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官且看，横枪立马挑滑车
◎霍俊明
当年的张爱玲最有感触的戏剧是《红鬃烈马》，总关乎幽幽的男欢女怨，而在阅读轩辕轼诗歌的时候我却立刻就联想到《挑滑车》（轩辕轼轲的名字也有点邪乎，那么多的车啊。所以，我们叫他“老车”）。
列位看官，且看！
戏台上，长靠武生，一手马鞭一手提铲头枪，呀呀声中挑落滑车如雨。
2012 年 4 月下旬，在午夜北京的一个空旷的茶馆里江非和邰筐谈论着当年的临沂生活，还有那个我一直未曾谋面的轩辕轼轲——“老邰还记得那个小酒馆吗 / 九九年的江非刚被海风吹来 / 刚被平墩湖的麦浪吹来 / 一落地撒了一圈舟山群岛的盐 /我们比海风还能吹如三座不太平洋 / 用浪花的手掌拍打着桌子 / 拍的老板娘叫来了灯塔般的丈夫 /我们不需要导航但仍被岁月吹散 / 散再散也散不出合围过来的春天”。我这么多年与江非和邰筐都混得熟，唯独轩辕轼轲只见其诗不见其人。甚至他有整整七年左右时间没有写一行诗。
时间的风吹散一切，也能吹来一些东西。
半年之后的冬天，沈浩波约我。我终于在北三环附近的一个咖啡馆见到了一身寒气走进屋内的轩辕轼轲。感觉轩辕屁股还没有坐稳，两瓶啤酒就已经下肚了。这次轩辕轼轲是来领《人民文学》年度奖的。在 1990 年代的临沂城，那时轩辕和江非、邰筐既为生活发愁也为写诗发愁。邰筐曾经半开玩笑说过，他和江非那时经常批评轩辕的诗。这让轩辕非常恼火，一次拿着刚刚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诗给他们看——“以证清白”。
轩辕轼轲这两年“重操旧业”，甚至诗歌写作变得有些疯狂——从写作状态和诗作数量（有时候一天数首）上而言如此，从文体实验以及语言狂欢上来说也是如此，比如近期的“口占”系列和文体有些模糊暧昧的《武器研究》《我来到了我的晚年》《头号敌人》《任性》。这实际上正是轩辕诗歌的典型症候和某些“后遗症”。是的，这是一个极其“任性”且充满了活力的诗人。在我看来，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一个诗人的练习性文本，而是会牵涉到很多当下中国具有“特色”的诗歌现象、问题和“现实”境遇。而《微信大阅兵》一诗就最为生动搞笑地揭开了热气腾腾的自媒体这一大锅里的诗歌生态和真实内里。
现在朝我们走来的是抢红包方队
之所以把他们放在首位
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手和手机太快了
能一秒钟同时伸向几十个群
他们不仅明抢还暗抢
不仅怒目金刚的抢还含情脉脉的抢
不仅用指头抢还用各种山寨抢包神器抢
他们更换马甲出群入群如地道战战士
他们把抢来的钱不仅补贴家用
还一分一分的发给其他盆友
向这些微信界的土行孙致敬
一切虚假的意义、繁华的幻觉、宏大叙事和无意义的泡沫瞬间就被一个“孩子”给戳破了。
在一个如此莫名的时代我们进入一个时代的“内部”谈何容易，而进入一个无比真实又虚无难着的“诗人内心”同样如此艰难。这让我想到了轩辕的一首诗《姥爷的礼物》。在一个大历史甚或小时代面前，我们并不能看到完满高远的月亮，甚至不能以团圆的名义尝到一块完整的月饼——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埋头于月饼的碎渣中来体验人间冷暖和自我悲欣。这产生的必然是“真实之诗”“历史之诗”。
在轩辕轼轲这里，我看到他将历史故事、传统戏曲和这个时代的众多“面具”“道具”“玩偶”“公仔”都随心所欲地放在自己的语言戏台上。是的，毫无疑问轩辕轼轲最钟情于在诗歌中摆设“戏台”“剧院”了（比如《广陵散》《花旦》《挑滑车》《捉放曹》《墙头记》《马路带我回家》等）——人生和戏怎么能分开呢。不同的戏份自然需要不同的角色上场，生旦净末、红鬃烈马、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大红大绿、大嚷大叫、嬉笑怒骂。甚至有了这个戏台和这些角色还不够，有时候轩辕还会自己跑到台上插科打诨——自我戏剧化（比如《胆剑篇》），来些狂欢化的独白或戏文、俚语、段子（比如《星座与爱情》）。而这样应该总可以了吧？不！在轩辕看来这还不够劲儿——他还要将自己置于现实和梦境的缝合地带，搞出点“穿越”的名堂，来点天地人神今夕何夕呜呼哀哉的那一声慨叹。
诗人说——“想象据说也是有边界的”。而这句话在轩辕这里可能要加一个问号了。
