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袁 蕾
“格拉斯应当退还诺贝尔奖和格但斯克荣誉市民称号。”有波兰政治家愤怒地声明。
愤怒的原因,是8月16日面市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回忆录《剥洋葱》里透露,格拉斯曾经参加过武装党卫军,并将这个事实隐瞒了60多年。
格拉斯于1927年出生于但泽自由市——位于波兰境内,归属于德国,二战爆发的标志就是1939年9月1日德国军舰炮击但泽波兰军事基地。格拉斯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波兰卡苏布人,他的舅舅在战争爆发的当日死于但泽市的波兰邮局。
当时但泽市全市95%的人口是德国人,4%是波兰人,0.4%是格拉斯这样的德波混血儿,0.3%是犹太人。令格拉斯享誉世界的小说《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合称“但泽三部曲”,因为故事的背景都是1920年到1955年的但泽市。“但泽三部曲”也是格拉斯获得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
但泽自由市,在二战中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剩下的德国人在战后被驱逐回德国,城市改属波兰,改名格但斯克。
“没放过一枪一弹”
面对要求自己忏悔的人们,格拉斯拒绝退还格但斯克荣誉市民的称号,并对所有愤怒的人说:“你们先看看我的书。”
为了满足大量“先去看看”的需要,原定9月1日出版的《剥洋葱》提前到8月16日上市。“在德国出来第一周排名就是第一,而且回忆录一般排在非文学区,它是排在文学区里的。”格拉斯作品中国代理人蔡鸿君说。
出版社计划首印10万册,上市之后3天卖出了13万册。
《剥洋葱》有480页,总共11个章节,从格拉斯1939年9月1日(也就是二战爆发日)开始,一直写到1959年《铁皮鼓》出版。
引起世界哗然的部分出现在第四章,标题是《我怎样学会了害怕》,格拉斯60多年来第一次公告天下:17岁时参加过武装党卫军。
党卫军又称“黑衫队”,是纳粹的一个庞大的半军事组织。其成员严格按照血统和意识形态挑选出,武装党卫军则是党卫军的战斗单位,由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战士组成。
原则上,一半波兰血统、一半德国血统的格拉斯是没有资格成为党卫军的。事实上,格拉斯最初的入伍之路并不顺畅,“很多个子一米八的都当党卫军去了,因为他个子矮,人家不愿意挑他。”蔡鸿君说。
随着战事的发展,到1944年,武装党卫军不断扩充。1932年底,党卫军人数还只有5万多人,到1944年格拉斯17岁入伍时,全德国有81.8万党卫军。
1946年9月30日,纽伦堡军事法庭宣布党卫军是一个犯罪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是罪恶的,包括迫害、灭绝犹太人,将他们残忍地杀害于集中营中;毫无节制地强迫被占领区人民劳动,奴役他们;虐待和虐杀战俘。”武装党卫军是党卫军的一部分,只是没有骷髅总队和盖世太保那么臭名昭著。
格拉斯在武装党卫军担任的是坦克填弹手,服役不到1年,没“放过一枪一弹”(格拉斯在自传中的说法),就因伤住进了战地医院,并在医院被苏军俘虏,后来被转给美军,开始了在战俘营的生活。
紧接下来的第五章,就是格拉斯轻快甚至有些高兴的战俘营生活了:他在战俘营里跟着一个名厨学烧菜,后来厨师被调走了,据说是给巴顿将军当厨师去了,而后来关于巴顿将军离奇死因的种种猜测中,就有食物中毒一说;格拉斯在战俘营里常跟一个叫约瑟夫的同龄小伙子谈宗教,这个小伙子,全名叫约瑟夫·拉青格,也就是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
“不得发表任何书评”
“因为这个一直压抑着我,而我沉默这么多年是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的理由。这个必须说出来,终于说出来了。”8月11日格拉斯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这样陈述自己的动机。这次采访是“格拉斯党卫军事件”的缘起,在此之前,绝大多数人只知道格拉斯少年时曾参加过希特勒少年团和青年团,中学没毕业就被卷进战争。
蔡鸿君最初听说一向对回忆录抱有“成见”的格拉斯正在撰写回忆录的消息,是在2004年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一个私下场合。
消息来自负责格拉斯著作北欧语言版权的代理人安妮丽·霍伊尔。她是格拉斯作品的丹麦文译者佩尔·奥尔加德的妻子。奥尔加德现任哥本哈根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主任,已经把格拉斯的几乎全部作品译成了丹麦文。奥尔加德夫妇与格拉斯一家关系密切,格拉斯在丹麦的度假别墅与奥尔加德的家相距不远。
