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夏天，《自行车》在出版完第四期，并最终在1995年因内外原因停刊至今，转眼已第七个年头。停刊的时间，比起《自行车》短短四年的运行，至少要长得多，在停刊这些年里，我已经习惯了平静地生活和孤独地写作，但每每想起《自行车》的那一段日子，我还是由衷地感到激动，这种激动，既渗透了一个诗歌青年早年理想主义式的冲动，反叛，突围和抗争，也带有对那个阶段，对在我身边，在广西这个中国边缘省份，出现如此多热衷于诗歌写作的朋友们的怀念，在《自行车》作为一个前卫诗歌群体散开至今，广西诗坛已不复当年的光景，除了一部分人坚持了下来，很多人因种种原因和生活的变迁而选择了另一种生活。
一
和广西《扬子鳄》诗报主办者麦子（黎文新）的相识是促成《自行车》诞生的直接原因。1987年我大学毕业从湖南返回广西，先是分配到了桂林，但只呆了短短两个月，我便辗转到了南宁，并在南宁独自一人默默写作了两年。其间，在整个广西，在1990年之前，除个别朋友如盘妙彬，洛川外，我主要认识和交往的诗人，是当时还在《广西文学》当编辑的杨克，在那段的日子，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在傍晚，骑上自行车，穿过民主路一段长满莆葵树的街道，从古城路拐进建政路，去杨克家中小坐。
知道广西有一份名叫《扬子鳄》的诗报，是在1988年10月《诗歌报》推出的“民间社团专号”上。但这份引起我兴趣的诗报，一直到1991年初在杨克家中我才得以看到，在看到《扬子鳄》之后，我向杨克要了主办者麦子（黎文新）的地址，并给他寄去了90年底我自己单独编印的，由广西一些青年诗人组成的油印诗刊《现代诗》。
之后我收到了麦子的回信，和他寄来的一两份《扬子鳄》诗报。不久他从大化水电站来到南宁，找到了我，麦子个头不高，年岁比我大一些，人很友善，对诗歌的共同爱好使我们一见如故，在多次见面和通信之后，我建议《扬子鳄》出版一期广西本地的诗歌专号。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和外地比较起来，广西当时的诗歌写作实在过于沉闷和滞后，诗人之间各自为政，彼此之间缺少联络，另一方面，现代诗歌在广西深受排斥和压抑，广西当时唯一一份官方诗报《南国诗报》登载的只是一些民歌，旧体诗词，和浅诗歌，再加上那几年，我出道不久，和外省的诗人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觉得出一期广西本地的诗歌专号，操作起来可能更现实一些，再加上之前，自己有过编《现代诗》的经验，因此，当我提出这样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麦子的响应。之后，由我拟好约稿信，各自分别寄给周围的朋友们。
1991年5月，麦子带着他收集的作品从大化来到南宁，和我这边的稿件进行最后的汇总，并商讨诗报编辑的事。晚上，我们带上所有的稿件，来到杨克家中，当时在场的，还有从柳州过来的宾宇丹（如今他成了一名登山爱好者，2000我在《南方周末》读到了有关他和他的朋友们，在青海玉龙雪山遭遇到雪崩的故事），在杨克家中，我们为诗报的事情一直聊得很晚。
在那个夜晚，我们考虑最多的，是为这一期专号另外取一个名字，之所以不直接用《扬子鳄》，是因为我觉得《扬子鳄》既缺少广西的地域色彩，也缺少我们希望的态度和倾向，而重新为诗报另取一个名字，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晚上11点多，我们从杨克家出来，因谈兴未尽，便一起到建政路上的一家冰花店继续深谈，但直到夜半12点多，我们还是想不出任何一个更好的名字，当我们几个人，慢慢走回到杨克所在的广西文联门前，在分手的一刻还在为刊名发愁时，我不知是突然来了灵感，还是打算不再花心思去想，对着麦子身边的自行车突然脱口而出：“就叫“自行车”吧”。