我同意沈浩波对轩辕轼轲的评价——他本质上是一个“语言诗人”。轩辕是一个特别能“说”的诗人，是一个在谐音、转义、博喻和嫁接的语言上最喜欢用复沓铺排的句法家。尤其是《踉跄——赠盛兴》《我们挖》《折返跑》《阴间也有愚人节》《动物读书日》《总统先生，一路走好》《董卓究竟有多重》《减少》《东坡肉和唐僧肉》《勺子除了吃饭还能做什么》《炒米豆》等这样的具有“极端化”效果的诗。轩辕习惯于由一个核心点不断向外辐射又反复收拢。就像是一个市井说书人，桌子、椅子、惊堂木、扇子和一碗茶水等家伙停放之后立刻开说。甚至在诗歌文本中这个“说话者”有点话唠，还不是一般的话唠——他似乎是一个对自身、人世和这个时代明晓了一切的全知全能的说话者——狂欢、喧闹、杂耍、反讽、严肃、讥诮、消解、自我戏剧化、历史演义、现实闹剧……一下子都来个齐全——有些乱点鸳鸯谱的不讲道理、有些魔术师一样的无中生有。他可以比任何人都油滑、不屑，也可以比任何人都正统、严峻。翻江倒海一锅粥是他，铁打不动高冷孤傲也是他。可以摔盆子摔碗打破给你看，也可以用刺猬的一身刺提醒你。这非常像轩辕本人——大概一看确实像是工商局的干部，仔细打量发现他的眼神犀利而陡峭——最终是一个诗人。
轩辕在文本中“说”得已经够多——可能有的“说”得太多了，这是“语言体操”也是“精神体操”，再深点说是“狂欢”了。但似乎这重语言的“体操”仍难以自由地完成对“莫名其妙的现实”的挪动、缝合、过滤、嫁接与改造。尤其是在当下的现实场域中，不是有那么多的人无奈地说出——现实的复杂性和新奇感已经超出了写作者的想象力，不是写作者的想象力和现实赛跑，而是作家拍着屁股和脑袋迷迷糊糊又自作聪明地跟在快速奔进的现实后面。那么在这样的情势下，诗人的写作能力无形中在这个时代被要求得更高更全面。而按照诗人的说法就是“坐着旁观也是一种体操”。
写到轩辕轼轲这个年龄，很多写作者不是写不动了就是畏手畏脚。那么从一个诗人的写作能力和活力来说轩辕是让我激赏的。当然，轩辕这两年如此高密度大负荷的写作方式也必然有潜在的危险。写的多了必然会泥沙俱下好坏参半——正如一个人本应该将一盆水泼在地上，但是一不小心盆里的孩子也随手泼掉了。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在一首“伟大的诗歌”与众多品相“平平”之间的关系已经切实地摆在了轩辕面前。
多年来我喜欢轩辕诗歌中那些能够使得精神“旁逸斜出”的势能——他经常向前猛刺又善于使用回马枪。那些大刀阔斧、细刀切肉、大快朵颐、添油加醋、釜底抽薪式的诗歌语气以及荒诞的、戏剧性的细节和有点无厘头的想象方式、叙事能力恰恰呈现了一个诗人的综合素质。
这是一个不停挑语言滑车的，“一直在 / 安定团结的局外，最后被飞速旋转的车轮 / 碾碎了中年，躺在了生命的局外 / 我仿佛置身于时代的局外，只是凭着惯性一挑 / 很快马就力不能支，我就力不能支，你们就 / 乐不可支，在一张白纸般的山道上 /我会画出最新最腥红的图画，六毛四一张 / 被抢购，被撕碎，被诅咒，被传扬 / 这和我无关，我不高，我不宠，就当我犯病”（《挑滑车》）。轩辕轼轲的很多诗能够通过一个细小场景或不相干的人事呈现讽喻性和悖论性的精神症候。这些纷纷登场的历史性人物和标志性的故事，在重新演绎和“借尸还魂”的套路下无不指向了更具“传奇”的现实境遇与整体性的精神大势，“彩电里是我的前生 / 正骑在兀术头上大笑，不像今生的我 / 被贫穷骑在头上大笑，它怎么还不笑死”。在古代戏曲故事和当代现实“故事”的交叠与重叙中，在语言的快速而具有爆发力的摩擦和龃龉中轩辕轼轲俨然成了一个痛快淋漓的说书人。轩辕轼轲的很多诗歌都会借助谐音和双关的“滑动”方式引爆集束式的语言意义组群。这些词义之间的移动、打开和互文效果显然更能容纳诗歌的体积和情感当量。这种按照当下流行的“穿越”在轩辕轼轲的诸多诗歌中达到了极致，诗人似乎能在如此自由的空间里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改写”和打通现实与历史之间庞杂不清的戏剧性关联。据此，轩辕轼轲诗歌中的场景已经不再只是真实的生存场景，而是更多作为一种精神地理学场域携带了大量的精神积淀层面的戏剧性、寓言性、想象性和黑暗性。这也成了诗人连接“精神现实”的背景或一个个窄仄而昏暗的通道。在这些苍茫的黑色场景中纷纷登场的人、物和事都承载了巨大的心理能量。这也更为有力地揭示了最为尴尬、疼痛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深层褶皱的真实内里。实际上这虚拟、再生的景象实则比现实中的那些景观原型更具有持久、震撼、真实的力量和可以不断拓殖的空间。我喜欢轩辕轼轲诗歌中“庞杂”而“粗糙”的颗粒感，他会用阻塞和疼痛打断你的阅读惯性。
轩辕轼轲够严肃又有点“不着调”，他看起来“信口雌黄”却又句句直指“人心”和本质。由此，值得注意的是轩辕轼轲诗歌中的“诗人形象”。这些形象大多更具有寓言性和荒诞性，无论是西绪弗斯、堂吉诃德、高宠、鲁智深、索超，还是测海者以及借法贝尔来说中国的矿难，我们都能够看到诗人言说自我精神和开阔现实感的能力——“听说矿难中死了一个白人，被渲染成了黑人”。
