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算编者按:搜索时看见此访谈,十余年前的事了,感谢小雷(梨花满天)。访谈中所提“轰动”一节,当然是夸张溢美之词;余大学写诗,只有几个同班同学知道,至于《伤逝》诗事,多半是大墨星文郭胜利“杰作”。回看,余彼时在貌似谦虚中于写作还有热血在;而今,余更多趋向平静,自顾自写一写而已。 ---2018.5.17 于贵锋
于贵锋:用语词之光照亮身边的事物
采访时间:2008年3月22日
撰文及采访:刘小雷
于贵锋,1968年5月出生于天水农村,现居兰州。在《诗刊》、《星星》、《飞天》、《兰州文苑》、《诗歌月刊》、《红岩》、《文学港》、《绿风》等刊物有诗歌、评论发表。有作品入选相关选本。著有诗集《深处的盐》。
组诗《大峡谷》获第二届甘肃省黄河文学奖诗歌一等奖。
3月22日下午,记者采访了诗人于贵锋。于贵锋何许人也?见过一面,自说是一企业员工,看起来温和少语,也不会喝酒,和传说中的诗人一点关系也没有。可他竟然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而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陕师大,就开始了诗歌的尝试。
“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久旱逢甘霖,诗人满地走。知识、理想、爱情如花朵,在开放之春的自由空气下绽放,一拨又一拨。追求崇高与纯洁、喜欢质疑和反思、倾向拥有抱负和思想,这些如今看来恍如隔世的热血的造型,一度成为来自五湖四海、特别是偏远乡村的年轻人的追求时尚,并共同成就了当年诗歌的滥觞。”
众多诗歌爱好者忙于在一片狼藉的形容词库中翻箱倒柜时,于贵锋正沉湎在凡高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界里。
于贵锋认定他可能早晚会与诗歌相遇,“因为我只知道,写诗以后,生命有另一种盼望在。它感知生命最深处的冷暖际遇,它为精神打开另一个出口。”
于贵锋当时的一篇诗作《伤逝》已在校园引起轰动。据他的一位师友回忆,于贵锋的那首写失恋的诗,回味、怜惜、无奈、歉疚、隐忍的刺痛、诚挚的祝愿,境象迭出而点到即止,把一段失恋感触书写得如此哀婉动人,若干年后,他和几个青年男女提及于贵锋的此诗,有一位淑女竟当众大放悲声。
从走出校门到漂流社会到落脚兰州,转瞬二十余年。于贵锋早已由三好生变成一位孝子、一位慈父、一位模范丈夫和企业里一名勤谨尽职的优秀员工,但他却从未和诗歌稍离,按他的话说,要用语词之光来照亮身边的事物。
“诗歌永远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
梨花满天:荣获黄河文学奖诗歌一等奖,是因为组诗《大峡谷》,“大峡谷”的意象是来自何处?谈谈你《大峡谷》的创作情况。
于贵锋:感谢晨报的关注。“大峡谷”确实是一个“意象”,而且在我的写作中,是一个综合性的意象,因为它糅进了情感、思想和地域的因素。它在现实中,对应于我生活并长大的地方──三阳川。这个地方,2002年我曾写过一篇小散文;后来在《滩地数处,可供久居》这篇随笔中,我又描述了一次:“天水市以北三十里,有一卦台山,是传说中伏羲画八卦的地方。'台之北环以渭。对山有龙马洞,台之东当渭水东流,有石焉,人称分心石。’东去的渭水两岸,有几处大的滩地,供人们休养生息。从卦台山东望,渭水的流转走势和滩地构成的画面,状如太极,尤其在早晨或下午,天气特别好、没有雾的时候,白亮亮的渭水和墨绿的滩地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遐想。这片夹在南北两山之间的一片平坦的川地,就是三阳川。每当雨天,满川氤氲。”实际上,三阳川应该算一个小小的盆地。我之所以将它“改造”成“大峡谷”,主要是基于记忆和现处生存环境的一种心理冲突。《大峡谷》一诗,也揭示了这一点:
北山朝南,南山朝北
中间睡着一个三阳川
男人伸出左手,女人伸出右手
他们的命运
“相爱繁衍 抱紧自己的孩子”
而如果北山朝北,南山朝南
那是一条绵延三十里的大峡谷
当然,不仅仅如此。网上贴出后,有朋友说当他读到末尾两句时,“头部有触电感觉”,认为这首诗触及的是有关“人类命运”的大主题,通过山的朝向的不同喻示人类命运的不同结果。至于组诗《大峡谷》并不是有意创作的组诗,而是由《渭水组歌》的几节和几首短诗临时组成。好在,基本都是以三阳川以及农村生活经验作为背景,写了河流、星空、老人、春雨、父亲等,是对记忆的观照和再次浸入,它们反过来又浸透了语言。干净,深情,细润,是我对这些诗歌的期待。
梨花满天:你说:“为什么一再回去/卸下思念和生活的霜雪”。在省城生活,为什么你的作品有着这样多乡村生活的痕迹?