现在想来，在那一个夜晚，当我们为一个刊名苦熬了一个晚上，当我最终想到用“自行车”作为刊名时，我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和豁然开朗的感觉，我寻找了无数时辰的，竟是如此一个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工具。但也许正是因为它的司空见惯，当我们顺手把它拿过来，用来命名我们的诗报时，它便有了全新，符合它本意的含义：是的，在那一刻，它多么符合我们做一名自由艺术家和自由诗人的愿望。
但这个名字一开始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无尘就是其中的一个。无尘，男，原名吴小军，和杨克是同时代的诗人。说来好笑，我88年起就知道了南宁还有一个写诗的名叫吴小军，但出于对他80年代作品的不喜欢，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和吴小军还有其它的一些人来往。和吴小军的首次会面，一直延伸到我们确定《自行车》为刊名的第二天中午，就在那天晚上我们和杨克分手前，杨克建议明天中午去朝阳花园，由他叫上吴小军，一起再具体细谈。杨克的本意，可能是希望通过吴小军的出马，能解决一些出版经费上的困难，那时的吴小军，在南宁和平商场的二楼，有一个卖服装的个体摊位。
第二天的中午，我和麦子如约来到朝阳花园，不久，杨克也带着吴小军一起到来，我这才和吴小军有了第一次正式的会面。吴小军人很瘦，但个子较高，骨架也较硬朗，长头发，举手投足还是有一个诗歌写作者的气质，我们要了一些饮料，坐在人声喧哗的大街一旁，任凭外面车水马龙，在会面的那个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雨声夹着我们的说话声，在这个杂乱的毫无诗意的南方城市上空扩散开去。
在这次会面不久，我收到了吴小军的来稿和来信，他在信中谈了他个人对《自行车》作为刊名的看法，他觉得《自行车》太随意了，建议我们取一些诸如“边缘”之类的名词作刊名，他的理由是：从地理和文化上看，广西在中国，确确实实处于一个被忘却的边缘地带。我觉得吴小军有他的道理，但我还是坚持使用“自行车”，首先我直觉到这名字非常的好，非常地与众不同，既随意，又富有意味，和当时国内一些刊名过于正经，严肃的民刊完全不同，其次，它反映了我们在写作上一种不受约束，自由，自主，自在的状态，张扬的个性和生机，以及在诗歌写作上更接近于形式主义的前卫品质。
第一期的《自行车》是在麦子所在的大化水电站印的，印数大概有500份，那也是《扬子鳄》诗报印刷的地方，由于条件所限，第一期的《自行车》并不能印成我们理想中的大报，而只能是小报，字体也受限制，也没有任何插图，尽管如此，在麦子把第一期诗报从大化带上南宁时，在杨克的家中，我们还是非常兴奋，毕竟我们迈出了第一步，毕竟我们看到我们的心血，化为了眼前的成果，和夏日一阵阵渗人心扉的微风。
在第一期里，主要作者大概有杨克，盘妙彬，吴小军，周永靖，吴惠玲，魏雨，洛川，麦子，阿权，柳州四人的宾宇丹，黄兰波，芳草园诗群的余焰，潜川，朗宁，路遥等人，以及我自己。
在这一年的11月，杨克告别广西，调往广州的《作品》，而《自行车》也在这一年，开始了它在诗坛的运行。
二
1992这一年，有一个人进入了我的视野，这就是柳州的肖旻，之前肖旻是“柳州四人”的成员，正是肖旻的到来，以及我和无尘交往的深入，推动了《自行车》日后的发展。
