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着写作
米歇尔·图尼埃（法）
一名来自克莱希库尔监狱中心的访客对我说：“我们那儿的犯人们，虽然他们的确都干过些伤天害理的蠢事：制造恐怖活动、劫持人质、持械抢劫等。但是自从被关进监狱，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细木工场老老实实地干活。除此之外，他们还阅读了一些您的作品，并且希望能够有机会和您面对面交流。”于是就这样，我鼓起勇气，踏上这条通往地狱的道路。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去监狱了。当然，每次去那里都是以作家的身份，和一群特殊的热心读者，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在押犯人交流思想。对于这样的座谈会，我心里仍然留有一种难以承受的苦涩回味。我对七月里一个晴朗的日子印象尤为深刻。那一天，我和一群几乎与我年龄相差无几的人交谈了两个小时，然后走出监狱，重新回到车上，自言自语道：“现在，他们将被送回自己的牢房，而你呢，你却要去花园里和一个朋友共进晚餐。怎么会这样？”
回归正题。一抵达克莱希库尔监狱，工作人员就没收了我的一些证件，而我则作为交换，得到一块编上号码的牌子。他们用金属探测器在我衣服上扫了一遍，接着，一些电子控制的大门被打开，又旋即在我身后关上。我通过几道闸门，笔直地穿过仿佛上了蜡的通道。接着，我走入绷着铁丝网的楼梯间，“这是为了防止他们自杀”，看守员对我解释。
犯人们集合在小教堂里，其中有一些看起来确实很年轻。的确，他们看过一些我的书，也从广播里听到过我讲话。“我们是做木工活的，”其中一个对我说，“我们想知道一本书是怎么完成的。”于是，我讲起编撰书稿前的一些前期材料搜集、外出旅行采风，然后独自在桌前度过漫长的几个月伏案奋笔（手稿=用手写出来的东西）。一本书，它的产生过程就像一件家具，通过把一些零件和碎片拼接组合起来，最终成形。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细心。
“是的，但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我们知道它是用来干嘛的。一个作家，有什么用呢？”
确实，这样的问题应该被提出来。我对他们说，我们的社会时时刻刻受到一些阶级、组织力量的压迫和威胁。所有权力机构——政党、司法或行政——都是保守的。如果说没有任何东西来平衡它，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停滞不前的封闭社会，就像蜂巢、蚁穴或白蚁窟。到时候再也不会有真正的人性，换句话说就是，人与人之间不会出现意外，也不会有创造。作家的天职就是借由他的书籍点燃人们对现存秩序的思考、争论和质疑的火炉。他坚持不懈地发起反抗的号召，提醒人们社会需要适当的混乱、无秩序，因为如果没有创造力的话就没有人类，而所有的创造力都会制造麻烦，打乱社会秩序。这就是为什么作家会这么经常地被起诉或者迫害。我可以列举出一堆例子，弗朗索瓦·维庸，坐牢的时间比在外逍遥的时间还长；杰曼·德斯戴尔向拿破仑政权挑战，拒绝为了讨好这位暴君写哪怕一句归降的话；维克多·雨果，在他的小岛上被流放了二十年。还有儒勒·瓦莱斯、索尔仁尼琴，以及其他一些作家。
“作家应该站着写作，绝不能跪下。生活就是一项工作，应该永远站着完成它。”最后，我总结道。
他们中的一个人用下巴指了一下我纽扣孔上细长的红丝带。
“那这个呢？这难道不是一种归降吗？”
荣誉勋章？据我所知，它是对一名循规蹈矩的公民的奖赏，只要他按时缴税，不干扰邻居生活。然而我的书，它们则没有得到过任何奖励，这仿佛成了定律。我向他们引述了埃里克·萨第的一句话。这是个默默无闻的音乐家，穷困潦倒，十分厌恶光芒四射的大音乐家莫里斯·拉威尔，指责他窃取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显要职位。有一天，萨第惊愕地获知拉威尔被授予十字勋章，却被他拒绝了。于是他说：“尽管拉威尔拒绝了荣誉勋章，但他所有的作品都欣然接受了这一奖赏。”这个评价是十分不公平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倒认为一个艺术家，只要他的作品拒绝迎合这些荣耀，他自身完全可以接受所有应得的奖励。
