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一个地方或者一些人的缘——“倾斜一点，再倾斜一点。”——跌落尘埃的诗神突显原始的生命力——光的声音——黑漆漆的小巷里停着一辆三轮车。
1
我第一次去西昌城是七十年代初。在5.7干校劳动锻炼的母亲进城办事带了我一起去。记得天还没亮，我被拉着爬上一辆东风牌大卡车，去的人很多，大人、孩子拥挤地站满车箱。母亲和我站在车箱最前面的一排，扑面而来凉飕飕的风把我稀松的睡意吹走，我瞪大眼睛努力看清车前方的景物。朦胧的山和树向车后飞逝……载着一车人的东风牌大卡车沿着山区蜿蜒的公路从西向东驰往西昌。
东方的天空逐渐泛出鱼肚白，一团团蓝黑色云朵被镶上一道闪亮的白银似的边。渐渐地云朵银色的边转化为耀眼的金光。我望着东方天空云层奇诡的幻化，内心充满震惊和期待。东风车加足马力在两山之间笔直的公路上缓缓上行，这条路一直伸向天地交接处半空横置的一面小镜子里。车朝着东方行驶，我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镜面、天地之间最亮的一团，忽然一团鲜红的小球跳出，四周的云层被映得瑰丽多彩。这一小点红每秒、每秒地向上蹦出，越来越大，一个滚圆的红球从镜面升起，霞光辉映水天一线，不觉中我们已从夜的黑进入日出后灿烂的阳光里。太阳越升越高，七彩霞光逐渐消失，天空一片湛蓝。那块放置在天上的镜子原来是西昌城边的邛海。
我们的车沿着邛海边行驶，松柏深深的泸山依偎着邛海。记得我们停车上了泸山，中午在山上庙子里吃的豆花饭。后来又去了西昌城，古老的街道、房屋，第一次近距离地看披着查尔瓦，束着百折裙的彝族人。我们在西昌城里待了几个小时，这座城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回忆，但我永远地记住了邛海。邛海的日出，我生命中第一次看见的日出。很多年后，我再去西昌，去邛海和泸山，忽然间感觉一个人和一个地方或者一些人的缘，早在好多年前，生命的不经意间就已注定。
2
1986年夏天，我和几个朋友登上去西昌的火车。一下火车，我们就直接去了邛海。
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到周伦佑，自从1985年四川省青年诗协解散，他从成都去西师讲学后，就没有联系。这次到西昌，当然第一个是去看他。
周伦佑的家在泸山脚下的西昌急救输血站，一排砖混的平房，一门进去，前后两间。外屋有一张大床，紧靠窗户摆一张书桌，一个高靠背的木椅子，屋里没有几件家具，房间收拾得非常整洁。书桌上放一摞书和一叠手稿。推窗面对邛海，屋后参天大树，浓浓的绿翻卷着波涛一直延伸向山巅，我赞叹这真是读书写作的好地方。
那天我们没有见到周伦佑的夫人周亚琴。
伦佑说：晚上下过雨，她去山上采蘑菇去了。
伦佑谈及他和蓝马从成都回来才十多天，这次去成都出《非非》，忙了一个多月。
《非非》创刊号出来了。他返身进里屋拿出一本《非非》创刊号给我，眉宇间透着喜色 。
他又说：我到成都后找过你。刘涛说你不在成都，出去旅游了。
刘涛为什么说我不在成都？事实上我一直在学校教书，不可能离开成都。伦佑的话语中断了我的迷惑。
这次《非非》创刊号从筹集、组稿、定稿、下厂、排版、印刷就一个月多一点，时间上安排得很紧凑。《非非》创刊号搞得简直太漂亮了。
他沉浸在自己一手创办的《非非》横空出世的欢乐里，高兴和充满自信地继续说：
《非非》将是今年诗界的一枚重磅炸弹，非非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我们终于有了一本自己的刊物，一本一直想要出的刊物。
我一面兴奋地翻阅着《非非》创刊号，一面听他讲非非、非非主义的创造还原法。前文化理论。崭新的词意冲击着我的观念。
他看着我决定性地说：你一定要参加，准备上第二期。
我把最近写的《月亮高度》、《盗警110》，一大组诗给他看。他看后，作了一个用力的手式，将高扬起的右手向下45度划过，说：倾斜一点。这样，向下再倾斜一点。我明白他的意思，点头同意。
伦佑又略显沉重地说：这次出《非非》创刊号，太累了。从编辑、改稿， 编定下厂，什么都要我一手去做。最后铅字都排好，第二天就要开印了，才发现杨黎他们几个把原来编好的《非非》篡改得一塌糊涂。只好和蓝马守着全部重新改回来，这才有你现在看到的《非非》。要做成一件事太不容易了。他告诉我马上要编《非非评论》，说下一步又涉及到联系印刷厂的事情。我想都没想就说：我们学校就有印刷厂，我回去联系。
