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参加美国旧金山的诗歌节，转道去美国加州，看望我的老朋友林星雅，她守着自己近百岁的婆婆，哪儿都不去。她的婆婆抗日期间，在成都住过，对成都记忆犹深，听说我是成都人，她饶有兴趣地问起成都的近况。老人家尤其提到麻婆豆腐；据她说，抗战期间，她住在成都时，就住在陈麻婆豆腐店旁边，常常去光顾这家老店。她记忆力超强，陈麻婆脸上的麻子，以及麻婆豆腐的做法，她都记得清清楚楚，说得明明白白。正是从她那儿，我知道了麻婆豆腐里的蒜苗，是要切碎的，而不是像我以前一样，横切成斜入式。而郫县豆瓣酱，也是要先用滚油煸炒的。
我特别喜欢麻婆豆腐，理论上，则认为麻婆豆腐三样东西不可缺：花椒、蒜苗、郫县豆瓣。关于后者，成都最优秀的女作家颜歌，在她的小说《我们家》中，有过精彩描述：
“横竖一坝子的土陶缸子，大半人高，两人合抱，里面汩汩地泡着四月里才发了毛的蚕豆和五月刚刚打碎的红海椒，以及八角、香叶那些香料和大把大把的盐巴，那辣椒味道一天变两天地，慢慢在太阳下蒸得出了花发了亮，刚刚闻着也是香，后来也无非一股酸臭”。
颜歌老家在郫县郫筒镇，是正宗郫县豆瓣原产地。所以，她知道那些细微的制作过程。“有时候太阳大，晒得缸子里砖红的豆瓣酱都翻滚起来，冒着大水泡。这个时候，爸爸就要拿根一人高一握粗的搅棍，踩着板凳一缸一缸地去搅——搅豆瓣，是一件极其要紧的事。”
下乡那两年，我住在生产队的保管室。两间房，一间吃，一间睡，都大而不当。一个食堂用的大锅，我却只有一人的量。半瓢清水，两把柴禾；一斤米下去，得半斤锅巴。很多时候，没菜。我就用郫县豆瓣拌锅巴饭，尤其是饭刚出锅，热气腾腾，郫县豆瓣一和（音：huo,搅拌的意思），当得起韩国石锅拌饭。成都话：饱懒饿新鲜！人一饥，便使力。我下乡时，出工之外，学会很多厨房小技，推豆花、酿醪糟、点黄豆、磨米粉。只要有了郫县豆瓣，这些小食便化腐朽为神奇：味道好极了！那时，粮油匮缺，郫县豆瓣管饱！只要有它，不怕无菜下饭。
▲郫县豆瓣
郫县豆瓣和花椒，是川菜之底色。缺了这两样，川菜是要大打折扣的。1991年，我在纽约居住时，台湾菜和广东菜，为纽约中餐馆的主要风格，川菜几乎没有。但我十分想念麻婆豆腐，只得亲自动手，采买原料自做。但这要命的三样原料，缺了两样，单有中间一样，还是北方式的“大粗老”蒜苗。郫县豆瓣和花椒，根本入不了美国海关。但是，巧妇也得为“中国胃”，做无米之炊。我去中国城，买来了早已不新鲜的辣椒面，姜葱下锅，蒜苗煸炒，我做了一道平生最难吃的“麻婆豆腐”。但那是91年的纽约呵，来我家吃饭的一个美国人，却大赞：这是她这辈子吃到的最好吃的东西。这让我不思悔改地，又同情起她来。从那以后，我也染上一个坏毛病：一到国外，就想方设法，自已动手，作火锅，炒川菜。一回成都，便游手好闲，由小餐馆伺候。
从美国回来后，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国，我总是笑言：“因为美国没有花椒！”这话，至少有一半是真的。
