲含着眼泪看完了“不成器的儿子”的这部杰作。他知道从这个戏开始，这个孩子今后不再是著名演员詹姆斯·奥尼尔的儿子，而是声名远扬的剧作家；他自己以后到任何地方都只会是尤金·奥尼尔的父亲，而不是演《基督山伯爵》的那个名演员。
《天边外》里的两兄弟，哥哥安德鲁是务农的好手，帮助父亲打理农庄；而弟弟罗伯特喜欢读书，非常渴望去看外面的世界。临行时，安德鲁非常钟情的一位女孩露斯，突然跑来向罗伯特表达了爱意，结果罗伯特在露斯的表白之下决定不离家了，他要为爱情而留下来。哥哥见自己喜欢的姑娘爱上了弟弟，灰心难过之下，决定代替弟弟出海。多年以后，两人的命运有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远行的哥哥安德鲁一度发了财，但后因一次错误的投资满盘皆输；而弟弟罗伯特的爱情、婚姻也面临崩溃的边缘，因为他根本不会经营农庄，导致农事的荒芜。最后，哥哥安德鲁回来的时候，弟弟罗伯特快死了，但他在死亡到来的时候，依然非常向往“天边外”。所以“天边外”这个剧名本身就充满象征色彩，“天边外”有着罗伯特没有实现的人生自由和梦想。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庄，这个他厌弃的地方，何尝不是安德鲁的“天边外”？奥尼尔在这个剧本里描绘了像田园诗一样充满生机的农庄。随着剧情的推进，美丽的农庄却成为埋葬罗伯特的坟墓。所以这个剧本触及每个人生活当中的幻想，每个人都有一个“天边外”，因为理想在远方，现实在我们的近旁。
访谈人：1928年，奥尼尔因《奇异的插曲》第三次获得普利策戏剧奖。据说这部剧作的诞生与奥尼尔多年来的一个梦想有关，即以戏剧的形式来书写一部小说的主题。这个梦想终于借《奇异的插曲》得以实现。
顾春芳：奥尼尔自己说创作这个剧本最初的灵感，来源于德莱塞的《美国悲剧》（1925）。他非常欣赏德莱塞，甚至在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德莱塞向他祝贺时，他说我感到很惭愧，如果你先于我获诺贝尔奖我会更高兴，现在我得奖了，感觉好像把属于你的东西给偷走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奥尼尔的谦逊。这个剧本非常长，分上下部，共九幕，时间跨度25年，讲述了尼娜·利兹和她生活中三个男人的故事，描写了一个女人复杂的爱和恨：她在任何男人那里，父亲也好，丈夫也好，伴侣也好，情人也好，都不能全然地得到她所要的东西。这个剧本还涉及通奸、乱伦，还包括堕胎、无神论和同性恋的问题，曾一度遭到禁演。
访谈人：为什么取名“奇异的插曲”？
顾春芳：奥尼尔说：“我们的人生仅仅是上帝圣父以电的形式显示的奇异而黑暗的插曲而已。”这部剧作是奥尼尔非常重要的转型之作，也是他第一次尝试小说式的戏剧。为了在剧本中体现小说的特性，奥尼尔打破戏剧的常规，不仅剧本长度异常（当时全部演下来需要五个多小时），而且还增加了所谓的“思想旁白”。这些旁白、对白占据台词的绝对篇幅，以此方式传达人物内心的秘密。当然，要演出这样的戏剧，对演员也是极大的考验。
其实小说式的戏剧也不是奥尼尔的发明，契诃夫的《林妖》完成之后就被认为是长篇小说式的戏剧。就戏剧的叙事而言，它没有传统戏剧那种非常激烈、显而易见的外部矛盾冲突，许多冲突潜藏在人物的心理当中，有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奇异的插曲》也体现了这样一种特性。
奥尼尔对世界戏剧的意义
访谈人：您不止一次谈到，奥尼尔是美国戏剧的“天花板”。能否具体阐述一下他对于美国戏剧乃至世界戏剧的意义和启示？为什么他的每部戏剧一经出炉就会引起观众强烈共鸣？
顾春芳：说他是美国戏剧的“天花板”，是因为他创作的戏剧数量以及获奖的数量，他前后四次获得普利策奖，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非常光辉的成就。田纳西·威廉斯就曾说，桑顿·怀尔德、阿瑟·米勒都是天才，唯有奥尼尔不可超越。
首先是他对于商业戏剧困境的突围。当时的美国，正处于一个极度商业化或者说是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美国戏剧的历史本来就短，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模仿和移植欧洲戏剧，百老汇各个剧院里，充斥着平庸的情节剧和商业演出。正是奥尼尔的出现，令美国自此拥有了纯粹意义上的严肃戏剧。特别是他天才般的创作才能，体现在融通借鉴、自创一格，他对现代戏剧所有风格几乎一一尝试过，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象派戏剧，一直到心理现实主义。他用心血、汗水、眼泪在写作，创造出可读性非常强的教科书式的剧本。当然，他和他的父亲一样，没有能够逃脱商业戏剧的影响。他的作品中还是有一些商业戏剧的贻害，比如外部冲突有时候发展过度而伤及内涵，留白不够等。
