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韩东在南京，已经是1986年的春天了。那一年，我的朋友闲梦也从四川大学分配到了南京的一家工厂当技术员。所以，从那年春天开始，我的感觉就是南京不怎么远。帮助我确定这个感觉的，是1988年。也是春天，只是还有点冷。
当时我和蓝马、周伦佑在一起。我们在北大参加完艺术节后，辗转来到了合肥。因为当时《诗歌报》在合肥，所以我们去了合肥。那个时候的《诗歌报》，高举中国先锋诗歌的旗子，而且发行在十万份左右。宿州路9号，在八十年代中期，基本上是每一个先锋诗人都熟悉的地方。1986年，它和深圳的《深圳青年报》一起举办的“现代诗流派大展”。这个大展，无论怎么说，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
在合肥呆了两天之后，我们准备坐火车直接回成都。在火车站买车票时，我偶然看见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到南京5元”几个字。对于一个生活在川西边陲的我而言，被这几个简单的字深深地吸引了。我问蓝马，这么近啊？蓝马说，是的。
那次为什么没有去南京，我已经想不起了。但是，就那次之后，我常常做这样一个梦：我梦见成都和南京很近，我骑着我的自行车都可以去。在梦里面，我有时候是快乐的，有时候又多少有些惆怅：特别是醒了之后，心里面总像丢了一样东西。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南京离我很远
我知道韩东的名字是在1984年的夏天（或者是秋天），知道得隐隐约约。怎么知道的？谁告诉我的？我现在都完全记不清楚了。当时，我和外面（无论地上还是地下）没有一点往来。而我仅仅认识的四川诗歌圈子的人，那些先锋的诗人，基本上都是“史诗”那一派。所以，我的孤独是可以想像的。我记得，我是好不容易才打听到韩东在西安的地址，就给他寄了我的几首诗去。一个需要交流的年代，一个需要认同的年龄，一个写好诗的和另一个写好诗的，这在当时是惟一的方式，也是许多人的交流方式。我想了一下，这基本上是我给外面的、不认识的诗人写的第一封信。在信中，我给写《我的朋友们》的韩东，寄去了我的《看水去》和《中国鱼》几首诗。然后，我开始等待。
就是现在我也没有问过韩东为什么没有给我回信，就是现在，我和韩东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我也没有问过他是否收到过我的那封信。我只是多次从侧面打听过，知道他1984年已经离开了西安。当然，这也是我现在才知道的。
1985年，万夏带着我们编印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去了上海，也去了南京。他回成都后，我觉得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带回来了一本《他们》。我几乎是以一种狂喜的心情读完了《他们》，并且把韩东和于坚、把丁当和小海、把王寅和小君，把他们的名字和诗歌，都牢牢地记了下来。说句实话，我觉得我对《他们》的阅读，超过了1984年对《莽汉》的阅读，它完全可以和我1980年冬天对葛里耶的阅读相提并论。
我记得那一年我已经写出了《街景》，写出了《有一条河》，写出了《舞会》。那一年，我又给韩东写了一封信，并且把那些诗也夹在里面。非常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寄出。
所以，一翻过年，我就和周伦佑、蓝马一起搞《非非》
南京对我来说是不是真的就那么遥远？我和韩东的交往始终被错过。比如1986年，那本身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像那一年我和于坚一样，但是我却喝醉了。而且醉得完全不像我自己，完全不能让他人接受。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韩东虽然也有通信，甚至和小海、和于小韦也有通信，并且相互认同和赞赏，但是就人与人、或者说诗人与诗人的那种交往和友谊，却始终是很淡的。于坚除外。从1986年那一次开始，我和他就是兄弟。
关于我和韩东在个人交往上的一些事情，韩东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我想说的仅仅是，如果不是那种莫名其妙的错过，我肯定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后面的情况又将是怎样的呢？比如《非非》，比如第三代人，比如《他们》，会不会有一点小小的差别？我是说和现在的这个样子相比，和我个人的样子相比。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点上一支烟想一想，会觉得历史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它在很多很多的关键地方，居然那么偶然。而一个人的面子，一个人的身居的地方，甚至一阵风和一顿酒席，都会改变它所谓的发展规律。
我再次到了南京，这是我第二次到南京。与第一次（1988年）算起来，已经是在十多年后了。我记得那一次，在闲梦的陪同下，我们从后宰门走路去的韩东家。我明明白白地记得啊，我们是穿过一大片树林，就到了瑞金北村。而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我是打的去，总感觉没有第一次的那种印象。那一大片树林呢？难道我记错了？
南京是一个有许多古迹的地方，至少它有许多树林和城墙。我这次到南京的第一天下午，韩东就把我约到一个城墙上喝茶。当时的天气已经有点冷了，虽然有阳光，我们一群还是在四点之后，匆匆搬进了房间里面去。我记得韩东刚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穿着两件毛衣，还笑他，有这么冷吗？他说，有的，你一会儿就感觉得到。
风一吹，我的确就感觉到了。我说冷这件事
韩东在瑞金北村的那个家，还是他以前的那个家。虽然现在已经成了他的写作间，但是大致还是以前那个样子。有一个女主人走了，另一些女主人来了后也走了。空荡荡的房间，就韩东一个人。我心里面想，一个人写东西，需要这么大吗？一个曾经的诗歌革命的摇篮，现在就剩下一些照片和几本《他们》了。刘立杆说，他说他当时并没有写诗，只是觉得在韩东家里呆着才真叫舒服。他说，韩东在这间屋子里，而小君在另一间屋子里。经常都是，韩东那儿有一群人，小君那儿还有几个。都是一些什么人呢？我问刘立杆？都是一些诗人，一些艺术家，一些漂亮的男人和女人，刘立杆说。然后他又补充，重要的是都是一些自由的人。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从那间屋里开始，刘立杆写诗了。
对于一个刚刚进入大学的人，他寻找的就是这样的自由和快乐。
所以，我觉得刘立杆是南京最豪放的人。至少从简单的几天接触而言，从他的外表而言。比如剃一个光头，说话声音很大（这在我接触的南京人中，几乎是少有的）。虽然他也不能喝酒，还有一个很小资的家庭。虽然他的诗，有很严重的知识分子倾向。正因为这样，那些自由的东西正在离他远去，那些豪放的和舒服的。
在南京我过得很愉快。那么多朋友，虽然都是男的，我还是过得很愉快。对韩东我有了新的认识，而对另一些人，我有了另外的认识。惟一遗憾的是，这次在南京，我没有见到我喜欢的作家顾前。就像我在南京掉了一颗牙齿一样。
我的那颗牙齿是被毛焰、朱庆和和吴晨骏三个人搞丢的。是他们联合起来，把我活活地灌醉之后，被我当成呕吐物吐了出去。当然，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晚宴，是我对整个南京的重要理解。我甚至想，他可能是我和南京拉近距离的一次醉。我把我的牙齿留在了那里。
第二天，也是我在南京呆的最后一天，我采访了韩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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