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法国浪漫派小说家。1832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安迪亚娜》。乔治·桑的小说因发人深省的内容和细腻温婉、亲切流畅的笔触而独树一帜。
“听肖邦读乔治·桑”是2010年纪念肖邦诞辰200周年一项有意义的活动。肖邦钢琴曲中田园诗般的牧歌会使人想起乔治·桑那散发着乡野气息的小说，而乔治·桑小说里的田园风光和诗情画意又让人联想到肖邦的钢琴曲。两位艺术家长达十余年的爱情生活对彼此的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年来，法国又掀起了一股新的乔治·桑研究热潮，对于这位女小说家的作品，专家学者们纷纷探求新的解读方式，以期发掘出她理想主义的更深蕴含及其现代性。2010年秋，乔治·桑研究学又添新著：曾为左拉夫人、普鲁斯特夫人和高更祖母弗洛拉·特丽斯丹写传的作者艾弗琳·布洛克-达诺推出《乔治·桑最后一位情人》，由格拉赛书局出版，填补了女作家私人生活重要的一页。
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文坛，群星璀璨。这其中，乔治·桑这颗朗星则与众不同。雨果曾说：“她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特别是，其他伟人都是男性，惟独她是女子。”乔治·桑虽然没有参与浪漫主义运动，却不失为浪漫思潮的一种代表。她的作品中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感性元素：爱情乃生命，至高无上。爱情能克服一切困难和障碍，摆脱一切羁绊和束缚。但是，在她的作品中，除了激情小说，也有社会小说和田园小说。由于受到卢梭民主思想的影响，她崇尚本真，热爱自然，后又接受了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提倡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因而，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成为乔治·桑理想主义的两面旗帜。1851年，在同巴尔扎克谈《人间喜剧》的结构时，乔治·桑也雄心勃勃地计划着《人间牧歌》的创作。当然，她的理想主义“粉饰太平”，远不及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深刻而犀利。不过，她的著名论断还是值得人们深思：“艺术不是对眼前现实的研究，而是对理想真理的追求。”正是这种充满了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使乔治·桑的作品独树一帜，为严肃有余、温婉不足的19世纪文学注入了清新的活力。
乔治·桑不仅为社会理想笔耕不辍，对爱情理想也孜孜以求。她的真名是阿曼蒂娜－欧萝尔－露茜·杜班(Amandine-Aurore-Lucile Dupin)，乔治·桑是个笔名，来源于她最初的一个情人茹尔·桑多。1831年，她不堪忍受平庸粗俗的丈夫的情感背叛，抛下年幼的一双儿女，只身来到巴黎，靠写作谋生。她同年轻的茹尔·桑多共用笔名茹·桑合写并出版了一部小说。尔后，她决定出版自己的小说《安迪亚娜》时，因不满当时女性受压制的地位，就沿用“桑”姓和自己随意选择的男性名字“乔治”，组成了乔治·桑(实应读为“桑德”)这一笔名。随着她几部小说的传播，这个笔名也闻名于世。更令人称奇的，是她对婚姻制度的公开声讨：“婚姻迟早会被废除。一种更人道的关系将代替婚姻关系来繁衍后代。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既可生儿育女，又不互相束缚对方的自由。”她甚至主张一妻多夫，认为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庸，在两性关系中应占据主导地位。
在巴黎生活，乔治·桑热衷于乔装成男性出入各种场合，尤其是出席一些禁止女性参加的集会，很快成为巴黎文化沙龙为人瞩目的人物，身边经常围着一群追随者。从此她便开始了蔑视传统、崇尚自由的新生活：抽雪茄、饮烈酒、骑骏马、穿长裤，一身男性打扮的她终日周旋于众多的追随者之间。她的情人名单更是愈来愈长，尤为值得一提的“文学情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缪塞。他们之间的通信成为“文学史上最优美的书信往来”，其中一封被著名歌手席琳·迪翁吟唱，名叫《乔治·桑与缪塞的信札》。在音乐界，钢琴家李斯特曾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而“钢琴诗人”肖邦和她长达十余年的恋情，虽然避免不了“曲终人散”的结局，但也传为佳话。《小狗圆舞曲》描写了他们俩在一起的生活场景：一对情侣在草地上憩息，他们养的小狗跑过来咬着乔治·桑的衣角，围着他们打转。就在那一刻，肖邦灵感迸发，写下了这首乐曲。在画坛，乔治·桑还曾经驯服了“浪漫主义的雄狮”德拉克洛瓦，德氏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如今已成为法兰西精神的象征。在政坛，拿破仑最小的弟弟热罗姆·波拿巴也曾经是乔治·桑的情人。
与这些知名的情人相比，新近人们在《乔治·桑最后一位情人》一书中刚发现的她晚年最后一个情人亚历山大·芒索则显得十分“渺小”，可正是这位不为人知的落魄艺术家曾给予了乔治·桑至死不渝的爱情。1849年12月，以《魔沼》等几部理想主义小说成名的乔治·桑年届45岁，依然风韵犹存。为了庆祝圣诞节，她的儿子莫里斯前来探望，并带来了自己的挚友、时年32岁的雕刻家亚历山大·芒索。乔治·桑已是法国家喻户晓的文坛明星，而芒索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芒索对乔治·桑以“您”相称，而桑氏却对年轻的艺人以“你”直呼，让对方受宠若惊，无法抗拒乔治·桑的魅力，两人遂坠入爱河，成就了一段“忘年恋”。当时，这段情事并不被看好，人们大多认为这只不过又是她“一时冲动的短暂艳史”。事实上，他们俩的爱情长达15年，“马拉松”式地跑到1865年，直至亚历山大因患肺痨而与世长辞。这是乔治·桑的最后一份爱、她生命中最后一个相濡以沫的情人。
可是，乔治·桑在自传《我的一生》中对她这段感情讳莫如深。亚历山大·芒索虽然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艺术家，但在乔治·桑的生活里扮演着多重角色。他是她的秘书，帮她整理日记，还作为她忠实的读者，给她的作品提出反馈意见。他还是她的肖像画师，让后人得以一睹佳丽的芳容；他更兼经纪人、家庭总管、理发师、医生，始终忠于职守。可惜，这样的付出并没有换来乔治·桑笔下“不朽”的字样，似乎难以为外人道。
由此，许多人鸣不平，认为乔治·桑并非一位“我爱，故我在”的女杰。其实，乔治·桑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充满了矛盾。她是一个非常拘谨的人，不善于在大庭广众之下侃侃而谈，只是用笔来抒情，表达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与她传奇般的放荡不羁不甚相符。她拥有一个豪华的私人剧场，但自己的寓所却十分简朴。她追求理想的爱情，但在现实中屡经波折，乃至绝望。可以认为，她对亚历山大的情爱已缺乏年轻时的激情，只是一个平平淡淡的选择。
1876年6月8日，死神造访了乔治·桑所在的诺昂庄园，把72岁的女作家引领到了天国。在那里，她的情人们正等着与她重逢，其中必定也有亚历山大。最终，在浪漫的另一境界里，她的理想主义获得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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