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诗友M问
问：关于诗本身，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诠释，你是怎样看待这一存在的？
答：无论时代和诗歌观念如何变化，我始终认为诗歌是人类精神现象中灵性的部分，她因为心灵的存在而存在。诗歌除了灵性什么也承担不了，因而从某意义上说诗歌是无用的，当然，同样因此，她亦是无限的。最终，语言是重要的，语言是容器，无形的东西要靠它才能得以保存。这就像一条河流，一定要有河床，不然再汹涌的水流，流着流着就消失了，到不了海的。是语言使一首诗最终得以显现。
问：你的长诗《百年往事》是你作品中为数不多的一首带叙事风格的诗，你认为诗歌该如何“叙事”？
答：是的，叙事。现在的诗歌里叙事的成份越来越多了。我们的确处在一个崇尚“叙事”的年代里。诗歌怎样叙事，这个我不太清楚。我们可以尝试性地看看我们的记忆方式：在生命的流逝中，留下的东西大多是具像的：一个场景、一棵树、一条河、一幢乡间的小屋……当我忆起一个人时，她或他总是借助一个手势、一个眼神或声音的语调这样一些细节，在我的记忆中复苏的。人在生活中经历了许多事情，这些事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诗歌在还原和闪回这些记忆时，更多的是展现了这些事件在人的精神上留下的印痕。这些深刻的印象中包含了非常个性的生命经历和心灵体验，把这些记忆以故事化闪回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成了诗歌的“叙事”形式，我是这么理解的。虽然我是从写小说开始起步的，但我并不认为我擅长叙事。
问：在你的《我的时间简史》等诗里出现了“时间”的主题，能谈谈你对时间的认识吗？
答：时间是想想都让我们心里发痛的东西。站在中年的站台上，人开始回忆。我试图通过回忆留住时间，清点岁月。我们在时间里诞生、梦想、伤痛、幸福、得到、失去……直到死亡来结束一切。当然，个体生命之外，时间无尽绵延，但时辰一到，上帝会把属于我们的那一份收回。“上天所爱的，上天必收回。”在我们或长或短的一生里，除了时间，没有什么真正属于自己。在一些夜里，我似乎听见时间流逝弄出的声响，这时我的心会痛得发紧，生出了“拦截时间”的妄想。
问：早年你就读外语学院，你是怎么看待诗歌翻译的？你以为翻译诗能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你喜欢哪些人翻译的诗作？
答：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非常尊重翻译家，尤其是诗歌翻译者。因为他们做着一件很困难又十分有意义的事情。记得有人说过，一个好的创作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好的翻译时代。我个人以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是这样的时代。我倾向于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在中国新诗不足百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和诗人一道，拓展着汉语诗歌的疆域，许多翻译者本人就是诗人，我比较信任诗人翻译的作品。诗歌的完全还原是不可能的。词不是主要的问题，语感、调子这种属于液态的东西会被漏掉，这本是诗歌中的活物。就是一种方言转换成普通话都会损失掉一些原滋原味的东西。我喜欢的翻译作品有很多，但大多数只读一次，这个名单开出来会很长。不过能让我反复读的有两个译本：一个是《戴望舒译诗集》，另一个是《荷兰现代诗选》，译者是马高明和柯雷。马高明写过诗，通晓英语；柯雷为荷兰青年汉学家，这个译本是我的至爱，诗集的翻译手法现代、节奏明快，诗意保留得完好无损，有时在写作一首诗前我会翻看一下这本诗选，总有启示的光芒一闪而过。
问：作为诗歌编辑，你在读稿和选稿时的重要依据是什么？你怎么处理个人喜好和刊物的包容性的问题？
答：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从审美趣味上，最吸引我的是神秘。神秘感总像陷阱一样诱惑我。我个人更喜欢那类放纵想象力的作品。当然，我认为用任何一种方式都能写出好诗来。所以在选稿时尽量打开自己，无论用什么方式写成的作品，它首先要触动我心里的什么地方。触动、感动、震动，这是第一位的。另外，我看重有独创性的作品，无论是对事物真相的独特发展，还是语言上的创新，都会引起特别关注。诗歌的判断是件困难的事情，记得在外地遇到一位作者，他曾写诗，他说写诗时，发现许多编辑对诗歌缺乏判断力，因此许多他自认为好的诗作都压在编辑的抽屉里了。后来他改写随笔，自己的判断与编者的判断之间，很少有偏差，听这话时我内心震动很大，深感作为一名诗歌编辑身负的责任。最近的一次诗歌评奖活动，加深了我对诗歌鉴赏多样性和主观性的认识。从14名候选人中选出三名，专家们几乎每人选的都各不相同。这说明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个性化的艺术，这一点跟音乐很接近。有一位评论者曾说过很精彩的话，他说，任何判断都是一种伤害。那么选择呢？选择其实就是一种判断，况且选择还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这也是当一名编辑的困难和乐趣所在，一名好的编辑就是要努力保持一种主客观的内在的平衡，在某种情况下，真诚可以帮上忙。
问：你以为诗人是什么样的人？