由于受条件限制，《自行车》在麦子那里只能印刷小报，印刷质量和字体都很难令我满意，因此，我们决定把《自行车》放到南宁来印刷，为了让报纸更具有个性，我想到了把一份对开大报分成八个版面，做成小报的样子，目的是使报纸看起来，版面显得更多和更丰富一些，并更有利于各版内容的安排，在报纸的版式上，参考了当时的《中国美术报》的版式，每一个作者的作品，安排在一个由粗黑线框起的方块里，并以黑体字加黑圆点来突出每一个作者的名字和标题，以使报纸看上去尽可能地醒目。在这一年，我无意中认识了在南宁的美术家何年和王山川夫妇，当时何年在南宁市朝阳路开了一家专买中外前卫美术书刊的书店，正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自行车》最初的一些黑白插图，另外的一些黑白插图，则由我自己找资料临摹和复印下来，而这一期《自行车》刊名这几个字，是我请同宿舍一个爱好书法的朋友写的，在第二期一切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我开始在南宁找印刷厂，并最终找到了位于七星路一条小巷内的一家残废人福利印刷厂，正是这家印刷厂，为日后的中国诗坛，印刷了一张非凡的，与众不同的《自行车》诗报。
出于推动本地现代诗歌发展的考虑，《自行车》从此时开始，正式将自己定位为一份主要由本地诗歌作者组成的前卫诗报，这么做的最简单的一个理由：无非是相同的地缘关系，能使《自行车》形成一种最基本的向心力和背景，并使大家更为融洽地呆在一起，它仅仅是一种行为方式，并不意味诗歌写作上的划地为牢，自成一体，保守和封闭，相反，对前卫艺术思潮的关注，对自由实验精神的刻意追求，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参与，使《自行车》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并因其前卫的品质而引人注目。
改版后的第二期和第一期相比，至少从表面上看，像一份地道的诗报，而不是过目即忘和看完就扔的粗糙民刊，在第二期《自行车》里，加大了文论的份量，腾出了一个半专版刊登文论，我们的本意，是希望《自行车》的每一个作者，在诗歌和文论方面都有所建树。
第二期重要的作品计有肖旻的一首长诗，无尘的《后古典系列》，格真的《以我的形式存在》，蓝文的《在岩石上居住》，安石榴《公路上的一只鸟》，余焰，潜川两兄弟的诗歌，非亚《长久的沉默》，文论有《中国广西〈自行车〉诗报艺术公告第一号》，《回到自由》，《诗歌：寻找新的表达和感觉》以及《后现代诗歌：从集体行动到个人行为》等。
三
93，94两年，《自行车》又连续出版了两期，第三期重点登载了罗池，西岩，蒋德民，桑梓，石禹，林冰，飘飘，丁桦，罗黛九位《自行车》新人的作品，并用一个专版，刊出了严力，岩鹰，贾薇，南野，艾子，西篱等人的作品，以及非非诗歌五人展（刘涛，何小竹，杨萍，吉木狼马和蓝马）。非非五人的作品，是93年春我到成都出差时，蓝马在他的公司里亲手交给我的，这些具体的作品，表明了《自行车》本身并非一份封闭的，纯属小圈子自我陶醉的民刊，它一直关注国内同时期诗人们的写作。除上述诗人的作品外，这一期重要作品还有无尘的《语言和手势》，白水寒的一组短诗，安石榴的几首诗作，戈鱼的《裂缝》，重要文论有《诗歌：病毒清理》和《一部行动着的自行车》。
1994年出版的第四期可能是《自行车》最为极端的一期，除作品依旧保持前卫品质外，还表现出了一种强硬的诗歌批判力，这一期出版之前，针对当时盛行于中国大陆的某种倾向于西方标准的写作（这种写作后来被命名为“知识分子写作”），肖旻敏感地意识到诗歌内在的“现实感”，对于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重要性，并针对当时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情结，以及诺贝尔奖的政治倾向，与无尘一起，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先锋诗歌”的新鲜命题，为此，本期《自行车》专门推出了他俩的重要文论《无尘，肖旻谈社会主义国家先锋诗歌》，除此之外，该期重要文论有：米肖的《大洋彼岸的民间诗歌一暼》，非亚的《先锋诗歌：可能和无限》，苏格拉底的《华东路39号：行为艺术和现代诗歌的场所》，阿白的《变革时期的诗歌》，和西默的《观察语言诗》，诗歌有肖旻的一首长诗和创作谈《诗歌的机缘》，戈鱼的诗，蓝文的《遭遇军队》，无尘的《汉字的排列和组合》，杨克的《1967年的自画像》，以及罗池和洛川的几首短诗等等。除作品和文论外，这一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几张前卫美术的黑白插图。
