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论集》(VermischteBemerkungen)是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的一部言论选集,或曰札记精选录,由他的学生冯·赖特(G. H. vonWright)教授编选,出版于1977年。德文和英语译文的对照本1980年出版,易名为《文化和价值》(Culture and Value)。大陆首个中译本是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文化和价值》。三十年来,内陆已有多个中译本问世。
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主要是《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其他如笔记、讲义及弟子编选的著述可以说是围绕两部代表作的支流,有些是草稿、素材或旁注。例如,《战时笔记》的一部分被吸纳到《逻辑哲学论》一书中,《蓝皮书和棕皮书》、《评数学基础》、《论确实性》等书和《哲学研究》的论题密切相关,有些内容是重复的。当然,也有相对独立的“著作”,如《美学讲座》等。被列入维特根斯坦遗稿的文字,有些在哲学家生前就以打印稿形式流传。绝大多数都是作者过世后整理出版的。不外乎是三种形式的“著作”:一种是讲课笔记,由学生记录整理,如《美学讲座》等;一种是作者生前就在撰写和修改的书稿,但无出版计划,如《棕皮书》等;一种是由他人根据遗留的文字材料编辑成书,如《文化和价值》等。它们对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和哲学都颇有裨益。
维特根斯坦去世后,遗稿由赖特、拉什·里斯(RushRhees)、伊丽莎白·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等三位遗著保管人管理。赖特接受委托,着手编选《杂论集》(即《文化和价值》);历时近十年,最后在海基·尼曼(Heiki Nyman)、拉什·里斯的协助下才定稿,可见其成书之艰难。赖特思想谨严,文风雅洁(笔者素来仰慕其文章,尊其为剑桥桐城派),他编选的《文化和价值》,选目精严,颇具特色,体现了编者精致而出色的品位;其编辑意图含蓄而深刻,有待于研究者悉心揣摩。
此书汇集了哲学家从1914年至1951年间所作的笔记。这个编年体选集的时间跨度大,基本上涵盖了作者的创作生涯。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未见一本书有这个叙述长度。它内容丰富,涉及哲学、宗教、历史、科学、教育、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美学、艺术、音乐、道德,等等;其人文素养和精辟见解对不同层次的读者都有吸引力,故而面世之后一直受到广泛阅读。
学术界的情况则不太一样。查阅近年来国内研究文献可以看到,美学研究主要是针对《美学讲座》,伦理学针对《战时笔记》、《维特根斯坦论伦理学与哲学》等,而以《文化和价值》为对象展开探讨的并不多。虽说它的不少观点和《美学讲座》、《哲学研究》有密切关联,它的宗教评论数量可观,尤其值得重视,但是一般的专题研究似乎不如评传写作对它更感兴趣。瑞·蒙克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涉及哲学家的文化终结观或末世论思想,引文主要出自《文化和价值》。学术论文引用率不高,固然是由于其专题性质不强之故,但也存在着别种有待考量的因素,值得加以关注。
先从它的一般特色谈起。赖特在1977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此书和作者的哲学工作并无直接关联”。它是一般分类主题(美学和宗教)及自传性笔记的汇编;没有统一议题,上下文较少关联。从成书的角度讲,这是维特根斯坦著作中人工痕迹最重的一本。可以肯定地说,维特根斯坦本人是不会去写这样一本书的。是编者苦心孤诣,从遗稿中摘录警句格言及意味深长的札记选段,编成集子以飨读者。赖特在序言中说:
不熟悉维特根斯坦的生活环境和他所涉猎的读物,在没有进一步解释的情况下,读者会感到有些言论晦涩难解或莫名其妙。……我也同样确信,只要参照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背景,这些笔记就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和欣赏,而且,它们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哲学。
在《维特根斯坦和传统》一文中,赖特却暗示道,有必要将这些笔记视为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背景材料。他指出,由于英美学术圈对维特根斯坦的文化传统不甚了然,他们对其哲学的理解外在于其文化传统,这是不对的;而随着阿兰·雅尼克、斯蒂芬·图尔敏合著的《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瑞·蒙克等人撰写的传记陆续面世,这方面的空白已得到填补。
揣测编者初衷,他是想在《文化和价值》中展示这幅背景图。例如,对维特根斯坦产生深刻影响的斯宾格勒、魏宁格等,是这幅图像不可或缺的部分;贝多芬、勃拉姆斯、拉博(JosefLabor)等,其意义恐怕不限于音乐欣赏,而是自我塑形的参照,标示其品位和反思的渊源。哲学家一般少有披露的成长、焦虑和精神挣扎弥漫于这幅图像。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唯有《文化和价值》载有如此生动的人格和情绪的内容。赖特强调维特根斯坦写作中“人格”、“情绪”的东西和“纯哲学”之间的区分,试图将前者抽离出来,构成其哲学和人文传统的一堵背景墙,同时又试图暗示两者之间有关联。如果不展示斯宾格勒、魏宁格等人在维特根斯坦精神世界中的位置,这对理解他的“纯哲学”应该说是影响不大,但对了解他的思想来说是很不完整的。鉴于“思想”和“纯哲学”其实难以分割,因此也不可低估这种展示的重要性。可以说,将笔记辑录成书的主要意图即在于此,而这也大致框定了此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赖特敢“斗胆”编辑这样一本书(他称之为“我制作的文本”),恐怕也是因为他考虑到维特根斯坦与其敬仰的帕斯卡、利希滕贝格一样,经常写格言警句式的短句子和短小节段。《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也都不是长篇大论,遣词造句体现其一贯的文体倾向和特点,即追求一种高度精确的口语化风格,一种迷人的精巧和深刻,比喻极为讲究。赖特是否因此认为制作《文化和价值》十分必要,即通过一个兼具可读性和风格化的“作品”展示哲学家的写作风貌?从实际效果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赖特在《维特根斯坦传略》一文中声称,作为语言艺术家的维特根斯坦理应在德语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他坚信,《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的文学价值不会湮没无闻。
研究“纯哲学”的,一般不会特别重视这个说法。搞文艺研究的,当然会意识到维特根斯坦的“艺术性”,像苏珊·桑塔格、特里·伊格尔顿等,满怀激情(或傲慢?)为之声张,甚至将他描绘成一位先锋文人和艺术怪杰。约翰·吉布森、沃尔夫冈·休默编的《文人维特根斯坦》体现了对赖特观点的回应,值得关注。谈到美学问题,首先应该说明,维特根斯坦对美学的看法(见《美学讲座》)和他的文艺批评不是一回事,两者不可混淆。再说,所谓的“文学性”问题还是有必要以常规的文艺批评来介入。
这里我想先从瑞·蒙克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中转引一段文字,对它做一个点评。摘录的是维特根斯坦1930年写给友人吉尔伯特·帕蒂森的一封信,如下:
我亲爱的吉尔(老畜生):
你有一个野心勃勃的目标;你当然有;否则你就只是一个有着老鼠的精神而不是人的精神的流浪者。你不满足于待在你所在的地方。你想要生活之外的更多东西。为了你自己的和依靠(或将依靠)你的人的利益,你配得上一个更好的地位和更高的收入。
你也许会问,我怎么能把自己抬高到钱拿少了的人的行列之外?为了思考这些和其他问题,我退回到上述地址之所在,一个离维也纳约三小时路程的乡村。我购买了一个新的大写字本,其商标已装入信封,我正在做大量工作。我还装入一张我最近拍的照片。我的头顶裁掉了,我做哲学不需要它。我发现,佩尔曼式记忆法是组织思想的最有用的方法。靠着那些小灰本子,就有可能“卡片式地索引”我的头脑。