于贵锋:是啊,为什么一再回去?这问题我现在继续在问,因为我继续在不停地回去,事实上和心理上的。或许,我还没有长大吧,四十岁了,还渴望着这个世界有人呵护我,而这,只有在父母那儿似乎可以心安理得。父母的爱,家的亲切,泥土的气息,每次都融化了现代生活落在生命的霜雪,有效缓解疲倦感。我越回去,乡村生活经历对我的写作影响更大。这不是刻意摆脱或通过变化题材能改变的。这一点,我个人理解,恐怕是由于在个人成长的最关键时期,我曾像一个纯粹的农民那样生活过;那些年,在意识中,学习是学校里的事,而没完没了、周而复始的农活,才是最重要的。贫穷,在那时没有让我变成一个单纯的学生;而恰恰是那些农活,让我当时、现在依然体会到了一种艰辛。这种感觉,和在城市生活的困窘感,在本质上惊人的一致。当我们感到痛苦,原因各异,境界不同,但心里的感受没有区别,特别是当这样的感受事关生存时。我一直希望,乡村生活的痕迹,只是我因为最为熟悉而不得不选择的途径,但并不是单一地写乡村经验。生活的况味,生存的味道,不论身处何地,不论以什么样的题材,都将是写作指向的一部分。
梨花满天:每个诗人都有不同的诗歌成长期和成熟过程,请大致梳理一下你的诗歌发生发展史。
于贵锋:诗歌永远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技术和语言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内心或者说精神能否一直成长。撇开练习期不说,我的写作其实基本就是深入、呈现生命甚或生存的状态;2003年试着融入一些文化因素。这当中,一些东西不断困扰着我。2004年底2005年初,我对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诗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思考,感觉到许多优秀的诗人,都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对生存环境、文化的重塑进行着努力,并在语言上进行着探索和创新。他们的诗歌,都在向人类心灵和世界的本质进发。而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传统被中断了。我希望自己,不要“像一个茫然徘徊的影子”。或我只能是一个影子?
“单是在甘肃,就有许多写诗写得比我好的”
梨花满天:诗人阳飏曾在一篇小文中诘难你这么一个问题,美是一条越来越短的尾巴———当蝌蚪彻底甩掉尾巴,它就变成青蛙了———这么说是蝌蚪比青蛙美还是青蛙比蝌蚪美?你怎样回答的?
于贵锋:我想作为诗歌,无论如何也不会漠视那潜藏在记忆深处的美,对美的回避是一种罪孽。
对于阳飏老哥提的问题,我确实在《细节、尾巴和影子》中试着做了如下回答:在清澈如歌谣的水里,蝌蚪是美的;当蝌蚪长出四肢,那美只剩下一条尾巴。这难道就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起初并不如此:我们把手伸进水里,“那些癞蛤蟆真的没牙”,蝌蚪和青蛙,如同渠边的野菊花,如同透明的蚰蜒,它们并不给我们带来“晦涩”;美好的“自然”面前,虽然一群麻雀起飞的声音有点乱,但我们还是抬起了头。一开始,我们的眼睛是纯洁的,保留着人性最美好的单纯和对美好本身的渴望、信任。只是在生命成长过程中,具有了对痛苦的认知,并能够反观。或许我真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许也是因为对人生那必将到来的结果有清醒的认识,才试图有意识在写作中保留一份幻想──我知道,当热气上升,水和光线开始融合、凝聚,接下来的、那被隐藏起来的环节,是一个秘密,它决定着诗歌与生命的颜色、软硬和味道。
梨花满天:你在诗歌创作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冷静、犀利的诗歌批评,这一点难能可贵。如你的《浮雕的凸凹———甘肃诗歌快照》一文,对甘肃诗歌的现状进行了全景性的扫描,在文末所说:“他们共同前进着。他们的声音,能够传多远?哪几个诗人的声音传得更远些?谁的声音传得最远?”是一种焦虑还是一种期待?
于贵锋:谢谢。我写这篇文章时,初稿中开始引用了《诗经》里的两句,以表明我的立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因此不敢说期待,因为单是在甘肃,就有许多人写得比我好,值得我学习。
梨花满天:你怎样看待自己、诗歌、生活的关系?一个诗人怎样才能在浮躁的城市生活中还保留着一颗“诗心”?
于贵锋:以手写我心,以心写我诗。如何保持一颗诗心?努力工作,真诚生活,有信心,有希望……这问题有说教之嫌啊。其实,人人都有一颗诗心。
梨花满天:古代的中国诗歌能够为老百姓、至少是知识阶层的日常生活所用,而今天的诗歌似乎更多是所谓诗人圈子的相互欣赏,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于贵锋:文化传播途径急遽增加,诗歌的边缘化是必然的,这是一个理性社会最正常不过的现象。因此诗歌不再承担附加的实用功能,回到了它自身的建设。解决实用功能有无数便利快捷的方式,为什么非得依靠诗歌呢?诗歌更注重和人的心灵、精神的契合。在任何年代,诗歌起初也是在一定层面上被知晓,而那些家喻户晓的唐诗宋词,是时间带来的。中国新诗经历了百年的变迁,还不具备那样的条件。这些我们没有必要气馁,尤其在我们的教育对现代诗歌的赏读开始加强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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