周伦佑说要打电话叫蓝马过来。他笑着说：世刚现在状态很好，在写东西。
八十年代中期，一般人家里都还没安电话，伦佑准备出去打电话。
老周六岁的儿子周达扬，从我们来他就一直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专心地翻看一本小人书。刘益走到门口逗他玩。
看什么呢？刘益问。
正出门的老周停下来，说：达扬已经读完《红楼梦》，他爱看书。
我一惊：眼前这个瘦弱文静的小男孩才六岁就读完《红楼梦》了？不过看他两个眼睛充满灵气。
刘益显然不信，有意问他：宝玉喜欢宝姐姐还是林妹妹？
喜欢林妹妹。
刘益又问：宝玉和宝姐姐结婚时，林妹妹在做什么？
林妹妹死了。她烧写的诗，后来就死了。
刘益就一直这么问下去，周达扬始终对答如流。
我们两人觉得这孩子是个小神童，那年周达扬六岁。
老周打完电话回来说，蓝马从城里过来。我们去了一个站名叫“四公里半”的汽车站等蓝马。蓝马1米74的个子，人很帅气。他刚完成了“前文化导言”，又在写他的下一篇文章，他说写得顺手，整个人神采飞扬。
后来的事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同去的七个人在半夜快12点的时候，突发奇想去了泸山西边的墓园。坟地里的路黑咕隆咚，借着星星微弱的光，我们在墓园里穿行，树林在风中摇晃投下巨大的阴影。我们屏住呼吸，静静地从长眠地下的死者身旁走过。我走在最后，感觉只有墓园独有的死的永恒寂静。我们的脚步声惊起一只宿在树上的鸟，它扑扇着翅膀飞进黑夜，惹得远处几声狗吠。被惊扰的死之寂静重又在身后无边的环围过来，慢慢地合拢。我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忽然脚下一虚，脚插进一个洞里，我想我是踩进坟里去了，失声惨叫，我们这群不速之客飞似地逃离墓地。
那天夜里回到泸山脚下的小旅馆里，我只在日记本上简单地记下几个字。8月11日，星期一/去邛海、泸山。/见周伦佑，加入“非非”。
从螺髻山回来后，我们和老周在邛海边告别，路两旁盛开的三角梅红得耀眼眩目，周亚琴从三角梅下向我们走来，她穿一件红色的游泳衣，白色的浴巾披在肩上，看不出来她已是一个六岁孩子的母亲。我和她微笑地注目，长发在风中飘飘的她很美。这时公共汽车来了，她站在老周身边和我们挥手告别。
3
从西昌回来，第二天我就去百花潭中学找印刷厂厂长老冯谈印刷《非非评论》的事。他原来是我们组上的老师，大家曾在一个办公室，比较熟。我说：我写诗的朋友们想印一些诗歌方面的东西，找他帮忙。我对印刷这方面的事一点不懂，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我都答不上来，但我对他说我们是自费出，价格上请他一定要少些。等我把人带来，再谈具体的。
周伦佑到成都后，找我仔细问了印刷厂的情况，最后决定第二天就到厂里去谈。
8月18日，我和周伦佑、蓝马还有刘涛（刘涛那时正和蓝马恋爱）一起去找冯厂长洽谈印《非非评论》的事。老周非常警惕，只说印一些内部刊物。在我竭力担保下，厂长同意印并只收我们成本价,一切谈妥。
从《非非评论》下厂开排，老周和蓝马一直守着。杨黎、尙仲敏也来过，最后校稿的那天，我们几个都在。老周从一开始就强调保密，只说印“评论”，“非非”两个字都是最后才叫工人找字钉补上去的，在厂里我们不大敢说关于“非非”的事，一切都需要秘密进行，我们是一群地下工作者。
印刷的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中午我们从百花潭中学出来，沿着浣花溪旁边的小路去望仙场街上吃面。在这条一边是河流一边是麦田的乡村小路上我们可以大声地交谈，我们为《非非评论》的即将出世而高兴。大家对蓝马在最后排版时才要工人把空出来的地方补上“非非”两个关键字钉的事非常开心，秘而不宣的感觉，我们正在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它潜在的危险和整个过程进行中的隐密，刺激着大家有些神经质。我们走在小路上集体虚构了一个故事，“自带字钉的人”。1、一个人先为没有一个好笔名苦恼。2、有一个好笔名后，又为印刷厂没有该名字的字钉苦恼。3 后来他想出一个办法：找工匠专门定做他笔名的字钉。4、他把字钉随时带在身边，看见纸就在空白处按上他的笔名，后来看见书就在书上按他的笔名，再后来在衣服上、看见的布上按他的笔名，最后脸上、手臂、身体，能按得到的地方都按上他的笔名，他一直不停地按着他的笔名……我们为他疯狂的行为开心地大笑。1986年我们大家都年轻，做什么事都会找出笑的理由，不过老周能收得住。