欧洲作家中,谁的语言比较接近这些书信的格调呢?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塞缪尔·贝克特。
这里援引哲学家谈论“大写字本”和“小灰本子”的“废话”,而不是从《逻辑哲学论》等著作中摘引高度风格化或诗意的句段,总之是想要展示一个未被充分讨论的维特根斯坦,其机巧的废话写作不输于(而且不迟于)塞缪尔·贝克特的同类写作,其自我镜像的绘制则和两次大战时期英美的“唯我主义者”相似,气质上有过之而无不及。遣词造句饶舌的节奏在译文里仍感受得到;“我购买了一个新的大写字本,其商标已装入信封”、“我的头顶裁掉了,我做哲学不需要它”之类的俏皮话,较之于罗素、摩尔等前辈学者,战后存在主义一代新人或许更能与之共鸣。过去我们把这种神经质的文雅视为贝克特的独家商标,殊不知维特根斯坦早就这样写,而且颇契合于尼采对“生活形式”(“form of life”)的重视。
《文化和价值》对“生活形式”的感悟,有其令人难忘的特色。这方面例子不少,这里摘引1930年的一则笔记(节选),是作者评论其友人恩格尔曼的一句话,后者说他从抽屉翻出自己的手稿阅读时,觉得饶有意趣,但一旦想到付诸出版,整件事就变得索然无味……维特根斯坦对此阐释道:
……没有什么比看见一个自以为未被注意地做着极简单的日常活动的人更值得注目的了。让我们设想一家剧院,大幕拉开,我们看见某人独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点燃一根香烟,让自己坐下来,等等。这样我们就突然是在用我们通常不可能观察自己的方式从外部观察一个人;仿佛是用自己的眼睛观看传记的一个章节——这肯定会是既怪异又精彩的。比剧作家为舞台表演或念白而做的任何东西都更精彩。我们应该观看生活本身。——但我们确实每天都看见它,它却丝毫没有给我们留下印象!足够真实,但我们没有从那个观点去看它。——与此相似,当恩格尔曼看着他写的东西,觉得它们很美妙(就算他不愿单独出版任何一篇)时,他是把他的生活视为上帝的艺术作品,就其本身而论,它当然是值得凝视的,就像任何生活和任何事物一样值得凝视。……
诺尔曼·马尔康姆在《回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一文中写道,在剑桥举办的每周一次的家庭接待会上,维特根斯坦对“美学的论题可能提得最多”,他“关于艺术的深刻和丰富的思想是非常感动人的”。可惜马尔康姆和其他人都未留下这方面的详细记录。所幸的是,从《文化和价值》中尚可领略一二,尤其是音乐评论,委实弥足珍贵。总之,它们是比常规的文艺批评更为“用心”的批评。维特根斯坦评论叔本华、卡尔·克劳斯,正如卡夫卡评论狄更斯,显示文体家的鉴别力,也含有从强大的影响源逃逸出去的动机,因此造成一种内在的关涉和张力。不同于康德、黑格尔,也不同于叔本华,他常以切身利害关系评论文艺作品。换言之,他在评价别人的同时不能不评价他自己。
维特根斯坦认为,他的艺术活动只是体现了一种“良好的礼貌”和“良好的听觉”,精于修饰打磨,缺乏野性洋溢的生命力和创造者的精神。但是他又抵制叔本华洋洋洒洒的文风和莎士比亚汪洋恣肆的想象。换言之,他把自己描述为整饬的“温室植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接受莎士比亚的“独断专行”和“不对称”。必须指出,维特根斯坦并不是从具体某个作品来评判莎士比亚,而是针对构成其作品大全的那个“我”。这种本质论的批评观在他是一以贯之的,下文还会谈到。
哲学写作,无论是形而上学还是伦理学,一般说来都无须在表述方面加入特别的追求。说某个哲学家文采好,这种所谓的“好”也是可以剥离的,未必真的构成决定性的表达要素。赖特在《维特根斯坦传略》一文中则提醒我们,维特根斯坦作为语言艺术家的特质不可忽略;相关的风格分析只是开了个头,应该继续做下去。尽管这么做会招致文学化之嫌,但是应该看到,维特根斯坦自视为作家这一点在研究中并未受到足够重视。
这是一个尚需厘定的问题。说维特根斯坦是具有高度艺术修养的哲学家,相信没有读者会否认,但是这个说法与《文化和价值》的内涵仍不尽相符。从书中的表述看,维特根斯坦不仅自视为作家,而且对其写作特质深表关注——是一种全方位的关注,诸如体裁类别、修辞意识、文体构造、精神格调等,将这些因素持续纳入其考察和反思的范围,这在哲学家当中是很不寻常的。如果不考虑尼采、克尔凯郭尔的传统,只是以逻辑哲学家的身份去衡量,《文化和价值》就不太符合常规的预期,其作者更像是一个对哲学感兴趣的诗人。他不仅对写作,也对其有限的艺术实践(素描、雕塑、建筑设计等)进行反思,做出自觉的描绘。
