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觉醒
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诗歌。我们看到了一种风格强有力独特怆然的诗歌。对现实和今天时代的生活加以不屈不饶的描述，加以执著深思的诗歌；一种近乎写实的忠实纪录。一整部类似于史诗风格的恢宏大作分散陈列开来的片断。我们看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诗歌，其抒发的语言质地温良、暴戾、纤细、粗糙，有一种难以归类的苍凉大度，一份崭新的美学面貌，且令人惊异地简朴。而面对它们在过去数十年里持续的问世（诗人自己一直不愿过多问津于发表），同时代的诗人大多噤若寒蝉。评论家们不置一词，而在“七零后”新一代的诗歌实践者那里，却得到了部分虚弱，但也是支离破碎的回应……。人们无法作出惯常的反应，仿佛被过大的雷声闪电吓傻了的行人，在这样大容量形成并持续涌现的系列写作面前不知所措——是的，这不是胡适刘半农以来汉语新诗的战战兢兢前后唐突。这里没有普希金，没有沃尔科特或某个来自美洲或澳洲大陆的传奇诗歌先生，甚至也找不到当年的鲁迅率先确立的“弱小民族”的裴多菲，更不存在冯至戴望舒他们在战火连天的年代里口中反复嚅嗫过的“保罗·梵乐希”（瓦雷里）……这也并非距“新时期文学”的读者们眼界较近的朦胧诗或一度风行国内的“实验诗歌”。这样的诗歌不看别人的脸色，不迷信子虚乌有的事物，以一种本土的内敛方式忠诚于真正超越了任何国界的世界文学遗产——这样一种以超常的思想激情和生活实践来问世，其内容和形式十分新鲜的诗歌，看来……只能以诗人本人的名字加以命名：杨键的诗歌。
——这将是文学史上铭刻在人们心头的永久时刻：杨键的诗集《暮晚》的出版（“年代诗丛”第二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这是一个可以让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本能下跪的年代，是汉语古老的心灵大放悲声的年代。杨键的诗歌，正在最出色的意义上代表了上述悲声。一种萦绕在年代暗哑的口中悲恸的力量——诗人在此找到了他自己——这一腔原属于民众的——感人肺腑的声音。他历年来的苦修跋涉，在精神上正与时代的命运同步。他是惟一用自己清晰记忆的脚步跟年代的混乱同呼吸共存亡的诗人；换句话说，在这样一种每日轰响到每名国人门前的时代大混乱、大声音背景之下，只有一个诗人的艰难脚步声错落在其中，隐约可闻，跟其内部的寂灭和毁坏忠诚地相缠绕、相连结，如影相随。这是一份源自古代中国文明道德之源的从容自信，一种悠长的镇定；这是经过了多少乱世洗礼或新时代的变异而大跨步迈落到我们眼门前来的《诗经》的阔大脚印，是《暮晚》或《古桥头》——一系列感天动地震聋发馈的诗歌作者自《古诗十九首》延续到我们今天的辉煌形象。一名无论其祖国江山如画，抑或生灵涂炭而诗人自身的容貌面色都不变的诗歌孝子。他走在毁灭年代的洪流中间，从不倒下，从未被任何精神或物质的饥寒交迫所击垮！一种父亲般的诗歌——而又深爱着自己的母亲；一种少年入世的诗歌——而又呵护着他心爱的羊群般的妹妹……。健壮。深情。敏感——但不感伤；脆弱——但不怯懦。果敢——但不莽撞。深沉——但不晦暗。
他以巨大的悲悯心，使问世不足百年的中国新诗作出了民众生活的道义上的保障，这首先是诗人自身纯洁的建树。
这是涤除当代中国诗歌界普遍无能、普遍虚弱可笑的一股清风，一股来自长江江面上强劲有力的飓风——临近农人的收耕季节——多少人在这股清风中畅饮到了自由！——
我们记得诗歌史上的众多传奇。记得希腊的那名倔老头，那个双目失明的《失乐园》作者。记得但丁跨向地狱的伟大的一步。我们记得卫国战争年代的前苏联，四处谋求同情而不得的阿赫玛托娃，有一天终于写出了足以彪炳其时代天空的《安魂曲》；我们记得从集中营之灾中逃离出来的内莉·萨克斯（她拥有流亡护照的最后一个名额），或者已经逃到了法国——西班牙边境而仍旧无法活命的本雅明。我们记得射向战壕边上的特拉克尔前额的一枪。泥泞中仆倒的曼德尔色坦姆。记得有人曾经说过，诵读《安魂曲》那样的诗篇，听诗者最好跪下来，以下跪的姿式用心领受……；同样，读杨键的诗歌，我们也要跪下来读……
