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诗歌飞翔的两个翼翅是哲学和历史。哲学是一个人的用性格对世界发表的正确思想,是写诗的方法论。历史是史之母,是生之母,是百科之母,所有的知识从历史里下载。历史感,其实也是哲学感(或思想感和使命感),就是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本源探寻和精神考问。中国也有神话,也有以神话作为素材的史诗;我的长诗与中国文化、与中国西部变革的进程、与中西文化的碰撞关联,为什么非得与西方史诗创作有系谱上的联系?
张:显然,你对历史感的理解是建立在哲学的把握之上,而把历史与诸“母”的联系看做是一切文化历史的起源,这实际上正是一种系谱的追踪。追踪之中,你提到了中国文化、中国史诗、西部进程、中西碰撞,却在最后质疑这一系列文化元素之间的西方联系,这就有些不太公正。比如你前面提到《浮士德》,还有经常谈及的《神曲》等等,都是受西方影响的明证。不过,这或许体现了你这一时期的想法吧。
王:呵呵,没错。我只是举例说明熟悉的西方诗歌名目。我确实认真读过西方诗人的作品,比如莎士比亚、普希金、惠特曼和泰戈尔,但不是完全受其影响(或根本无法影响我)。《荷马史诗》有主见,有新认识,有飞跃之势,荷马非常重要。西方历史是人神合一的历史,中国历史是天人合一的历史,让我的诗歌富有历史感,也是中国历史。这样也才能加入更多历史分析、哲学分析。但是,其中关键点在于,诗歌的写作必须和强大民族历史紧密连接起来,才能有分析,有力度。历史的面貌应是政治力量的塑造,政治无孔不入,诗歌的本来面貌都是政治。诗歌以狭义的政治(或个人政治)突破广义的政治(或国家政治),最后获得精神。诗歌就是诗人与国家这个抽象形态的事情,诗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事情,人与人之间不产生诗歌,只产生个人恩怨和爱憎这样一类鸡毛蒜皮的事情,无助与诗歌。
张:你的思维跳跃性很强,这与诗歌的性格正相吻合。但艺术似乎应该具有分寸,你在诗情勃发之时如何把握分寸?
王:艺术应该具有分寸,但写作时,分寸等于零,零等于诗人。幸福来临时不要写诗,爱情来临时不要写诗,灾难来临时不要写诗,死亡来临时不要写诗;在什么都不来临时,写下我不是左机会主义的诗歌,也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诗歌。分寸是中性的,它既是左的也是右的,它既是左也是右,它不在原则上具体地偏向左或偏向右;如果偏向左就会失去对左的关照,而对右失去客观;如果偏向右就会失去对右的判断,而对左失去客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零就是分寸,分寸就是诗人。诗人把握好自己就是把握好分寸分寸。
张:那么,类似汶川地震中的很多话语就都可以称为诗歌了?
王:那当然不行。这次事件中,许多文艺家写了假歌词,抒发假感情,跳假舞蹈,感情泛滥,缺乏理性,使诗歌流于形式。这就不仅是没有分寸的问题了,而是背离了诗歌的真诚。
张:你写诗的效率之高是公认的,《饕餮集》的出炉犹如从天而降,带给大家足够的震撼。诗情的促发,主要得自什么力量?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请举例说明。
王:累积和储存形成了压力,一触即发的条件反射,喷薄而出的反射结果。累积和储存是内在的,一触即发是外在的,喷薄而出是定势。在写《简明中国》时,脑子里涌现的是中国历史图文并茂的情节;在写《亡神》的时候,眼前掠过的是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历朝历代的碎片,一晚上写过600行。内在早有累积和储存,外力一施,水到渠成。它的外部和内部才是诗的全部。
张:在你的作品中,哪些意象是频繁出现的?为什么?身体与死亡这一对范畴在你的作品中处于什么位置?
王:死亡,频繁出现。因为我们生活的时候,都在为死亡而做事,一直把自己做向死亡;因为我们生活的时候,看见的不是生活的自我,而是在生活中看见了没有来到的死亡;生活与我们的身体同步,只有死亡近在眼前,远在天边。死亡是目的,是理想,我们为死亡而来。
身体与死亡这一对范畴在我的作品中,不断置换位置:我写死亡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身体写进死亡,我才感到了身体的存在;我写身体的时候,我会把死亡演绎到身体里,我也会感到死亡的不灭。让身体到死亡那里去,让死亡到身体里面来。死亡需要身体承担,身体需要死亡检验,我们的身体就是用来死亡的。除了死亡外,还有黑夜、梦幻、忧伤、鲜花和女人。
张:我们暂且将讨论从叙述的层面拉回写作的现实,拉回到你生活写作的生活实际当中。下面这个问题,想必是很多读者关心的,尤其是偏远地区的读者,以及仍在坚持写作的诗人们。那就是,民族、地域、文化,这些涉及新疆内蕴的创作对你的创作有何影响?你认为在这种背景下,自己写出了什么与众不同的、属于自己的东西?
王:民族、地域、文化不仅仅涉及新疆内蕴,也涉及世界的内蕴。这些内蕴如果能交融的,就迅速交融,提纯精华,为我所用,并且在使用中确立自己,决不失去自己。不能交融的就不勉强。远离自己陌生的事物,老死不相往来,因为这些貌似陌生的事物也许早就是你熟能生巧的事物,本质在握,就不需要再用时间熟悉它。当然,只有在新疆这样干燥、四季分明、广袤、辽阔、充满大漠风情的疆域,才能让我写出这些诗。我熟悉新疆的地域和自然历史,认识到民族的不同,大漠、雪域、绿洲赋予我灵感。所有的一切,使我成为各民族的全部,不仅肉体要高于生活,精神也要高于生活。
张:这样看来,是新疆这块独特的地域成就了你的诗歌。新疆的确是适合作家的宝地。那么,你具体的生活空间对写作有何影响?乌鲁木齐的栖居与你之写作搭调吗?你的家园意识在作品中如何体现?
王:我在日常的平庸中开拓我的生活空间,我的生活就是思想,别无选择。我有内陆汉人的给我的肉灵,也有新疆地域文化给我的神灵。乌鲁木齐给我的感受是:这是他人的城市,是我的寄居地。我无固定居住地,我的心灵永远在漂泊。肉体的栖居代表不了灵魂的漂移。我为一位天文学家说的话战栗不已:“人是星核的孩子”,那么,星核是宇宙的孩子,宇宙又是谁的孩子?我没有家园,我的家园永远流动旋转在星核闪烁的宇宙,我的家园意识是悲观和忧伤。我突然觉得我不是作家,而是天文学家,去做星核的孩子。我是星核的孩子。
张:你对新疆文化背景下的“新边塞诗”如何评价?其核心内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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