四
在《自行车》出版的几年里，在南宁有过大大小小许多次诗人之间的聚会和活动，由于影响的扩大，1993年夏天，《创世纪》的主编洛夫先生利用到重庆出席诗会的机会，专程来到南宁，和《自行车》的朋友有过一次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在那几年，在无尘的家中或我的住处，大家常常聚在一起，喝茶聊天，而平常更多的是诗人相互之间私下的交流。正是由于《自行车》的缘故，从92年开始，我陆续认识了周围的很多朋友，如南宁的白水寒（龚诗路），蓝文，格真，周永靖，陈祖君，罗池，商殇，柳州的肖旻，魏雨，藤县的安石榴，戈鱼，和桂林的粟城，楚人和余焰，潜川等人，也接待过一些找上门来的大专院校学生，和从外地来南宁的其它一些《自行车》的朋友，在这些朋友中，因为直接在一起操作诗报的原因，我和无尘以及肖旻的交往更为密切一些。
在那几年，除《自行车》的出版外，肖旻，无尘和我三个人的交往是最让我愉快的事，虽然诗风不同，但大家看问题的目光比较接近，对作品的价值有着比较一致和清醒的认识，对诗歌写作也比较执着。由于肖旻家住柳州，他每次来南宁，几乎都是在我的住处下榻，我们三人常常会为诗歌闲聊到半夜，饿了就煮鸡蛋来吃，这种朋友之间单纯的交流，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那么美好。
戈鱼是《自行车》诗人中对诗歌看法和想法都很准确的朋友，我和他只见过一面，那一次安石榴带着他来南宁，找到了我，在我单位对面的酒馆我们一起吃了一顿午饭，可能是初次见面和不怎么会说普通话的关系，戈鱼在酒席上话并不多，在他回到藤县不久，他还给我来信，为他在酒席上话不多而抱歉，93年后，安石榴从南宁去了深圳发展，而戈鱼则继续呆在藤县，后来单位破产，便进入社会谋生，并渐渐放弃了写作。
我和盘妙彬早在《自行车》之前就认识了，因为家在梧州的缘故，每年春节我都要回梧州过年，大学毕业时，我就知道广西梧州有一个名叫盘妙彬的诗人，但我并不知道具体他身在何处，大概是89年的春节吧，我在《梧州日报》的副刊上又看到了盘妙彬的作品，出于一种强烈的想结识他的愿望，我跑到《梧州日报》副刊部，询问到了他的地址，并在之后，在那幢陈旧的，有着英国殖民主义风格的砖木结构的办公楼里，见到了盘妙彬，而正是由于他在梧州的存在，使我每次回梧州，还可以找到朋友谈诗。
大概是93年吧，我去桂林出差，顺便往北到了灵川，找到了在一所小学教书的粟城，中午，在灵川的大街，粟城用一顿灵川狗肉招待了我，并在下午和我一起，进桂林找到了正在桂林教育学院读书的楚人。粟城和楚人都是我90年编《现代诗》时认识的朋友，楚人写诗较早，87年获得过《诗歌报》的探索诗大赛的奖励，粟城的一些诗我一直都比较喜欢，他是广西少数几个形式主义的诗人，语言干净利落，可能是身居县城和环境的原因，影响了粟城写作上的进一步发展。
94年，商殇（曾勇）在广西电视台实习，他向广西电视台年轻导演吴林介绍了《自行车》的情况，这引起了吴林的兴趣，为此，吴林找到了我们，并为《自行车》拍摄了一个电视专题片，在广西电视台的一间工作室，我看完了整个片子，但就在片子送审时，主管人士以《自行车》不是国家正规出版物为由，将片子打人冷宫。
五
