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诗人、同济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
任何一位国内诗人的现行写作似乎都不大可能像倪湛舸一样，与晚近欧美思想界的“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运动保持某种颇具对话意味的诗学互动。尽管这一断言看起来多少有些冒险，比如我还无法确定是否有其他用汉语写作的诗人对此运动同样有所呼应，但目前我们至少可以断定：倪湛舸是直接遭遇该运动并受其深刻影响的代表诗人，她在去年出版的诗集《雪是谁说的谎》中为我们提供了与此相关的文本例证：以“思辨实在论Ⅰ、Ⅱ”分别命名的第七、九辑，以及虽然出现在其他小辑中，但显然与思辨实在论有直接关联的诗作，如第六辑的Beyond Correlationalism和《偶性》。当然，这里所列举出来的文本并不完全，可能还会有更多作品可以被归类到这一命题之下，这主要取决于思辨实在论与倪湛舸诗学实践的更深层互动。因此，我们不应只停留在这些文本的表面现象去做初步的理论考察，而应深入到倪湛舸的诗学进路中去展开更有针对性的讨论，尤其是她的写作与哲学之间的关系。
倪湛舸
雪是
谁说的谎
事实上，早在2010年出版的首部诗集《真空家乡》中，倪湛舸就已明显表现出哲学上的意趣和追求，《康德组诗》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例证之一。从这一点出发，如果不考虑她在最初（且还在延续）的写作中对中国民间宗教（比如“罗教”）文化的诗学旨趣，转而聚焦于关于康德哲学的诗歌文本，那么时隔几年后，她被席卷进一场裹挟有告别康德意味的新兴思潮——由法国哲学家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美国哲学家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等人掀起的“思辨实在论”运动——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基于此，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似乎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即倪湛舸近几年的诗学实践究竟与这场运动有多大的相关性，以及她在走向呼应思辨实在论的写作过程中究竟向我们揭示了什么？本文将尝试对这两个问题进行重点评估，以考察她所展示给我们的诗歌图景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而我们借此又当如何看待西方新兴思想潮流所能带给汉语诗歌写作的启发，以及后者应当如何面对前者所带来的挑战。
01
超越相关主义，或告别康德
何为思辨实在论？这是一个范围极其宽泛的术语，并非三言两语就能直接讲清楚，因此本文暂不打算对此概念进行笼统介绍，而是想通过分析倪湛舸的相关诗作，以便深入到其与思辨实在论的思想纠葛之中。不过，在这里，我们依然很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相关的历史背景：自2007年4月以来，思辨实在论运动至今已将近走过十二年历程，其运动内部一开始便有思想上的分歧，各主要成员的进路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比如梅亚苏将自己的哲学命名为“思辨唯物论”（Speculative materialism），而哈曼本人在1999年提出的“面向对象哲学”（OOP）积极与思辨实在论实现合流，并最终走向了由美国哲学家列维·布莱恩特（Levi Bryant）于2009年重新命名的“面向对象本体论”(OOO)运动，此外还包括美国生态哲学家蒂姆·莫顿（Timothy Morton）后来的加入，考虑到其他代表人物与后面的行文所需关系不大，故不再列出。尽管参与该运动的哲学家们取径各异，但他们都抱持着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原则，即对相关主义（Correlationalism）的批判，以及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拒绝。众所周知，第一个术语出自于梅亚苏2006年出版的《有限性之后：论偶然性的必然性》一书，并由此引发了欧美思想界对康德认识论，以及对后康德（post-Kantian）哲学的批判性反思。在梅亚苏看来，自康德以降的现代哲学都与“相关性”（correlation）发生关联，他认为
