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马原
我妻子是儿科医生，我们结婚三个半月。
妻子很能干，每天到布达拉宫下面的菜场买菜，回家洗衣做饭，我们的小房间总是收拾得整齐干净。
昨天中午，她买了只活鸡回来，我问她为什么不买白条冻鸡，她说活鸡新鲜。我是个蠢男人，竟想不起问她为什么要买鸡。在拉萨，鸡是高级奢侈品，活鸡每斤六元五角。我知道白条冻鸡要便宜一些；而且她胆子很小（我又干不来杀鸡这类家务），买活鸡无疑增加了杀鸡一道工序。杀死、煺毛、开膛。
想不到她杀鸡这么灵巧，我在一旁居然丝毫没感到屠戮的血腥气息。这只活灵灵的花公鸡连翅膀也没扑一下就死了。她把地上的血用浮土埋了，把鸡放到开水盆里，边煺毛边和我拉起闲话。
“我上次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你送我上医院打针。”她说的月经。
“那次真疼死我了。那个老中医说我寒大，说结婚以后就能好，结婚三个多月了，痛经比以前还厉害。这下好了。”花公鸡成了白条鸡。
“这鸡不肥，光长骨头不长肉。不过挺嫩的。快两个月了吧？”
我给问糊涂了：“两个月？两个月长这么大？恐怕最少要半年以上！”
她倒笑了：“我是说例假。我一直都挺准的，这次过了快一个月，恐怕是有了。”
我这才知道她买鸡的缘由。她又把话题岔开了：“上街碰到才霞，才霞昨晚夜班。”才霞是她的同事，曾经是她的同学。
“她说半夜来了个打架打伤的，肚子上被人扎了一刀，血流得满身都是，是个康巴男人。头上扎着红缨的，这个人不会说汉语。才霞给他做了处理，送到病房。她说后半夜一直睡不着，一闭眼就看到那肚子上的刀口在流血。”
她把鸡开膛洗净，之后整个放到大号高压锅里煮上。我想起她晚上要值夜班，就提醒她不要再值夜班。“怀孕了就跟科里打个招呼，让他们重新调一下，你以后就上白班好了。”
“科里医生就我们三个，我不值夜班他们两个倒不开。我想我没问题，自己注意点就是了。”她的鸡汤的香味已经溢出来了。
吃过午饭她小睡了两个小时。晚饭后我照例骑车送她上班。
她接曲珍医生的班。曲珍医生四十岁了，她喊她曲珍老师。她们互道了再见。
和她同班的护士卓嘎还没来，她就要我坐一会儿，等卓嘎来了再走。这时门外响起喇叭声和汽车发动机的轰鸣。我站起身，扒着窗子往外看。她说：“来病人了，不一定是儿科。”
天已经黑下来，隔着窗子只能看到汽车尾部的小红灯。我坐下来，这时电话响了。是卓嘎的电话。她告诉我妻子，说她身体不太舒服，不来了。我想，我妻子恐怕更不舒服。不过我知道她想的不是这个。
那群人进来得很突然。我想起刚才的汽车喇叭声，大概那就是他们的车。从装束上可以看得出他们是从农区来的，同来的有一位医士，是附近一个县医院转来的。另外四个男人抬着帆布担架。患者看来轻飘飘的，四个男人毫不吃力地把他放到病榻上。
是个男孩，瘦得叫人吃惊。看身材大概四岁左右，可是有一张满是皱纹的小脸。那个医士向我妻子介绍了病情就出去了，只留下我们和患者加上四个同来的男人。
妻子在洗手，一边低声跟我说话：“七岁了。从小就死了妈妈。那个年龄大的是这孩子的阿爸。”我扭头看了一下。那年龄最大的人个子最矮，神态相当衰老，很难想象他是这个小娃娃的爸爸。“据县医院那个人的介绍，很可能是脑膜炎。噢，就是老百姓说的大脑炎。”
“怎么才能确诊呢？”我问。
“我先听听。然后做腰穿。”