答：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问100个人会有100个答案。我只好用大师的话搪塞你。圣琼·佩斯说：“诗人就是为了我们与习惯决裂的人。”阿赫玛托娃说：“诗人是这样一种人——你既不能给予他什么，也不能从他们那儿夺走什么。”我个人发现许多诗人都有预言家的特质，从个人生死，到世纪大事。有些像古代的巫师，打通了宇宙万物的界限，是个通灵者。比如荷兰诗人马斯曼最终殁于海中——他所乘客轮被鱼雷击沉，而这种死亡方式在他的诗中曾有六次言中。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害怕战争……害怕大规模的战争，尤其害怕大规模的伊斯兰战争。这在二十一世纪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成为一次大清算，而且这种清算越来越近了。”这篇访谈是1996年10月3日进行的，对照眼下刚刚结束的这场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我除了震惊外，再也说不出什么。
问：你的诗歌中似乎总是带有诵唱的基调，你认为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吗？
答：这个我不知道。事实上，我的天性是率性的，理性只是习得来的一件外衣。本质上我内心深处追求的是自由和浪漫。但我发现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上，理性是惟一可靠边的力量，所以我热爱和崇尚理性。只是习得而来的东西终敌不过与生俱来的。我的天性有时会倾向于忧郁，但我总能很快地飞升起来——在一阵乐音中，一片风景中，一个动人的场景中。这时我流下的泪水，一定是因为幸福和感恩。感恩是我生命的基调，这也许就是你所说的我诗歌中诵唱调子的基础吧。我最喜欢的音乐是带有诵唱性质的合唱，只有人声才是通向灵魂的，那是人灵魂发声的方式。
问：你是怎么理解爱的？
答：“爱是恒久忍耐。”在有了这么好的答案后，我给不出更好的来了。这也是我在生活中一点点地体悟到的。我在什么地方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父亲在听到女儿自杀的消息后，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写了一首诗。内容大概是说，生命是我们给你的最好礼物，但如果对你成了负担，你可以不要。这是我所能理解的最好的爱了。真正的爱，包含了忍耐、理解、担当和尊重。
问：那么你欣赏什么样的男性品质？
答：许多男性品质都会打动我。比如看着一个父亲哄他年幼的孩子睡觉，陪他玩耍，让他当马骑，都会让我着迷。我最欣赏的男性品质是智慧和包含性。前者让我尊敬，后者让我舒适。当两者同时出现时，我会辨识出来，并能体会到生命片刻的完美。
问：你在诗中不止一次地描述过你的外婆，她似乎成了你的偶像，生活中确实有这样一个外婆吗？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答：黑色的密纹唱片、祖母绿的戒指、镀金的怀表、高大的油画，这些都存在于母亲的叙述和我的想象中。我以想象再造了外婆，使她成为我笔下的一个人物。生活中的外婆是这样的：她36岁守寡，养育了五个子女，此后她的人生一路被剥夺：日本人来了抢她，国民党来了抢她，最后，解放了，她一无所有，只剩下一个名份——地主。我出生时外婆来到我们家，是她带大我，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她被遣送回乡，在祖宅旁搭了个窝棚似的小屋，一住十年。她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小姨家里度过的。她活到高龄，无疾而终。我问过小姨，她说外婆晚年沉默寡言，几乎失聪。她总是以很高的声音说话，然后，突然沉默。其实，我从来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外婆，她离开时我还太小，后来见过两次我还未成人，还没到对命运感兴趣的年龄。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有着高贵的出生，前半生过得很绚丽的人，在后半生巨大的生命落差中究竟想过些什么。惟一深刻地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一个场景：那年我七岁，站在人群中，外婆站在水泥的乒乓球桌上，胸前挂着牌子，打倒某某的口号四起。她站在那里，头发一丝不乱，裹过又放开的半大小脚稳稳地站着，没抖一下，站在人群里的我有些发抖。她的眼睛一直看着不远处的水泥地面，没有看我，尽管她知道我就在台下，这个形象是我后来创造她的动力之一。
问：你认为这个时代对诗歌这样的一门古老的艺术有损害吗？你对诗歌的前景悲观吗？
答：损害是显而易见的。诗歌本质上是一种慢的艺术，它需要慢慢地、有耐心地、专注地阅读，并且摒弃娱乐性。而眼下这个工商社会是个快的时代，与之相适应的充满娱乐和资讯化的大众传媒日益受人喜爱。但我对于诗歌的前景一点也不悲观，因为任何时代都有需要灵性生活的人，任何人也都有需要灵性生活的时刻。你看看网上，有那么多年轻人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并且为诗歌加入了许多新的元素。在网络这个自由的世界里，诗歌是生命的一种自由表达。年轻一代诗人的作品让我看到诗歌的远景，我不悲观。
问：如果不做眼下这份职业，生命可以重新选择，你会选择什么职业？
答：我想我会选择做一名心理医生，人类的许多痛苦都是由心灵的疾病造成的。而这些人很无辜，那只是染色体的错误，我对人性深处的探索有着近乎危险的热情，对迷宫般的黑暗地带充满好奇，心理医生这职业正好。当然生活是没有如果的，那需要受到严格的专业训练，我已没有时间，所以我还是认认真真做好眼下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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