“通过相关性，我们想要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能够进入的仅仅是思考与存在之间的相关性，而无法进入任何独立的一方。因此，接下来，只要是持守这种认为相关性具有无法被超越的特性的思想倾向，我们都将其称为相关主义。”[1]
法国哲学家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
我们可以发现，梅亚苏关于相关主义的概念直接体现在了倪湛舸的Beyond Correlationalism一诗的题目中，但后者并没有把它收入到“思辨实在论Ⅰ、Ⅱ”的任一小辑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首诗在倪湛舸的内容编排上出现了错位？在我看来，一个最具说服力的辩护理由或许是，倪湛舸在刻意回避一种合乎相关主义的内容设定，也就是说：她试图使这首颇具思辨实在论色彩的诗歌对象独立于“思辨实在论”这一思维框架，恰恰是想达到某种“超越相关主义”（Beyond Correlationalism）的诗学目的。事实上，我曾就内容编排向作者表达过相关疑惑，当时针对的是与该设定有直接相关的《偶性》（在梅亚苏那里，“偶性”也是一个关键概念，后文将会对此诗进行释读），她给出的回答是要为后面关于思辨实在论的写作埋线，与此同时也是要去呼应思辨实在论中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故先对第六辑中关于“去人欲，存天理”这一命题做出新的诠释。至于作者是否能够接受我上述不同于她本人动机的说法，以及她关于超越相关主义的诗学目的是否能够达成，我们还需进入这首诗来做更为慎重的判断：
“妄想”和“祈愿”都属于人的意识活动，倪湛舸一开始对两者所做出的区分，无疑均取消了主客之间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当作为主体的人在进行妄想或祈愿时，作为客体的对象物并不会因为主体的意识活动而发生。紧接着，她围绕“空白”一词反诘它是否有“节奏”、“气味”、“光泽”，甚至对其命名本身赋予了一种或然的断定，这样的表述无疑是想突出体现出事物之间的“非-相关性”。于是，我们随后看到了她对妄想或祈愿追加的认识，我们的意识行为只是在“与事物并无关联的词语”打交道，我们因此被困在词语里面，这非常符合梅亚苏对法国哲学家弗朗西斯·伍尔夫（Francis Wolff）的援引：“因此，意识与语言只有在它们被这个世界所包含时，才反过来将这个世界封闭于自身之中。我们身处于意识与语言之中，就如同置身于一个透明盒子之中。一切都在我们之外，而我们却逃遁无门。”[2]据此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而凑巧的现象，即似乎倪湛舸笔下的“空白”与伍尔夫所谓的“透明盒子”有着非常相近的意味：我们置身于一个透明盒子，犹如在“空白”中妄想或祈愿，抑或我们妄想或祈愿的皆为“空白”。
法国哲学家弗朗西斯·伍尔夫（Francis Wolff）
结合伍尔夫的这些话，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倪湛舸在这首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意识，以及对语言与意识之间关系的诗性思考，这似乎意味着我们的意识是经由词语构成的语言世界而显现出来的，而并不是与实存直接照面。换言之，世界本身存在于意识与语言的外部，而我们对存在的体认是建立在将世界封闭于语言和意识之中而形成的。在这首诗的最后几句，倪湛舸试图为我们的存在困境寻找出路：既然我们无法摆脱与事物无涉的语言世界，我们就完全可以借助它实现我们的妄想或祈愿。毫无疑问，诗人是最擅长将存在诗学化的，对海的定义、对人处境的速写都是一种诗学化的处理，尽管“错得太多”，我们也避免不了再去承担更多的错，而最后的“巨人”比喻更是能给我们带来一种或许有些牵强、或许也有合理之处的解读思路：如果把“巨人”看作康德，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自己所“不能涉足的大陆”，其实隐含着大陆哲学所兴起的思辨实在论思潮是对康德的告别。如果从这个意义来看的话，我认为倪湛舸试图对相关主义的超越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她的诗学目的。