例如1946年的一则笔记:
或可用形式上缺乏新意的风格——像我的风格那样——但用精挑细选的词语写作;或者相反,用形式上具有新意、刚从自己身上长出来的风格写作。(当然还可以用那种将旧家具马马虎虎地补缀在一起的风格写作)。
文中指出风格的三种路径,像是雾中显露的风景;三种选择性的排列,是围绕自身风格的本质所作的一种排列,是在想象(虚无)的空间里观望到的东西;这种自我描绘显示真正的艺术直觉力。而且,不乏精彩的比喻和说法(“刚从自己身上长出来的风格”“将旧家具马马虎虎地补缀在一起的风格”)。
1947年的两段笔记,则以晚期回顾的立场进行自我定义:
你能够用一种新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一种旧的风格;可以说用适合我们时代的那种方式使之重现。这样做其实只是在复制。我在建筑工作中做过这件事。
可我的意思不是说要将一种旧的风格修剪一新。你没有将旧的形式拿来修理,以符合时下的口味。不,你其实是在说着旧的语言,也许是不知不觉地,却是以属于这个较新的世界的方式说着旧的语言,然而,未必因此就是那种符合其口味的语言。
作者阐释了新的世界和旧的语言之间的关联,以往复咏叹、精确到拗口的口吻表述出来。这些晚期笔记和早期思想有内在的一致性,即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只是一种“复制”(“再生”),这是他的文化活动(及哲学工作)的本质。阿兰·雅尼克、斯蒂芬·图尔敏的《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便是以此为着眼点,追溯哲学家的思想背景和文化渊源。
维特根斯坦的奥匈帝国的维也纳背景,他与德奥音乐文化和德语文学的关联,他对科技文明的排斥,等等,都在暗示他对“旧的语言”进行“复制”或“再生”的一种意义来源。赖特等人的相关研究对此作了较充分的说明,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想就哲学家的文化姿态再做一点补充论述,关乎《文化和价值》有待强调的一个特质。可以说,目前出版的维特根斯坦著作中,只有这本书是在阐述这种特质;因为,问题显然不在于他是否自视为作家,是否该被视为作家,——这些其实是显而易见的,而在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人们应该把他摆放在什么位置上,也就是说,实质关系到他在西方文化中的位置。
这个方面,早年(1931年)的一则笔记值得引起注意。维特根斯坦概要描述了他在西方现代文化进程中的位置,表明他对自身处境的预见或思索,即他作为“诗人的命运”的图景:
有些问题我永远不会去处理,它们不在我的道路上,或者说不属于我的世界。贝多芬(一定程度上或许还有歌德)处理过和搏斗过的西方思想界的问题,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家面对过(也许尼釆从它们附近经过)。或许就西方哲学而言它们是失落了,换言之,没有人会有能力把这种文化进程当作史诗去体验和描述了。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它只是不再成其为史诗了,或者只对那些从外部观察它的人来说才是史诗,而这或许是贝多芬怀着预见做过的事(正如斯宾格勒在某处所提到的那样)。可以这么说,文明只能预先拥有其史诗作者。正如人们只能预见他们自己的死亡并将其描述为某种位于将来的东西,而不能在死亡发生时报道它。因此可以说,如果你想看到整个文化的史诗描写,那你就得在其最伟大人物的作品中去找,故而要在这种文化的末日只能被预见之时所创作的作品中去找,因为不久以后就不会有人来描述它了。所以不必为此感到惊讶,它只能以隐密的预知的语言写成,只为极少数人所理解。
由于没有解释“西方思想界的问题”是指什么问题,这则笔记有些费解。但是从上下文的脉络不难辨别,应该是指正在消亡的欧洲艺术文化精神(相对于勃兴的英美科技文化精神)。作者试图背转身去,独善其身,其决绝的态度指向一种“非历史”的立场及禁欲主义。
大体而言,维特根斯坦始终是在这个框架里活动的,即,秉持内心的坚守和超越的神圣理性,应当认同以“纯哲学”为遁世的途径(“从永恒的角度沉思世界”)。“纯哲学”确保其精神生活的严格、清晰、透明,从而在源头上躲避文化的衰颓。