2000年，我去德国柏林，驻留一年。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周六下午，一个德国人到机场接我。一路上，他说着一些诸如德国人周末从不上班的话（暗指我不懂事，选择周六的飞机），到了住处，把钥匙一交，厨房炉灶和热水器一交待，关上房门，就拜拜了。弄得一个从好客之乡成都来的人，丈二金刚，完全摸不着头脑。正在我一筹莫展，焦虑不安时，一位本地的中国朋友，打来电话：她不能马上来见我，只告诉我，就在我住处往前走一条街，有一家“天府饭店”，是柏林最好的川菜馆。放下电话，我行李都没打开，就出门了，因为在那三间大屋子里，我觉得快窒息了。
“天府饭店”看起来，与所有的国外中餐馆一样，不大的空间里，只坐了三桌人。老板娘是台湾人，很热情，大厨却是四川人，这让我很安心。我的隔壁，坐了两个德国老头。他们一个点了一份麻婆豆腐，另一个点了一份夫妻肺片，就着一碗米饭，各自吃着。作为成都人，我应该奇怪，作为一个在纽约住过的人，我见惯不惊。我也点了麻婆豆腐和夫妻肺片，又点了前菜蒜泥白肉。不是我浪费，而是我希望这三道川菜，能够唤起我对成都的记忆（虽然我刚离开它不过几天），也希望唤起我要在柏林住满一年的勇气。
菜端上来了，非常地道，除蒜苗不能新鲜，别的无可挑剔。我一尝，就知道这是郫县豆瓣炒出来的，花椒也还新鲜。大厨来自四川自贡，我们后来成了朋友，半年后，我还推荐他去香港朋友王亥开的餐馆“打平伙”，他最后去了没去，我不知道。但是，那天在地道的成都花椒的作用下，在“吉祥三宝”的安慰下，我终于兴奋起来，回到住处，一觉睡到天亮。
秋天，长住伦敦，从八十年代出国，就再没回过国的诗人胡冬，从英国来到柏林。胡冬有一位英国岳父，最爱吃他做的川菜。他也以一手四川人必备的初级料理水平，扬名伦敦华人圈。胡冬是伦敦第一大闲人，到了柏林亦是。我也无聊，遂陪他四处闲逛。一天，我们路过一家中国超市“太平洋”。我一到国外，就染上一种坏毛病，见中餐馆必去用餐；见中国超市必去采买。所以，二位闲人就进去逛逛，突然看到了一大堆用最简陋包装（因而也一定最地道）的四川郫县豆瓣，胡冬兴奋地在超市跑来跑去：“郫县豆瓣，郫县豆瓣，我出国后再也没有尝到过。”我也在一旁念叨：“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见到郫县豆瓣，第一次！”最终，我二人将货架上和仓库里的郫县豆瓣，一扫而光。胡冬觉得这是柏林之行的最大收获。
第二天，他背着二十几包牛皮纸包装的郫县豆瓣，一脸幸福，登上了回伦敦的火车。从车门往外，他对来送行的我和朋友们喊道：“够我吃好几年了”。
那一天的收获，使我又手痒起来。一周后，我操办了一次火锅宴。请了长住德国的朱金石夫妇，客居柏林的汪晖，以及艺术家徐坦。那天下午，客人到来之前，我打开郫县豆瓣纸袋，把铁锅烧红，倒入橄榄油（代替菜籽油）。德国的厨房都没有抽油烟机，当然，他们的饮食很健康。我只能把窗户打开，开始煸炒起郫县豆瓣，这是火锅的第一道工序。这时，听见窗外一片喷嚏声，犹如一部小小的交响乐，此起彼伏。我伸出头往外一看，楼下有一家小餐馆，四五桌人，围在高桌旁，吃饭喝酒呢。此时，几十个人全都抬起头来，在空中张望。看起来，郫县豆瓣的辣椒粒，遇上洁净的德国空气，仿佛一下扩张成一个个红气球，飘浮在空中，剌激着他们的呼吸道。而一辈子没闻过如此强烈辣味的德国帅哥靓女们，正喷嚏连天，口沫四溅，抬首寻找空气中的元凶。我吓得把头一缩，退了回去。此时若有一部摄像机，倒真是一个不错的超现实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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