我吃惊了。“打穿刺？抽骨髓？”
“要放出一点脑脊液来，看看脑子里的情形。你也洗洗手，帮我一把。”
她用听诊器反复听了孩子的胸、脊背、腹部。在这个过程里孩子很老实，只有时突然全身抽搐一下。她能讲少数几句藏话，她用手势帮助告诉四个男人，要他们按住趴在榻上的孩子，她自己动手给一支很粗的针消毒。
当她的针头触到孩子的脊骨时，孩子突然猛挣起来，力气大得连按他的四个男人都脱手了。我注意到，除了他阿爸以外，另外三个男人毫不犹豫地把他重新抓牢，死死按住。他阿爸虽然也配合但明显表现出犹豫和怯手。
她看那孩子给按住了，不再死命挣扎，就把粗大的针头一下戳入孩子的脊柱。我浑身紧张地期待着，我感到要发生点什么事情。我的预感马上应验了。
孩子完全出人意料地从嘴里喷出一股胃液来，气味呛得人难于呼吸。“是脑部反应。一般胃反应呕吐不会这么厉害，是喷出来的。”她说话时没有转向我，但我知道她是在对我说。
她对他们四个人说：“你们出去。”那个当父亲的用藏话说了一句，我妻子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藏话，他显得不舍但又无可奈何地跟在那三个人身后。
“他说让他留下。”她说。同时她为了调换一下方向，拎起孩子的两腋一甩，来了个头脚倒置。恰好这个瞬间被走到门口又回头张望的阿爸看见了；他大叫一声，吓得我浑身一颤。我妻子像没听见一样，动作依旧，并叫我把门闩上。
我闩好门。那个当父亲的这时正扒着窗玻璃守在外面。“营养不良，孩子没妈妈不行。”我不以为然地说：“你轻点不行？”她不理会我，自顾重新消毒针头。
她让我用膝盖压住孩子的大腿，然后让我把孩子的两手按紧在病榻上，她自己用手按了按孩子的头，孩子仍然在挣。她毫不客气地用手打了他后脑一下。孩子的阿爸又在窗外吼起来，并用力拍打窗子。她仍然不理不睬。我有点气了，问：“你干吗打他？? ”
她同样不理我，孩子却不再挣扎。她头也不抬，用自己的胯压住孩子的头，我看得出来她压得很轻，可是这样一来孩子却连一动都动不了啦。她在原来的针眼稍偏一点处下针，我不想看忙闭了眼。我仍然记得针眼上的血痂，记得那粗得吓人的针头。
孩子又挣了。这一次力量出人意料地大，我的手给挣脱了，而且他也竟用头把她顶开。接着他又一次喷出呕吐物，边喷边痉挛，大吐不止。她努力重新用胯压住他的头，全不顾肮脏的呕吐物弄了满身。她让我配合。“集中精力用力按住，一定按住！”
她的针头第三次刺入他脊骨，这下行了。一股浊黄色的脓液从针管里流出来。她拔出针头，扒在病孩旁边。“去，到内科，找张医生来一下。”她声音显得有气无力。
我这时看到她的白帽前面已经湿透了。我不敢怠慢，急忙跑着去把张医生喊来。
她对张医生说：“张医生，麻烦你把这个孩子送到病房去，他是脑膜炎。”
“你不舒服吗？”
“有点。这是我爱人，让他帮你送去。”
我帮张医生把孩子推到病房，张医生和病房值班医生交涉，我一个人先回到儿科门诊。病孩儿的父亲也到病房去了。妻子躺在病孩刚才卧着的病榻上，脸色苍白。周围散发着呕吐物那种令人恶心的气味。她闭着眼轻轻喘息。
我到了她跟前。她没有睁眼，但她开始低声说话：“那次，一个孩子，也是七岁，就死在这张床上。他阿爸也在，我心里很难受。他阿爸，就说了一句：吐基齐（谢谢）。”
我说：“你不要紧吧？”
她说：“我流产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