然而,他还是免不了要忧虑这个“变老的世界”。《文化和价值》亦可证明,他并未如其所言的那样切割干净,而是卷入西方知识界的命题并作持续的斗争。西方几个世纪以来通过其最卓越的天才所呈现的精神、人格、情感和悲剧的问题,尼采等极少数哲学家有所感悟的问题,通常的伦理学和美学是解释不了的,只有在“天才”这个概念的天启般的或是史诗般的展开中才能够触及。这是近代欧洲(浪漫主义以来)独特而重要的文化概念。所谓“天启般的展开”,意味着这个概念(及其启示意义)是以危机的形式出现并以此得到强化,颇似一种回光返照。魏宁格对贝多芬的祭拜,他以自杀殉道,便是典型的一例。
维特根斯坦终生服膺魏宁格,认为他即便谬论百出也是伟大的,而他本人同样是在一种危机意识中面对传统。他声称不想与那些问题发生关系,不过是愤激之辞罢了。他其实是在孤悬的境地中延续传统,形成其独特的世界观和立场。换言之,他是在尼采所言的“小时代”延续其天才论的文化价值观。尽管《文化和价值》的话题多种多样,但它有相当的篇幅是在讲这个问题;对贝多芬的敬仰,对歌德、勃拉姆斯的关注,对独创性、鉴赏力等概念的辨析,包括对犹太人的评论,等等,莫不与之相关。
“贝多芬的伟大心灵……”——他总是如此这般地言说、观省和比较。音乐是他(也是尼采)衡量精神事物的尺度。作为叔本华的私淑弟子,他(像尼采那样)剔除叔本华体系中的东方精神烙印,彰显欧洲文化观念。可以说,德奥体系的浪漫主义天才观是其文化价值论的核心。他是此种价值论意义上的本质主义者。从《文化和价值》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他都是以这种本质论的立场评估自我和他者。真正的天才该如何行动、思考和写作,与此相关的时代参数该如何计量,此类问题不在哲学的范畴内,对维特根斯坦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
《文化和价值》未被阐明的特质即在于此,它要求我们从另一个方向——不是从普通的哲学范畴,也不是从一般的文学概念,而是——从特定的文化观念进入此书;从中体会他的精神或心灵的关切,他的失落和梦想,他的反思和价值判断。
回忆录作者和传记作者一般都会指出,英国人(罗素等剑桥学人)不能真正理解这一点,觉得他神秘古怪,这是逻辑哲学之外难以打通的文化隔膜。《文化和价值》未能在学术议题中取得一个应有的位置,于此不难理解。可以说,不去体察或重视其心灵(而非头脑或思辨)之“关切”,如下这段笔记就难以得到恰当的理解和欣赏:
在树不是弯曲而是折断的地方,你理解了悲剧。悲剧是非犹太人的东西。门德尔松或许是最无悲剧性的作曲家。
这里的关涉都是指向一种自我本质的建构,而这种建构离不开心灵的期许,取决于期望的主体在何种层面上予以关切,即在何种程度上使之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命题。
如果说《文化和价值》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那么它主要就是体现在这里:这些言论是精神体验的结晶,而非只是思辨的产物。它试图揭示在时间的某一个点上心灵活动的性质。也就是说,收集在此书中的言论几乎都是作者和他自己的交谈,描述他是如何把承诺和觉悟交托给自己,自然也包括疑虑和绝望。哲学上他谈的最多的就是反对独断主义的思维方式,宗教上他质疑保罗神学和加尔文神学对于心灵教育的意义,这些他在别处也讲过,或许是讲过不少了,但是表达特定的文化理念和关切,这本书最为集中,尽管以断片絮语的形式呈现,却有其可以寻绎的叙述脉络和图景。
维特根斯坦的价值观和文化姿态,其写作的超哲学的性质及意义等,要讲清楚固然不易,探究这些议题并阐明其中的关系正是研究者的任务;我相信这个方面《文化和价值》还可以发挥更重要的文献作用。
许志强,浙江大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导,著有《马孔多神话和魔幻现实主义》,译有《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在西方的注视下》《水手比利·巴德》等。
主要从事西方现代派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现代小说叙事学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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