2006年1月,Steidl出版社通知格拉斯的各国代理人,回忆录基本写完了。书名初步确定为《剥洋葱》。
照以往的惯例,出版社会先将书稿电子版发给代理人,因为他们可以安排翻译版权,便于各国出版社根据需要提前开始翻译。等他们翻译完初稿,再拿着格拉斯修订稿核对,以便提高翻译效率。
蔡鸿君没像以前一样提前拿到电子版。这一次,出版社没有遵守惯例,虽然也没有明确拒绝。他去Google,只发现一条与《剥洋葱》有关的信息:科隆大学德语文学教授、《格拉斯选集》(十六卷)的出版人诺伊豪斯将在2006年冬季学期开设关于《剥洋葱》的课。
2006年6月,蔡先后收到出版社的一封4页纸的书面信函和秋季新书广告册,说《剥洋葱》确定9月1日在德国出版。并且规定:9月1日正式出版之前,不得发表任何书评。“这个要求还是用斜体字标出来的。”
德文信中用英文介绍了回忆录的内容。这是从未有过的。
广告册用多页面介绍《剥洋葱》。刊登了出版社对格拉斯大约3000字的访谈,这也是从未有过的。
访谈问:书里写的一切是否全部都可以视为是真实的?格拉斯的回答是:每个人都可以相信或者不相信我,就像我对自己也始终抱有怀疑。关于书名,格拉斯说:《剥洋葱》书名是一个比喻,因为在回忆和写作的过程中,总是会在一层皮的下面又出现一层新皮,不由得产生一种新的阅读方式。
稍后,蔡鸿君按惯例收到了5本白皮书(正式出版前不带封面的试印本)。翻阅之后,他理解了格拉斯和出版社谨慎的道理。蔡认为,剥洋葱对格拉斯显然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流着眼泪回忆伤心历史的心路历程。
“80岁的老人想把桌子清理干净”
4000本白皮书被同时寄给了各国版权代理人,部分出版机构,以及少数媒体。
《法兰克福汇报》看过书之后,非常重视这次采访,负责文学的发行人弗兰克·希尔马赫尔和记者赫伯特·施皮格尔一起出动,与格拉斯“剥洋葱”。
8月12日,《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以《我为什么在60年后打破沉默》为题的格拉斯访谈,访谈是为稍后展开的连载做预告。采访不长,却引起了全世界哗然——君特·格拉斯首次公开承认参加过武装党卫军。
消息一经披露,德国各大媒体旋即对此进行了追问,《图片报》在第二天刊登了格拉斯参加武装党卫军的铁证,他们从德国军事博物馆找到格拉斯当年在美军战俘营登记档案,上面有格拉斯的名字、住址、隶属部队、部队编号,档案上写着格拉斯的职务是坦克填弹手,还有格拉斯的手印。
各界名人、媒体对格拉斯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大家的批判主要并不是他有过这种历史,而是有过这种历史以后他做得像很清白,“德国前总理科尔过去参加过一个类似于纳粹外围组织的机构,格拉斯一直都非常激烈地对他进行批评。现在大家会认为,他也是这个背景,为什么还要批评人家?”
批评的声音更多地集中在格拉斯的“欺瞒”,以及“欺瞒者”多年来对德国社会重要话题的高调的道德批判史。
当年,德国总理科尔陪同美国总统里根参观比特堡的德国士兵公墓,因为墓地还葬有49具武装党卫军,此举招致国际性的批评。格拉斯就是其中一个激烈的批评者。《剥洋葱》风波开始后,有德国媒体嘲讽道,格拉斯本人也许就可能是墓地中的第50个党卫军。
8月19日,德国电视一台采访了格拉斯,他们为此中断了日常播出的电视节目。此后格拉斯没有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他只留下一句话:“我感到很抱歉,但我很希望你们先去看看我的书,先不要把我妖魔化。”
压倒性的批判之后,书评和读者渐渐开始对格拉斯表示理解:“我们也应该反思,我们年轻这代人缺失了这块,我们父辈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也有这些……没有告诉我们。” 但泽市长也发表讲话,表示他们还是尊重格拉斯的,不会收回给他的荣誉市民称号。
瓦尔特·严斯,83岁的德国文学教授、评论家,他说:“这是一次给人印象非常深刻,非常令人感动的行为,一个老人想把桌子清理干净。如果快要80岁的时候这么做,我认为这是很值得尊重的,是很了不起的。很遗憾,我没有触动过我的生活中的这一点,现在我要补上。”
卷入风波的最初限于政界、文学界和学术界,很快就有更广泛的人们纷纷加入争论。有媒体说,格拉斯把德国社会一分为二。
批评和同情的争论还在持续地进行。原定在9月4日举办的“蓝色沙发”活动未有取消的消息。如果不出意外,9月4日,格拉斯将出席贝塔斯曼和《时代报》主持的蓝色沙发回忆录首发仪式,届时格拉斯也许无法回避全世界的追问:为什么隐瞒了60多年?
12月4日至8日,全球的格拉斯作品翻译者将会在德国老城吕贝克与格拉斯见面,而且出版社一改常规,明确告诉大家:“你们可以和作者讨论”。
(责任编辑:韩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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