某种程度上，这是诗人不自觉的恳请。诗人为我们事先设定了和这样一种诗歌发生交流，达至心头默契的必要的姿式。真正的诗歌会对人的身体，身体的动作，对阅读的姿式有要求。更加随意或更加端庄。诗歌是从头到脚的一种莅临、一份肃静。诗歌是人的面孔头部、五官肺腑、肩膀手臂、膝盖双脚的新的统一调整，新的生命形象；是从头到脚经由诗人的呼吸调较出的焕然一新。诗歌是作用于人的灵魂的言辞的内在均匀，也是灵魂的高度被唤醒，高度集中，是身体里的身体，运动中的运动。乃至与其文本相关的必要天气、场景，节令，都有与之相关的合乎礼仪。就诗人杨键而言……苟刻点说——它们不能在大酒店里读。不能在一切有会议迹象、桑拿浴房的地方读……它们要在霜雾迷蒙的露天，在郊野田间，在阵阵牛哞声的寂静村落里读，在世上任何有羊群清亮的眼睛的地方读（也许杨键的最佳读者是田埂放养的小羊）。要在市郊——而非喧嚣市中心读。是的，最好别在高速公路上读，而要到废弃了的空旷无垠的铁路边（杨键诗歌的另一读者是铁轨）上读。铁路。铁轨。远方……——二十年里已经有两位最杰出的诗人，以铁轨作为他们诗歌灵魂里常用的视象。一个呼吸般频繁的词。杨键和海子（今年正好是诗人海子逝世15周年，在此致哀！）——二十年里，有两位天才诗人不约而同走到了中国乡村的铁路边上，共同采纳了这一意象，作为近世的工业时代对古老农业社会的传统产业发生大面积戕害的最直接心灵投射。现代汉语中的“铁轨”一词，由此而染上我们时代诗人的血泪，成为了一个使几代读者热泪盈眶砰然心悸的诗意的静谧祭坛。诗人海子，作为另一名诗歌的赤子直接仆倒在了锈迹斑斑朝向远方——在两名诗人眼里都是同样的中国的远方——延伸的无名轨道上。而在体格更为雄阔健硕的杨键那里，近现代工业的象征物之一的钢铁铁轨，已经变成了足以从容自如替代中国的老百姓去省城或省城以外的地方伸冤鸣屈的毋容置疑的路途。它既是专制和强权，也是人世间的真理真相。它是诗人笔下所持续求索着的祖先们深沉无言的心声，同样，也是“无名无姓的浪荡”和“苦水……”这样的诗歌，最好不要在家里舒适的书斋中读，而是要携带着它，走到中国广大的乡村田间，走向民间，去那些废弃拆散了的古桥旧祠堂读。去坟场、坟地边上读，像读一道道祖宗的、兄弟姐妹的遗嘱，并且在一天里的傍晚暮晚这样的时刻——最好要在冬天——诗人事先为我们设定了这样一种足以更好地阐释他个人精神世界的特殊天地和空间。因为他写出了真正寒风刺骨的诗，真正大雨倾盆的诗！古运河边上的诗。他写出了长江江堤上的诗，用于祭奠的诗——如同在海子那里，人们读到了真正的春暖花开。
在哭丧的队伍中，
我是声音最大的一个，
我身上有太多的枯草在城墙上絮语，
我身上有太多的尸体在结着冰的河流里出现，
没有人再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
我想从长江的上游痛哭到下游，
我想抱着江水的桅杆痛哭。
……
——杨键：《新春献词》（2000）
在我看来，诗集《暮晚》的另一个诗学建树，是它历经磨难坎坷而成就了的真正的“伤痕文学”，或许是中国新时期文学以来这一运动所缔结出的惟一正果，惟一一名从那漫长的二十多年里生还归来的，其灵魂身心都沉冤昭雪了的诗人。诗人以超常的伟力，避开了文学史上的“现代派”对今天的文学心灵的掠夺，并以独特的情感方式，寻觅到了古老中国失落在天地荒郊间的声音。他的诗歌，不仅替代上几代人，也为我们未来孩子的成长吐出了一口郁积于不幸年代胸腔内的冤气，一大口阴惨压抑的不快之气。
诗人的脸上，有那种冤气已吐纳净尽的孤愤清新——仿佛不久以前，刚刚从他的时代的葬礼上归来。
这是一种个人名义，以新诗来列席的旷野上的葬礼。诗人在教会我们哀痛深思的同时，也教会了我们感恩——我们全体的对于先祖亡灵的肃穆祭奠……也是严重缺席了的悔过和自新。
并且是以写作上历经多年、不屈不饶的传奇经历——颂扬了诗歌最古老的荣誉：个人。人类中间坚忍不拔的个体。
在过去的岁月里，杨键从不参与诗界的任何竞争。他在精神上是极度超越，反竞争的；他只跟自己竞争，只为诗歌理念的越来越质朴清新而努力。他努力着——
事实表明，诗人杨键高居于朦胧诗时代的精神气质之上，以其对于时代画卷和命运卓越的描绘发现进一步超越了他自己时代的思想和美学，那种意识和方法含混不清的局限性。我们不敢说他已完全摆脱了诗人一生的世俗局限性，我们只能够说，他在一代人中间的努力，是最卓越的，最予人以醒世的。
这样一名乡村的孩子，把他全部的爱，全部的修辞能力献给了他的祖国——
苏姗·桑塔格曾经论述道：“工业社会将其民众转化为形象瘾君子，这是最难以抗拒的精神污染形式。”（见其《论摄影》）
