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复兴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初听这个名字,觉得很陌生。看到对她的介绍,里面有她写的《位置》和《一个女人》,才忽然想起原来早就读过她的这两部作品。
二十年前,那时儿子刚去美国读博,在他的大学图书馆里读到这两部作品,觉得写得不错,特意拷贝了一份,用整齐的钉书器钉好,回家探亲时带给我,让我好好学习。两部作品都不长,合成一本书,当时翻译她的名字是安妮·艾诺。这是两部散文作品,《位置》写父亲,《一个女人》写母亲,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很写实,质朴而平民化地叙述了底层人平凡的一生。
不知别人如何读这本书,我觉得这是一本关于回忆的书、一本关于忏悔的书。
一对生活在诺曼底乡下的父母,父亲当兵服役后又当工人,母亲做女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后开了一家小酒馆;一个大学毕业的女儿,读书、听音乐,向往小资和中产阶级的日子。两代人的矛盾,不可避免。彼此的抵牾、隔膜和亲情的碰撞,更多的是女儿对父母的看不起以及父母的自卑。
读时感到很亲切,看到我父母的影子,看到一个逝去时代的影子和我记忆中雪泥鸿爪的痕迹。即便“绝无消息传青鸟”,却也“衬出春心草有痕”,很亲切,并不隔膜。很少看到我们的作家这样写自己的父母。当时,我抄了好多。
在这本书中,安妮·埃尔诺写道:“回忆里,诗意阙如,也没有快乐,没有让人会心的一抹微笑。平铺直叙的文笔自然地流露纸页,这种写法,就像以前我写信给我的爸妈,报告生活近况一样。”可以说,这是这本书的风格,让文学剔除一切技巧和文字的拐弯抹角,还原生活琐碎和心深处的地方,那是生活和文学的原点与本质。这也是她放弃虚构的理由,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散文写作而言,尤具意义。
她特别指出她反对构思的编排和主题的别具意义,她说:“我觉得反而会逐渐丢失我爸爸的特殊面貌。构图会占去所有的位置,意念自行其道。相反的,要是我任由记忆中的影像浮掠而过,倒是那个如其自然的看见他本来的样子。”这是作者写作方法的追求,也是对《位置》的题解。
作家在回忆中就这样任由影像片断浮掠而过,将她对父母的渴求、对他们的理解以及父母给予她的点点滴滴,砸姜磨蒜一般,写得非常琐碎,很细腻,又很节制,决不泛滥,没有我们这里一般回忆父母时惯常见到的煽情和涂饰,是一种真诚到心灵深处的写作。
但她确实很会写,分寸有度,语言有味,朴素中见绚丽。家境的贫穷,作者这样写道:“用一个景象来衡量:一天,天已经黑了,一扇小窗的窗台上,是街上唯一明亮的地方,糖果,粉红色、椭圆形的,粘着一层白粉,闪闪发亮,装在一袋袋玻璃纸里。我们没有权利买,必须要有票。”而叙述家的拥挤,她这样说:“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厕所设在院子里,我们始终生活在清新的空气中。”
我特别喜欢写父亲的《位置》,至今难忘。比如叙述父亲说话带有乡下的土话口音,拼写字母常常出错,拿着二等车票却误上了头等车厢,被查票员要求补足票价时伤自尊;从来没有去过博物馆,却爱看丰满的女人和宏伟的建筑;爱和女客人闲扯时说些粗俗不堪的性笑话。她请同学来家里做客,父亲讨好女儿,款待他们如同过节一样,泄露出身的卑微;和自己的亲戚在一起,喝酒从中午直到下午三四点,他们边喝边聊战争、聊亲人,“几张相片在空杯周围递过来递过去。”星期天父亲收拾旧物,手里拿着一本黄色刊物,正好被她看到的那种尴尬……一直到父亲临死的前一天夜里,摸摸索索地探过来搂母亲,那时他已经不会说话了。写得真的是细致入微。
父亲下葬那天,“绳子吊着棺木摇摇晃晃往下沉,这时候,我妈妈突然啜泣起来,就像我婚礼那天。”写得更是别开生面,令人感动。
作者确实写得非常动人,是那种朴素中的动人,就像亚麻布给人的肌肤感觉,并非丝绸华丽的触摸。她的感情不是用感叹的词汇,不是用惊天动地的事件,甚至也不是用我们常常说的细节,都是这些琐碎得不能再琐碎的日常生活,就如同流水账。只不过,她将父母一生的流水账在自己的心底里翻开,一遍遍读出的时候,不像读课文时那么做作,更不像讲演时那么虚张声势,她采取的方式是喃喃自语,是对父母和对自己的喃喃自语。她在这样的喃喃自语中,努力唤醒回忆,直面回忆,在和真实甚至难堪的回忆相会的时刻,让自己的心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悔恨和丝丝疼痛的声响。
这是写作的一种姿态。我们一般愿意正襟危坐,或自觉不自觉地在写作时感觉良好而姿态写作化,没有躬身和被书写的对象平等相待,回忆便容易变形,而忏悔更容易稀释,乃至蒙上蕾丝花边。
我没有读过安妮·埃尔诺的其他作品,这两部作品让我深深检点自己:我还不会处理真实的生活,愿意在真实生活里添加或去掉一些东西。也许,不仅我,我们很多人习惯为贤者讳、为长者讳,也习惯把自己打扮一新再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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