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贵锋：用语词之光照亮身边的事物

也算编者按：搜索时看见此访谈，十余年前的事了，感谢小雷（梨花满天）。访谈中所提“轰动”一节，当然是夸张溢美之词；余大学写诗，只有几个同班同学知道，至于《伤逝》诗事，多半是大墨星文郭胜利“杰作”。回看，余彼时在貌似谦虚中于写作还有热血在；而今，余更多趋向平静，自顾自写一写而已。  ---2018.5.17  于贵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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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贵锋：用语词之光照亮身边的事物

采访时间：2008年3月22日

撰文及采访：刘小雷

　　于贵锋，1968年5月出生于天水农村，现居兰州。在《诗刊》、《星星》、《飞天》、《兰州文苑》、《诗歌月刊》、《红岩》、《文学港》、《绿风》等刊物有诗歌、评论发表。有作品入选相关选本。著有诗集《深处的盐》。

　　组诗《大峡谷》获第二届甘肃省黄河文学奖诗歌一等奖。

3月22日下午，记者采访了诗人于贵锋。于贵锋何许人也？见过一面，自说是一企业员工，看起来温和少语，也不会喝酒，和传说中的诗人一点关系也没有。可他竟然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而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陕师大，就开始了诗歌的尝试。

“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久旱逢甘霖，诗人满地走。知识、理想、爱情如花朵，在开放之春的自由空气下绽放，一拨又一拨。追求崇高与纯洁、喜欢质疑和反思、倾向拥有抱负和思想，这些如今看来恍如隔世的热血的造型，一度成为来自五湖四海、特别是偏远乡村的年轻人的追求时尚，并共同成就了当年诗歌的滥觞。”

　　众多诗歌爱好者忙于在一片狼藉的形容词库中翻箱倒柜时，于贵锋正沉湎在凡高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界里。

　　于贵锋认定他可能早晚会与诗歌相遇，“因为我只知道，写诗以后，生命有另一种盼望在。它感知生命最深处的冷暖际遇，它为精神打开另一个出口。”

　　于贵锋当时的一篇诗作《伤逝》已在校园引起轰动。据他的一位师友回忆，于贵锋的那首写失恋的诗，回味、怜惜、无奈、歉疚、隐忍的刺痛、诚挚的祝愿，境象迭出而点到即止，把一段失恋感触书写得如此哀婉动人，若干年后，他和几个青年男女提及于贵锋的此诗，有一位淑女竟当众大放悲声。

从走出校门到漂流社会到落脚兰州，转瞬二十余年。于贵锋早已由三好生变成一位孝子、一位慈父、一位模范丈夫和企业里一名勤谨尽职的优秀员工，但他却从未和诗歌稍离，按他的话说，要用语词之光来照亮身边的事物。

“诗歌永远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

   梨花满天：荣获黄河文学奖诗歌一等奖，是因为组诗《大峡谷》，“大峡谷”的意象是来自何处？谈谈你《大峡谷》的创作情况。

   于贵锋：感谢晨报的关注。“大峡谷”确实是一个“意象”，而且在我的写作中，是一个综合性的意象，因为它糅进了情感、思想和地域的因素。它在现实中，对应于我生活并长大的地方──三阳川。这个地方，2002年我曾写过一篇小散文；后来在《滩地数处，可供久居》这篇随笔中，我又描述了一次：“天水市以北三十里，有一卦台山，是传说中伏羲画八卦的地方。'台之北环以渭。对山有龙马洞，台之东当渭水东流，有石焉，人称分心石。’东去的渭水两岸，有几处大的滩地，供人们休养生息。从卦台山东望，渭水的流转走势和滩地构成的画面，状如太极，尤其在早晨或下午，天气特别好、没有雾的时候，白亮亮的渭水和墨绿的滩地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遐想。这片夹在南北两山之间的一片平坦的川地，就是三阳川。每当雨天，满川氤氲。”实际上，三阳川应该算一个小小的盆地。我之所以将它“改造”成“大峡谷”，主要是基于记忆和现处生存环境的一种心理冲突。《大峡谷》一诗，也揭示了这一点：

北山朝南，南山朝北

中间睡着一个三阳川

男人伸出左手，女人伸出右手

他们的命运  

“相爱繁衍  抱紧自己的孩子”

而如果北山朝北，南山朝南

那是一条绵延三十里的大峡谷

当然，不仅仅如此。网上贴出后，有朋友说当他读到末尾两句时，“头部有触电感觉”，认为这首诗触及的是有关“人类命运”的大主题，通过山的朝向的不同喻示人类命运的不同结果。至于组诗《大峡谷》并不是有意创作的组诗，而是由《渭水组歌》的几节和几首短诗临时组成。好在，基本都是以三阳川以及农村生活经验作为背景，写了河流、星空、老人、春雨、父亲等，是对记忆的观照和再次浸入，它们反过来又浸透了语言。干净，深情，细润，是我对这些诗歌的期待。