会后，犯人们各自散去。他们向我保证一定会给我写信。对于这一点，我完全没有放在心上。然而我错了。他们甚至做得比这更好。三个月后，一辆来自克莱希库尔监狱的小卡车停在我家门前。工作人员打开后车门，从里面抬出一个沉重的斜面书桌，由实心橡木制成。那是一种桌面被抬高的书桌，从前，不仅公证人书记会伏在上面记录，还有众多作家也偏好在这样的桌子上写作，如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大仲马。它刚刚从工场里被生产出来，依然能够闻到上面的木屑味和蜡味。跟它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张简短的字条，上面写着：“为了站着写作。来自克莱希库尔的犯人们。”
译本2 （ 多隆译） 克雷利古尔中心监狱的人来拜访我的时候告诉我：“他们都犯下了大错：恐怖主义，绑架，持械抢劫。但当他们不在木工车间干活的时候，他们读了一些您的书，他们想和您谈谈这些书。”于是我鼓起勇气，踏上了这条降入黑暗的路。这不是我第一次去监狱、第一次作为作家与那些格外认真的读者、那些被拘押的年轻人相处和交谈了。我还保留着对这些访问的苦涩回味，这种味道并不好受。我尤其记得某个六月里的一天，阳光灿烂，经过两小时和那些与我没什么两样的人的交谈，我一边去取我的车一边思忖：“嗯，现在，他们会被送回他们的小囚室，而你，你会和一个女性朋友在你的花园里吃个晚饭。这是为什么？” 有人收走了我的证件，换给我一个大大的号码牌。有人拿了个金属探测器隔着我衣服扫了几下。然后电控门打开，又在我身后关上。我穿过几道闸室。我深入散发着一股木器蜡味道的廊道。我踏上罩着细铁丝网的楼梯，“这是为了预防自杀的企图”，守卫跟我解释说。 他们都聚在祷告室里，其中有些确实相当年轻。是的，他们读过我的某些书。他们在收音机里听到过我。“我们拿木头做东西，”其中一个对我说，“我们也想知道一本书是怎么弄出来的。”我说起了那些动手之前的准备工作，那些旅行，然后那些日复一日的伏案劳动（書<聿日>=用笔一日日地写①）。生产一本书，就像做一件家具，通过耐心地装配部件和片段来完成。它需要时间和细心。 ——对，但是一张桌子，一张椅子，我们知道它们是干啥用的。而一个作家，他有什么用处？ 这个问题提得正好。我对他们说，社会受到秩序和机构的力量的压制而有死掉的危险。一切权力——政治，警察或行政机关——都是保守的。如果没有东西来平衡这些权力，就会产生一个僵化的社会，就像一个蜂巢或一个蚁冢。到时候将不再有“人”②，也就是说不再有未知，不再有人类的创造。作家的天职就是用他的书点燃反思之火，抗议之火，对固有秩序的质疑之火。他坚持不懈地发出反抗的号召和捣乱③的号召，因为如果没有创造就没有“人”，而所有的创造都会带来紊乱。这就是作家如此频繁地受到起诉和迫害的原因。我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在牢里比在牢外活的时间还长的弗朗索瓦·维庸，藐视拿破仑的权威、拒绝写讨好暴君的哪怕一个表示顺服的句子的杰曼·德斯戴尔，在岛上流亡了二十年的维克多·雨果，还有儒勒·瓦雷斯，索尔仁尼琴等一些其他人。 ——“必须站着写作，而决不能跪着。生命就是必须永远站着进行的一个工作。”我最后说。 他们中有一个人抬起下巴朝我纽扣孔里细细的红色勋带点了点： ——那这个呢？这不是顺服吗？ 荣誉勋位？在我看来，这是对一个纳税的公民、一个不妨碍他的邻居的安分公民的奖励。但是，我的书，是脱离了所有的奖励的，就像脱离了所有的法律。我向他们引用了埃里克·萨蒂的话。这位默默无闻的贫穷的音乐家厌恶著名的莫里斯·拉威尔，指责他盗取了他的位置。有一天萨蒂得知拉威尔拒绝了授予他的荣誉勋位，相当惊愕。他说：“他（拉威尔）拒绝了荣誉勋位，但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迎合这玩意儿的。”这样做不太公道。而我呢，我觉得一个艺术家本人可以接受所有荣誉，条件是，他的作品本身拒绝（迎合这样的荣誉）。 我们相互告别。他们答应给我写信。对此我并不当真。但我错了。他们远不止给我写信。三个月之后的一天，克雷利古尔监狱的一辆货车停在我家门口。他们打开后车厢，搬出一张实心的橡木长脚斜面写字台。在以前，公证处的书记员就是在这种高高的桌子上工作，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和大仲马也是。桌子刚从车间做出来，还带着刨花和木蜡的清香。附带一封短信：“为了站着写作。谨代表克雷利古尔的狱友们。” 注释： ①原文为(manuscrit=écrit à la main)，直译是“手稿=用手写”，算是法语里的说文解字，汉语里用“書”字代替更合适。（“聿”就是笔的意思。） ②原文humain. ③法语里一些词在汉语里很难找准确的对应，比如désordre，是打乱或改变秩序的意思，不带贬义，但放到汉语里，带个“乱”字的词都比法语的原意要严重的多。这里也可以看出两种文化的不同。 （译自图尔尼埃短篇集《le médianoche amour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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