其次是他在戏剧中对美国正义和良知的拷问。奥尼尔在戏剧当中思考美国的历史和社会问题是非常自觉的。20世纪20年代他就指出，“美国是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他说：“总有一天这个国家会遭到报应的……因为它走了一条自私和贪婪的道路。美国梦是什么？大多数情况下是关于物质的梦。”奥尼尔当时还因为一些比较尖锐的言论，一度上了联邦调查局的黑名单。他曾写过一首抨击资本主义的诗，题为《谋杀兄弟的人》，其中提出一个今天来看都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年轻人是否可以或者应该为了维护美国财阀的利益而到战场上卖命。对理想主义诗人和实利主义商人之间价值观对立的矛盾，他进行了非常自觉的反思，这在他中前期的剧本当中都有突出的表现。比如，《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关注了种族歧视和不平等问题；《送冰的人来了》写了一群社会的弃儿，一出出悲剧的背后，是一个个“美国梦的牺牲品”，呈现了小人物的命运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沉浮与飘摇。他认为剧作家必须深挖社会病态性的根源。他所揭示的美国社会旧的信仰的丧失，以及科学和物质主义在提供新的信仰方面的失败，是非常深刻也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再次，奥尼尔开创了美国的悲剧风格。这种悲剧风格就是其剧作呈现出美国人所经历的精神觉醒的痛苦，他是通过塑造美国社会悲剧性的群像来揭示这种痛苦的。从形式上来说，奥尼尔和契诃夫、梅特林克有比较相同的戏剧观念，他的悲剧已不再是古希腊或者其他悲剧。一个正常人在不可能经历战争及社会大动荡的情况下，他的悲剧大多是日常生活的悲剧。奥尼尔理解的悲剧性是一种人与生俱来的、永恒的生命处境，无论罗伯特是在农庄，还是离开农庄去出海，这样的悲剧都会在不同的时刻呈现出来。无论他走进哪条河流，都会经历必然的波折和颠沛流离，这就是人生的常态。
最后，奥尼尔的戏剧触及现代哲学阐释的一些关键性命题，是深刻的理性、强烈的批判性与灿烂的感性的结合，这种感性体现在他饱含激情的、富有想象力的语言写作里。他的《天边外》《毛猿》《送冰的人来了》的主题都是寻找自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工具理性之下的人性异化以及心灵危机。
很多作家，即便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作品在身后都不怎么上演，可是奥尼尔的戏剧直到今天依然在全球许多剧院上演。因为他的剧作不仅影响了现代戏剧的格局，同时被认为具有自反性、非线性的后现代性特点。其众多悲剧塑造了现代社会困惑的人、遭遇危机的人，有很多年轻的生命误入歧途，沉浮于命运的风浪。可是对于观众而言，观察他们受难的过程却可以指向一个真理，那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承此苦难，直达天际。
剧作家奥尼尔与契诃夫
访谈人：您的《契诃夫的玫瑰》以优美的笔调展现了这位文学巨匠的“玫瑰人生”，还原了契诃夫的精神底色。您多次指出，奥尼尔戏剧深受契诃夫的影响。那么，这两位伟大的剧作家有何不同之处？能否请您再展开谈一谈？
顾春芳：确实这两位作家很值得我们加以比较。首先，从两个人的个性气质特点来说，显而易见奥尼尔是非常感性而富于激情的，当然他也有理性的一面。但是契诃夫总体上来说更加理性和冷峻，这与他医生的职业有关。他们两个又都得过肺结核。契诃夫是24岁身患肺结核，44岁去世，在后来的20年当中一直跟肺结核抗争，所以他的身体受的伤害很大；奥尼尔于1912—1913年得肺结核住院，很幸运他被治愈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住院期间这六个月，是他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蜕变。医生和护士的关爱让他在心智和心理上获得重生。加上在医院天天看古希腊悲剧，看莎士比亚、易卜生和斯特林堡，遍读世界戏剧经典作品，从此他决定献身戏剧。
