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典文学院6日宣布，将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埃尔诺1940年出生于法国，是当代法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
安妮·埃尔诺终于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意外又不意外。
埃尔诺早已开宗立派，作品在法国文学课堂上已被讲授几十年，写作风格被挪威名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加拿大名作家蕾切尔·卡斯克所继承。然而，直到2019年入围曼布克奖，她的名字才被文学圈外熟知，才开始有人讨论她获诺奖的可能性。
几天前，《大西洋杂志》网站刊文称《这几位作家可能得不到诺奖，但书值得一读》，其中就有埃尔诺，此外是福斯（挪威）、残雪（中国）、恩古吉（肯尼亚）和穆尔纳内（澳大利亚），他们常被赔率榜关注，但次次陪跑。
埃尔诺获奖击中了人们的认识盲区：
首先，她的作品基本是回忆录，一般认为，写作难度小，出不了“大作品”。
其次，因描写大胆，她被斥为“无耻”，甚至是“厌女者”，她的创作不是诺奖强调的“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的作品”。
在相当时期，人们以为男女平等已是现代社会的既成事实，在法律上被确认，在社会上也被广泛接受，女性主义作家一度被贴上左派标签，属于过度敏感类，埃尔诺也在其中，被封印在小众创作群中。
然而，从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到全球化背景下“女性贫困”现象愈演愈烈……人们突然意识到：男女平等可能只是沙上的城堡，历史随时可能倒退，一切仍会卷土重来。因为在根本上，现代社会的文化基础仍由男权主导，通过书写、传播、规训、强制等，女性被异化成另一种男性，平等依然遥远。
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埃尔诺早就开始质疑，特别是质疑自己的记忆：美好的童年、性别意识的觉醒、浪漫的青春、爱的萌动……究竟是事实，还是别人过滤后，通过反复提醒，让自己误认为真实的？自己真是这么“合理”地长大的？
埃尔诺像一个侦探，回溯着记忆。
在短篇小说集《七个故事》中，埃尔诺记录了18岁时在夏令营迷恋上H的全过程，平静、不出意料，甚至有些失望，但无论如何，没有“羞耻”。然而，从同龄人的刺探中，从冒充成笑话的侮辱中，从女辅导员的嘲笑中，乃至有人用牙膏在她的镜子上写下“妓女万岁”，她开始贪食、停经，她的记忆被改造了，开始用“羞耻”来描述这一切。
在《一个女人》中，埃尔诺试图重建以女性为中心的叙事谱系——男人讲述自己，会从祖辈谈起，女性则只能从自己开始。因为在男权文化下，母女关系被规训为从亲密到相厌的过程——童年时依恋，青年时冲突，成年时隔绝。女儿挣脱母亲，被标注为“成长”“自由”……一代代人在挣脱与制服中循环，看到母亲在养老院中苟延，“我”突然想到，记忆是不是被篡改了？怨恨是如何滋生的？
1988年，埃尔诺爱上年仅35岁的俄罗斯外交官S（比她小13岁），她将此后2年的日记写成《迷失》。书中呈现了女性世界的孤独，“除了我们下次见面的日期，我没有未来”，大词消退后，女性只剩下“吃，喝和性爱”，于是，她选择写作——女性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描述世界。
埃尔诺的作品很早便被译成中文，但影响不大，一是不懂福柯哲学，很难读懂她；二是她的文本多是非线性，早期作品将各种碎片拼贴在一起，不易读。
埃尔诺中后期的作品较平实，都以“我”切入，但有两个“我”，一是事件中的“我”，一是几十年后审视记忆的“我”。她以自我为谜，试图破解曾经的“我”如何堆积成今天的“我”，而这个堆积的过程也是掠夺的过程，是世界对个体的持续殖民，人因此变成非人。
常说“文学是人学”，但所谓人学，是一个更模糊的概念，往往是以学废人，当人被迫遵从绝对正确、必然如此时，还有所谓的人吗？他会不会已成概念的一个附庸，各种借口的一个标点符号？
回到人的立场上看问题，反思我们作为人，为什么会一次次陷入理性困境中，为什么会一次次被自己所背叛？埃尔诺的写作中有一种深邃的悲悯，她擦亮了女性的自我之镜，而这镜子也照亮了全人类。别以为争取平等权利是损失自己，别以为他人的苦痛与己无关，别以为呼唤正义是多此一举……暗夜中的旁观者与麻木，正是暗夜的组成部分。
文学必须与人相关，必须与真实的疼痛相关，必须与道德敏感相关。诺奖选择埃尔诺，有回应现实问题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源于对文学根本原则的坚守。（作者为著名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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