1995年，《自行车》打算继续出版第五期，而这一年，广西文联的《南国诗报》开始改版，主编田丁女士通过彭洋先生找到了我，希望通过我能约到一些好的诗稿，之前的《南国诗报》由于其前任编辑的关系，极为保守，通过和田丁女士的面谈，我感觉她对我还是比较信任，也很支持我的一些想法，在此前提下，我开始尽我所能，为她提供了一大批国内一些民刊的作品资料，并策划了一系列诸如“九十年代中国前卫诗群巡礼”，“实验诗浪潮”，“外国诗歌”，和“当代诗歌言论”等栏目，刊出了“他们”，“尺度”，“非非”，“过渡”，“面影”，“阵地”，“北回归线”，“锋刃”，以及“自行车”等群体以及各地诗人的实验性作品，并对报纸的版面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革新，正是这些举措，一举改变了《南国诗报》原有的陈旧面貌，在广西文联内部引起广泛的惊讶。
但正是此时，无尘开始对我产生意见和看法，他的理由是：既然我去了《南国诗报》那里帮忙，《自行车》我就不要参与了，这当然是我无法接受的。对于无尘对我的看法和误解，我直至今日不想多说什么，我可以理解无尘的想法，但却不能接受他的做法，因为他的做法，伤害的不是我个人，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诗歌群体。正是由于这种朋友间的不信任，使我开始对原有的围绕《自行车》的合作产生怀疑。
95年还发生了一件改变《自行车》的事。这一年的8月，我在办公室突然受到两个来自某安全部门人士的盘查，他们理由是：我非法出版了《自行车》，而且和北岛，严力等海外人士有染，在我办公室旁的一间小会议室，这两个人关起门，用他们固有的粗暴和威胁来审讯我……… ，这一件事，不单改变了《自行车》的运行，也从此改变了我对自由的看法，并长时间地在我的内心投下阴影。自此之后，我不再给海外邮寄任何作品和邮件，并从95年起，停掉了出版了四期的《自行车》。
六
随着《自行车》的停刊，《自行车》这个广西到目前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前卫诗群，终于散开了。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朋友慢慢便失去了联系，并最终音信全无。我和无尘最后一次见面是95年在柳州开往南宁的一趟火车上，之后我听说他由于生意和一场官司的失败，变买了南宁的一套房子，好像还离了婚，并传闻最终到了东南亚谋生。格真不久则去了北京鲁讯文学院，后来又到了西北大学作家班就读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了南宁，不久前我和她有过一次多年后的通话，她说她已经很少写了，她说的一句“觉得诗只是年轻时候的事情”让我多少有点难过和失落，我知道诗属于不可勉强的天才的事业，它绝不仅仅只是年轻时的事情，而是一生的投入！
洛川在98年的去世多少让我感到突然而又震惊，而我知道他去世的消息，已是两年以后的2000年，洛川是我早期在南宁结识的朋友，他和余焰，潜川都是广西90年代新一代诗人中让人最看重的，可惜洛川过早的死和余焰，潜川两兄弟为生活奔波，最终损害并中断了他们的写作。
表面看来，虽然《自行车》的停刊导致了90年代后期广西现代诗歌的式微，但至少我个人并没有停止的写作，我知道《自行车》对我意味着什么，它是一种持久下去的努力和精神支柱。95年以后，随着《自行车》的停办，我开始把目光转向外地，并因李冯的关系，认识了《他们》中的许多朋友，如来过南宁的韩东，吴晨骏，以及小海，刘立杆等人，并渐渐习惯了在南宁安静地生活和孤独地写作。对于我自己来讲，诗歌群体之间的喧哗和个人写作的寂寞，同样是诗歌写作不可或缺的财富和成长中完全不同的体验，我珍视过去的一切，并因它的充实，有趣，激烈，地下和冒险，而丝毫不后悔，直至今日，《自行车》带给我的那种自由，自在，自主，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前卫姿势，以及对诗歌实验的强烈渴望，并没有因停刊而在我身上死掉，它依然在我的内心潜伏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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