相较而言，奥尼尔生命力更旺盛、更富有激情，而且全部的精力非常纯粹地投入戏剧创作中，所以他的作品数量那么多。但是契诃夫就没有奥尼尔那么幸运，也就是七个多幕剧，加上一些独幕剧，共十多个剧本而已。他一生为经济所困扰，要通过行医、写作来养活全家。契诃夫是非常有责任感的戏剧家，在人类戏剧史、艺术史中都很难找出这样好人品的人。除了扶养家庭，他还用行医所得、写作所得来做慈善，建立家庭诊所尽可能帮助穷人，甚至在死后还捐献了三所小学，这些都占用了他大量时间和精力。而奥尼尔似乎是一个更需要别人关爱的人，从他的戏剧、他的传记中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情绪不太稳定的一个人。
虽然契诃夫的戏剧在数量上远远少于奥尼尔，但从世界戏剧的影响力来看，契诃夫是绝对的高峰和存在。由于契诃夫先于奥尼尔，所以他对后者心理现实主义类型的戏剧创作影响很大。契诃夫也好，奥尼尔也好，他们都是天才和富于智慧的戏剧家，其剧作反映的不仅是作家生活的时代的现实问题，还前瞻性地预言到未来世纪人们所遭遇的问题，阐释了现代哲学的关键命题。契诃夫讲到的生态问题、人缺乏行动力的问题，都是他在19世纪就预言到的20世纪工业化时代人的生存处境；而奥尼尔戏剧中人的心理危机问题，在21世纪依然没有过时，依然可以触及很多现代人的痛点，引起共鸣。
访谈人：您今天几次讲到契诃夫，能看出您对契诃夫的偏爱。如果读者没有读过契诃夫戏剧的话，您推荐从他的哪部剧作进入？
顾春芳：契诃夫的剧本并不是很好读，我建议先读一读《海鸥》。它是契诃夫的首部心理现实主义戏剧，也是其标志性的成功之作。在我的《契诃夫的玫瑰》里，有一章就谈到《海鸥》的创作灵感及其原型。写作《海鸥》的小屋子是契诃夫自己盖的，经过二战、苏联解体等很多波折，这个小屋子保存下来了，现在还在梅利霍沃。小屋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写出《海鸥》的地方”。这部戏剧跟他曾经与之相爱的一位女性米齐诺娃有关。我在《契诃夫的玫瑰》里也写到过，米齐诺娃是他的一朵苦涩的玫瑰，也是《海鸥》中妮娜的原型。书中追忆了《海鸥》写成的前后过程。如前所述，契诃夫的人品非常好，钟情于他的女性不少，但是他绝对不会轻易送出自己的玫瑰，对米齐诺娃就是这样。女作家阿维洛娃喜欢他，做了一条表坠，上面刻了行字：“你的小说全集×页×行。”契诃夫回去翻开小说一看，是一句情意绵绵的话：“如果你一旦需要我的生命，那就把它拿去吧！”（《邻居》）于是他便请阿维洛娃来看戏，说今天晚上请你注意第三幕。她非常认真地看，《海鸥》里特里果林的台词中也提到某本书第几页第几行，演出结束后她急忙回家找到这本书翻看，但结果却并不是她所期望的，她看到的是：“年轻的女孩不应该参加化装舞会。”如果说自传性的话，《海鸥》既有契诃夫真实经历的植入，又有许多诗意的、瑰丽的想象，非常深刻而具有诗意。当然，除了《海鸥》，契诃夫的《三姐妹》《万尼亚舅舅》《樱桃园》部部可观。
访谈人：感谢顾老师。今天真的很难得，因为很久没有听到有人这么尽兴地谈戏剧了。不得不说，尽管契诃夫和奥尼尔的戏剧对于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如果想要看一场真的很难。
顾春芳：说到戏剧和我们的关系，这是我最关心的。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戏剧的确产生了危机，疫情一来戏剧更是危机了，因为现在很多剧团都濒临倒闭。戏剧跟其他的艺术不一样，有其自身的特点，戏剧艺术的美需要现场体会。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戏剧影像，而非真正的戏剧。戏剧是生命情致的在场呈现，我们只有去过剧院，真正看过这个戏剧，才能领略它的魅力，而不是仅仅停留于文本阅读。但是今天我们走进剧院有困难，一是票价很贵；二是情况不允许——疫情肆虐已有两年多时间。我内心真切地期望疫情快点过去，在春天我们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可做，我们可以拥有高尚的文化活动，比如看戏。戏剧给予我们高尚的快乐和深刻的思想，艺术是我们平凡人生中最珍贵、最有意义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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