   梨花满天：你说：“为什么一再回去/卸下思念和生活的霜雪”。在省城生活，为什么你的作品有着这样多乡村生活的痕迹？

   于贵锋：是啊，为什么一再回去？这问题我现在继续在问，因为我继续在不停地回去，事实上和心理上的。或许，我还没有长大吧，四十岁了，还渴望着这个世界有人呵护我，而这，只有在父母那儿似乎可以心安理得。父母的爱，家的亲切，泥土的气息，每次都融化了现代生活落在生命的霜雪，有效缓解疲倦感。我越回去，乡村生活经历对我的写作影响更大。这不是刻意摆脱或通过变化题材能改变的。这一点，我个人理解，恐怕是由于在个人成长的最关键时期，我曾像一个纯粹的农民那样生活过；那些年，在意识中，学习是学校里的事，而没完没了、周而复始的农活，才是最重要的。贫穷，在那时没有让我变成一个单纯的学生；而恰恰是那些农活，让我当时、现在依然体会到了一种艰辛。这种感觉，和在城市生活的困窘感，在本质上惊人的一致。当我们感到痛苦，原因各异，境界不同，但心里的感受没有区别，特别是当这样的感受事关生存时。我一直希望，乡村生活的痕迹，只是我因为最为熟悉而不得不选择的途径，但并不是单一地写乡村经验。生活的况味，生存的味道，不论身处何地，不论以什么样的题材，都将是写作指向的一部分。

   梨花满天：每个诗人都有不同的诗歌成长期和成熟过程，请大致梳理一下你的诗歌发生发展史。

   于贵锋：诗歌永远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技术和语言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内心或者说精神能否一直成长。撇开练习期不说，我的写作其实基本就是深入、呈现生命甚或生存的状态；2003年试着融入一些文化因素。这当中，一些东西不断困扰着我。2004年底2005年初，我对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诗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思考，感觉到许多优秀的诗人，都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对生存环境、文化的重塑进行着努力，并在语言上进行着探索和创新。他们的诗歌，都在向人类心灵和世界的本质进发。而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传统被中断了。我希望自己，不要“像一个茫然徘徊的影子”。或我只能是一个影子？

“单是在甘肃，就有许多写诗写得比我好的”

   梨花满天：诗人阳飏曾在一篇小文中诘难你这么一个问题，美是一条越来越短的尾巴———当蝌蚪彻底甩掉尾巴，它就变成青蛙了———这么说是蝌蚪比青蛙美还是青蛙比蝌蚪美？你怎样回答的？

   于贵锋：我想作为诗歌，无论如何也不会漠视那潜藏在记忆深处的美，对美的回避是一种罪孽。

对于阳飏老哥提的问题，我确实在《细节、尾巴和影子》中试着做了如下回答：在清澈如歌谣的水里，蝌蚪是美的；当蝌蚪长出四肢，那美只剩下一条尾巴。这难道就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起初并不如此：我们把手伸进水里，“那些癞蛤蟆真的没牙”，蝌蚪和青蛙，如同渠边的野菊花，如同透明的蚰蜒，它们并不给我们带来“晦涩”；美好的“自然”面前，虽然一群麻雀起飞的声音有点乱，但我们还是抬起了头。一开始，我们的眼睛是纯洁的，保留着人性最美好的单纯和对美好本身的渴望、信任。只是在生命成长过程中，具有了对痛苦的认知，并能够反观。或许我真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许也是因为对人生那必将到来的结果有清醒的认识，才试图有意识在写作中保留一份幻想──我知道，当热气上升，水和光线开始融合、凝聚，接下来的、那被隐藏起来的环节，是一个秘密，它决定着诗歌与生命的颜色、软硬和味道。

   梨花满天：你在诗歌创作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冷静、犀利的诗歌批评，这一点难能可贵。如你的《浮雕的凸凹———甘肃诗歌快照》一文，对甘肃诗歌的现状进行了全景性的扫描，在文末所说：“他们共同前进着。他们的声音，能够传多远？哪几个诗人的声音传得更远些？谁的声音传得最远？”是一种焦虑还是一种期待？

   于贵锋：谢谢。我写这篇文章时，初稿中开始引用了《诗经》里的两句，以表明我的立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因此不敢说期待，因为单是在甘肃，就有许多人写得比我好，值得我学习。

   梨花满天：你怎样看待自己、诗歌、生活的关系？一个诗人怎样才能在浮躁的城市生活中还保留着一颗“诗心”？

   于贵锋：以手写我心，以心写我诗。如何保持一颗诗心？努力工作，真诚生活，有信心，有希望……这问题有说教之嫌啊。其实，人人都有一颗诗心。

   梨花满天：古代的中国诗歌能够为老百姓、至少是知识阶层的日常生活所用，而今天的诗歌似乎更多是所谓诗人圈子的相互欣赏，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于贵锋：文化传播途径急遽增加，诗歌的边缘化是必然的，这是一个理性社会最正常不过的现象。因此诗歌不再承担附加的实用功能，回到了它自身的建设。解决实用功能有无数便利快捷的方式，为什么非得依靠诗歌呢？诗歌更注重和人的心灵、精神的契合。在任何年代，诗歌起初也是在一定层面上被知晓，而那些家喻户晓的唐诗宋词，是时间带来的。中国新诗经历了百年的变迁，还不具备那样的条件。这些我们没有必要气馁，尤其在我们的教育对现代诗歌的赏读开始加强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