8月28日上午，印好的《非非评论》散发着铅字的芳香出现在我们面前。厂长说：等会计结算清全部费用后，明天你们来取。
老周坚决地说：要得急，必须马上算清，我们今天就要离开成都。
大家一直等到中午全部结清。蓝马推着我的自行车驮着《非非评论》，大家一起离开百花潭中学。
几天后，冯厂长阴沉地对我说：“你们走后，下午主管部门的人就来了，为私印你们的东西，查我们印刷厂。”
后来这位冯厂长离开了百花潭中学的印刷厂。
4
我听到光的声响。我看见声音的光。
我必需打破写作的惯式，调动所有感觉。
“倾斜一点，再倾斜一点。”我理解周伦佑的手式：将诗从神圣，让人仰目的高位上拉下来，把诗从各种人为赋予它的虚妄、空洞的名词里解救出来。
跌落尘埃的诗神突显原始的生命力，她更人性化了。
我把写作的兴趣转向幻觉诗。我常常从梦里醒来抓一只笔就写，写完倒头就睡。这期间我写了组诗《姆指插入》（其中有《幻象火山》、《空气停尸房》、《一、二、三、跳》、《被隔离的水》、《抽花的土》，五首诗。）和《电话大楼的单间》，《幻岛》。
5
1986年底到1987年初，非非很快在国内诗歌界激起重大反响。《作品与争鸣》、《诗歌报月刊》、《当代诗歌》、《作家》等多家国内大型文学刊物都以专栏的形式介绍非非主义、刊登非非成员的诗歌。
1987年5月，一天刘涛和蓝马来找我，我们一起去杨黎家。周伦佑已从西昌来成都，准备筹划出《非非》第二期。非非的影响正在国内迅速扩展；非非同仁们的写作状态都很好，呈上升趋势；推出《非非》第二期的时候到了。在出《非非》的每个细节上，老周都考虑得更仔细和周密，为尽量减少各种不利因素，把知情范围减小到就几个核心成员。
几天后周伦佑到西二道街10号我家里来。我把1986年底写的《暗色水晶》和好几首短诗、与这年2月写作的长诗《橡皮猎人》拿给老周看，他认真地看过后，从这些诗歌里选了《橡皮猎人》，说：《非非》第二期，你的就上这首长诗。
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时间大概10点半左右，刘涛突然来我家，说：《非非》印好了，蓝马现在外面守着。
我和她急忙去后院大门外的小巷子里，黑漆漆的小巷里停着一辆三轮车，我们守着卸在地上的一堆书捆，蓝马就和三轮车夫到巷子口昏黄的街灯下数钱，付清运费。
这之前刘涛带着蓝马来找过我，要我负责保管《非非》，我事先已经把屋后一间空着的几平米的小房间打扫干净，准备用来放置。我们三人把捆扎好的《非非》，一捆捆搬到小房间里藏好。回到屋子里，我激动地翻阅着《非非》第二期，内心充满喜悦。
蓝马说；这几天我们几个要抓紧做一件事，把赠送给外地朋友的《非非》，签上名、写信封，然后寄出。
接连几天下午，我们围坐在我家那张小饭桌前。签名、写信封、用胶水把写好的信封封口。然后蓝马骑着自行车驮着去邮局寄出。蓝马做事很小心，他一次只在一个邮局寄几本，像一个地下工作者在做一件秘密的事情。我和刘涛很是感叹，我们只是写诗，寄几本诗歌刊物大家交流都不行吗？蓝马说：还是小心些。老周一再打招呼要小心。当时的情况迫使大家不得不小心地行事。
顺便一提，这么多年来我只知道《非非》二期是在成都印的，由老周一手筹划、操办，至于谁参预了具体哪个环节就不清楚了。事过多年才知道陈亚平对这次印《非非》第二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通过他母亲在《四川日报》的关系联系制版、印刷。陈亚平说：当蓝马雇一辆三轮车载着《非非》第二期从他的视线中消失后，他至今不知道这些《非非》藏在了哪个角落。这些《非非》在三轮车上和蓝马穿行于成都的大街小巷，避开可疑的视线，先放在转轮街刘涛处，最终又被放到西二道街10号我家，经我们的手将它寄往各地。时光流逝，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保留着当年因某种原因未寄走的几本《非非》，现在再看这些被岁月浸得陈久的《非非》，更显它经过时间历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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