1990 年代后期尤其是新世纪的整整十多年，诗歌的题材问题尤其是农村、城乡接合部、底层、弱势群体作为一种主导性的道德优势题材已经成为了公共现象。实际上我们也不必对一种写作现象抱着道德化的评判，回到诗歌美学自身，我想追问的是一首分行的文字当它涉及到中国现实时，作为一种诗歌和想象化的现实离真正的“现实”到底有多远。在这种情境之下，由轩辕轼轲诗歌中的精神事实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特殊化的方式来观察和反观中国现实与诗歌写作之间意味深长的复杂关联。实际上诗歌界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强调“社会”和“现实”里尔克的名言“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在今天的中国文学场是否仍然适用和有效？由轩辕轼轲的《撤退》《出租房里的化学反应》《小陶》《路过洒水车》等诗，我想进一步强调的一点是在现实和写作面前诗人应该用什么“材料”和“能力”来构建起的诗歌的“现实”。2009 年，著名艺术家徐冰用废弃的钢铁、建筑垃圾打造成了两只巨大的凤凰。这本身更像是一场行动——时代这只巨大“凤凰”的绚烂、飞升、涅槃却是由这些被废弃、抛弃、搁置的“无用”“剩余”之物完成的。各种媒体呈现的是离奇的、荒诞的、难以置信的社会奇闻和热点现象，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真正“寓言化”的时代。而具体到轩辕轼轲呈现的则是讽喻性的诗歌写作趋向。面对各种爆炸性和匪夷所思诗歌的现实感所要求的是诗人一定程度上重新发现现实、提升现实和改变现实的能力，要求的甚至是“高于现实”
的能力——而不是仿写和沦为新闻的衍生品。所以，处理正在发生的现实对于诗人们而言无异于一次巨大的冒险和挑战，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日常化现实一定程度上比“历史”对诗人综合能力的要求更高、更严苛。显然，轩辕轼轲的《马路带我回家》《花旦》《母亲》《是谁发明了花生米》《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就属于在我看来既具有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又直抵精神现实内核的诗——历史首先被还原成了带有个人体温的经验和生命感的想象。
在远方的深圳
一位 63 岁的母亲
为了患强直性脊柱炎的
儿子的手术费
跳楼自杀了
但她并不知道
她跳到了意外险之外
无论是试图重归过去还是企图超越现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痴人说梦，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说出“当下”我们真实的感受和个人碎片化的观感，哪怕我们最终续完的也只是“失败之书”。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有需要这样的“失败之书”。不信，各位看官且看，那个挑滑车的“英雄”也是名副其实的“失败者”（再有天赋神力最终也是身陷滑车之下）又呀呀声中登上了舞台。
此文为诗集《挑滑车》（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好诗”第二季）序言
霍俊明：1975年生，河北丰润人，文学博士后，诗人、评论家，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中国诗歌通史》（合著）《文学现场对话录》（合著）等。诗集《怀雪》《一个人的和声》《批评家的诗》等。主编《中国好诗》《诗坛的引渡者》《百年新诗大典》《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年度中国诗歌精选》《年度中国诗论精选》等。曾获《山花》2015年批评奖、《人民文学》《南方文坛》年度批评家表现奖、《星星》年度批评家、《诗选刊》年度批评家、《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扬子江》诗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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