——我们在同时代的诗人、诗歌写作中，见证了多少类似情况下可怕的自私自利的“瘾君子”？他们中间又有多少人，可能像杨键那样，自觉追思着一种源于古代人民的静谧智慧？并以其炽然的诗行，常年保持对于自己国家的山河传承、日常生活高度警觉清醒的凝望？这里涉及到的是一种伟大灵魂的爱，灵魂的质朴；也就是说，这不仅是单纯的诗学。“……也是对于受屈辱的现实的同样执著的爱。”（帕斯语）
傍晚的柳树，
要教会我们和平。
公公、婆婆，
岳父、岳母，
夫妻、兄弟，
姐妹、妯娌。
像一根根柳丝，
轻拂在傍晚的水面。
——杨键：《河边柳》（1999）
这样温婉细润的诗歌声音，是否中国人习惯了暴虐失语的耳朵已经久违了？诗人以明白晓畅的汉语言，亲切平易的认知，为迷失多年的中国新诗恢复了某种程度的礼仪和名誉。每一名中国人都可以在这样一首仅八行的诗作面前低垂下他们欢喜又羞愧的脸。在我眼里，《河边柳》堪称当代汉语诗中的《静夜思》。如果说，一千多年来，仅有这样一首诗可以与李白的那首名诗媲美，我也丝毫不觉得过份。只要稍加领会，人们就会注意到，《静夜思》和《河边柳》之间的精神气息氛围跟汉字特殊的运用是一脉相承的——仿佛一宗失去了的珍宝，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乔治·布莱在评说斯达尔夫人的美学观时曾经写道：“当一个灵魂把它自己的忧伤当成观察和热爱的目标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音箱，整整一生所经历的痛苦经验都在里面以同一种频率震颤。一个人意识到他的痛苦，他的各种各样的痛苦，同时也就意识到了时间的深度。”
时间的深度和单独一个灵魂之间所构成的血肉关联，这正是历代伟大的诗人们走向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在杨键的诗歌里，这样一条山间秘密的小径是完全通达的。小径上空掠过广漠的天色和气流。同样，斯达尔夫人自己阐述道：“……我读到它。它打动了我。我觉得我还能看到其中的泪痕——”
现在，天黑了，
田野上那些农舍的灯亮了。
我要默记野豌豆花，
默记田野上的灯火，
在经过这么多的变故之后，
没有什么不是我的乳汁。
……
我的沉默是我的国家的底色，
但是，我要永记蔷薇花。
——杨键：《蔷薇花》（2000）
我不知道诗人眼睛里那朵田野上的野花是否已映入每名读到了它的读者心里，我只知道，这里存在着一种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质朴的诗意。能够处理这样的诗意韵味，表达这种凡俗之美的诗作者，一定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文学创作范畴，而进入了伟大生活的实践者行列。
我们欣赏诗歌，靠的不光是智慧和学识，我们靠的是天生的耳朵、自然的心灵；是作为人的命运最诚挚的那份感情。一名伟大诗人诉诸于后者的，往往比前者更多——他的声音的传达在那些方面，也会更加持久、深沉。
杨键的诗歌作为一种自然的例证，格外生动醒目。
一种，或一份“灿烂的安祥”。（本雅明论卡夫卡）
……一生卑微的诗人将要成就的是大地的肺腑之言；将要到达的是那样一种人性的灿烂之光的奇迹……。有时候，大地——我们脚下的大地像一名年迈的老盲人、老瞎子，而诗人是搀扶着他的幼童。诗人用他天真清亮的音韵之小手，欢快地引领，紧握住这名盲者之手，将之视为他在世上惟一的亲人。一颗共同的孩提时代的心灵引领他们向前。光明和黑暗互为映照。他们在通往真理的贫穷路途上蹒跚而行，同病相怜……。
大地之苦和童心之甜美相搀杂，勾兑出杨键诗歌里，一刻不停地燃烧着的艰涩、明亮而难忘的道德滋味。
庞培 2003.12.15 江阴北门
庞培，1962年冬天生。1985年发表小说，1987年发表第一首诗。做过媒体、工人、店员、杂志社编辑。作品多样且带探索性。第一本散文集《低语》以強烈南方抒情的风格为自己赢得了全新文字面貌和广大读者；之后又有《乡村肖像》、《五种回忆》《四分之三雨水》、《忧伤地下读物》等书籍二十余种出版。现居江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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