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诗歌飞翔的两个翼翅是哲学和历史。哲学是一个人的用性格对世界发表的正确思想，是写诗的方法论。历史是史之母，是生之母，是百科之母，所有的知识从历史里下载。历史感，其实也是哲学感（或思想感和使命感），就是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本源探寻和精神考问。中国也有神话，也有以神话作为素材的史诗；我的长诗与中国文化、与中国西部变革的进程、与中西文化的碰撞关联，为什么非得与西方史诗创作有系谱上的联系？
张：显然，你对历史感的理解是建立在哲学的把握之上，而把历史与诸“母”的联系看做是一切文化历史的起源，这实际上正是一种系谱的追踪。追踪之中，你提到了中国文化、中国史诗、西部进程、中西碰撞，却在最后质疑这一系列文化元素之间的西方联系，这就有些不太公正。比如你前面提到《浮士德》，还有经常谈及的《神曲》等等，都是受西方影响的明证。不过，这或许体现了你这一时期的想法吧。
王：呵呵，没错。我只是举例说明熟悉的西方诗歌名目。我确实认真读过西方诗人的作品，比如莎士比亚、普希金、惠特曼和泰戈尔，但不是完全受其影响（或根本无法影响我）。《荷马史诗》有主见，有新认识，有飞跃之势，荷马非常重要。西方历史是人神合一的历史，中国历史是天人合一的历史，让我的诗歌富有历史感，也是中国历史。这样也才能加入更多历史分析、哲学分析。但是，其中关键点在于，诗歌的写作必须和强大民族历史紧密连接起来，才能有分析，有力度。历史的面貌应是政治力量的塑造，政治无孔不入，诗歌的本来面貌都是政治。诗歌以狭义的政治（或个人政治）突破广义的政治（或国家政治），最后获得精神。诗歌就是诗人与国家这个抽象形态的事情，诗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事情，人与人之间不产生诗歌，只产生个人恩怨和爱憎这样一类鸡毛蒜皮的事情，无助与诗歌。
张：你的思维跳跃性很强，这与诗歌的性格正相吻合。但艺术似乎应该具有分寸，你在诗情勃发之时如何把握分寸？
王：艺术应该具有分寸，但写作时，分寸等于零，零等于诗人。幸福来临时不要写诗，爱情来临时不要写诗，灾难来临时不要写诗，死亡来临时不要写诗；在什么都不来临时，写下我不是左机会主义的诗歌，也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诗歌。分寸是中性的，它既是左的也是右的，它既是左也是右，它不在原则上具体地偏向左或偏向右；如果偏向左就会失去对左的关照，而对右失去客观；如果偏向右就会失去对右的判断，而对左失去客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零就是分寸，分寸就是诗人。诗人把握好自己就是把握好分寸分寸。
张：那么，类似汶川地震中的很多话语就都可以称为诗歌了？
王：那当然不行。这次事件中，许多文艺家写了假歌词，抒发假感情，跳假舞蹈，感情泛滥，缺乏理性，使诗歌流于形式。这就不仅是没有分寸的问题了，而是背离了诗歌的真诚。
张：你写诗的效率之高是公认的，《饕餮集》的出炉犹如从天而降，带给大家足够的震撼。诗情的促发，主要得自什么力量？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请举例说明。
王：累积和储存形成了压力，一触即发的条件反射，喷薄而出的反射结果。累积和储存是内在的，一触即发是外在的，喷薄而出是定势。在写《简明中国》时，脑子里涌现的是中国历史图文并茂的情节；在写《亡神》的时候，眼前掠过的是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历朝历代的碎片，一晚上写过600行。内在早有累积和储存，外力一施，水到渠成。它的外部和内部才是诗的全部。
张：在你的作品中，哪些意象是频繁出现的？为什么？身体与死亡这一对范畴在你的作品中处于什么位置？
王：死亡，频繁出现。因为我们生活的时候，都在为死亡而做事，一直把自己做向死亡；因为我们生活的时候，看见的不是生活的自我，而是在生活中看见了没有来到的死亡；生活与我们的身体同步，只有死亡近在眼前，远在天边。死亡是目的，是理想，我们为死亡而来。
身体与死亡这一对范畴在我的作品中，不断置换位置：我写死亡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身体写进死亡，我才感到了身体的存在；我写身体的时候，我会把死亡演绎到身体里，我也会感到死亡的不灭。让身体到死亡那里去，让死亡到身体里面来。死亡需要身体承担，身体需要死亡检验，我们的身体就是用来死亡的。除了死亡外，还有黑夜、梦幻、忧伤、鲜花和女人。
张：我们暂且将讨论从叙述的层面拉回写作的现实，拉回到你生活写作的生活实际当中。下面这个问题，想必是很多读者关心的，尤其是偏远地区的读者，以及仍在坚持写作的诗人们。那就是，民族、地域、文化，这些涉及新疆内蕴的创作对你的创作有何影响？你认为在这种背景下，自己写出了什么与众不同的、属于自己的东西？
王：民族、地域、文化不仅仅涉及新疆内蕴，也涉及世界的内蕴。这些内蕴如果能交融的，就迅速交融，提纯精华，为我所用，并且在使用中确立自己，决不失去自己。不能交融的就不勉强。远离自己陌生的事物，老死不相往来，因为这些貌似陌生的事物也许早就是你熟能生巧的事物，本质在握，就不需要再用时间熟悉它。当然，只有在新疆这样干燥、四季分明、广袤、辽阔、充满大漠风情的疆域，才能让我写出这些诗。我熟悉新疆的地域和自然历史，认识到民族的不同，大漠、雪域、绿洲赋予我灵感。所有的一切，使我成为各民族的全部，不仅肉体要高于生活，精神也要高于生活。
张：这样看来，是新疆这块独特的地域成就了你的诗歌。新疆的确是适合作家的宝地。那么，你具体的生活空间对写作有何影响？乌鲁木齐的栖居与你之写作搭调吗？你的家园意识在作品中如何体现？
王：我在日常的平庸中开拓我的生活空间，我的生活就是思想，别无选择。我有内陆汉人的给我的肉灵，也有新疆地域文化给我的神灵。乌鲁木齐给我的感受是：这是他人的城市，是我的寄居地。我无固定居住地，我的心灵永远在漂泊。肉体的栖居代表不了灵魂的漂移。我为一位天文学家说的话战栗不已：“人是星核的孩子”，那么，星核是宇宙的孩子，宇宙又是谁的孩子？我没有家园，我的家园永远流动旋转在星核闪烁的宇宙，我的家园意识是悲观和忧伤。我突然觉得我不是作家，而是天文学家，去做星核的孩子。我是星核的孩子。
张：你对新疆文化背景下的“新边塞诗”如何评价？其核心内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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