基于上述分析，倪湛舸超越相关主义的诗学实践，是否也意味着她告别了康德呢？这就要从倪湛舸与康德的最初交会来谈起了，我们有必要先回到她早期的《康德组诗》来探个大概，该组诗显然是以极为肯定的语气在向我们宣示一种必然：一种“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哲学的安慰》）的必然；一种“没法改变我为自己立的法”（《灵魂不朽》）的必然。在这必然的王国里，诗人似乎始终都无法摆脱那“什么都不曾改变”（《必然王国》）的沉闷现实，只好“像只泄了气的球”（《天使》）寄望于康德以求取哲学上的安慰：头顶星空，胸怀道德律。然而，这并不见得诗人的内心就是完全臣服于必然性的，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她会时不时地被一些“偶性”因素所干扰，尽管以下我所列举的因素并不全然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偶性”[3]概念，比如同样出现在这些诗中的“偶遇善良”、“也许我该说'分解’”、“必须离开你”、“再也不等待”、“偶尔，对她说……”等言语片段，无疑这些内嵌于必然王国里的只言片语，势必会把诗人带向“偶性”的一跃。至于这一跃究竟有何意味，我们则可依据一首题为《偶性》的诗来加以分析，虽然这首诗同样未收录在“思辨实在论I、II”这两辑之中，但它足以将我们导向前述问题得以被提出的根基所在：
事故没有实质
抑或，事故多了就不再有实质
幻觉般的实质何尝不是我们的悲伤
雨林之上阳光推动生长仿佛裹挟万物的巨浪
但阳光转暗更不可抗拒
我们因疲惫而闭目、重云疾速累积
或是太阳耗尽了它的命数
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无非事故
你在鱼鳍闪光里的闪现和身为水底阴影的我
互为表里而表里之间并无实物
在这首诗中，倪湛舸赋予了诗歌以强有力的思辨色彩，她将主体“我”与客体“你”的关系问题放在了“偶性”这一命题上，正是偶发性的“事故”提供了这样一个外部使“我们”得以确立彼此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各自是无法从我们内部来思考对方的。借助于对偶性的思考，倪湛舸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告别了康德的必然王国，从而迈向了思辨实在论的偶然王国。在梅亚苏那里，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是：必然的存在者是不可能的；存在者的偶然性是必然的[4]。以诗句为证，“你在鱼鳞闪光里的闪现”中的“你”只是一次偶然的现身，唯有当“你”现身时“我”才能被赋形，即化“身为水底阴影”。换言之，对“我”来说，“你”不可能是必然的存在者，但“你”必然有存在的偶然性。有趣的地方在于，与该首诗末句的最初版本“彼此关联却不曾遇见”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在诗人潜在的心理动机中，“我”与“你”的关联是没有事实性（Facticity）的，因为“你”与“我”之间实际上“不曾遇见”；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改定版本的语义色彩更具思辨性一些，而此前版本中“关联”一词所明显具有的相关主义痕迹，恰恰是思辨实在论所要批判的着力点。应当澄明的是，我并无意去揣测诗人是否是因为想规避这一点而做出了改动，此举在我看来只能算作是语义相平行意义上的一次偶然替换而已，何况梅亚苏其实也并没有否认关系的存在，而只是肯定它们事实性的存在。
[法] 甘丹·梅亚苏
有限性之后
论偶然性的必然性
通过对以上两首诗的粗浅分析，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即面对“相关主义”、“偶性”这样的命题时，诗学究竟何所为？对于后者而言，我们必须回到一位伟大诗人的手指间，当马拉美将骰子完成历史性的一掷时，正是通过这一行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他才得以维持了偶然性不至于被破坏，亦即保障了可能性的存在。在巴迪欧看来，“马拉美的诗通常关注发生偶发性事件的地方，在事后留下的痕迹中，事件得到了解释。”[5]这句话是否意味着：从巴迪欧的事件理论出发，我们能为诗学找到它的归属，然而作为柏拉图主义者的巴迪欧似乎并不寄望于将存在诗学化，而是要在数学本体论中去寻求存在的根基。关于相关主义与诗学的关系，我们需要从直接受巴迪欧影响的梅亚苏那里寻找解释，他在《有限性之后》中零星谈论诗学的地方并没有给予其任何肯定性的言论，梅亚苏把诗学和宗教放在一起来进行讨论，认为相关主义本身并不对两者持有任何非合理的立场，它通过理性赋予了诗学和宗教信仰以合理性，从而为它们留下了空间，然而就像梅亚苏所认为的那样，它们的确无法自我合理化。
02
“思辨转向”中的倪湛舸
事实上，思辨实在论运动的兴起，已经波及到了小说与诗歌领域，这在美国诗人、学者布莱恩·斯蒂芬（Brian Kim Stefans）那里被指认为一种“思辨转向”（Speculative Turn），通过评点21世纪以来若干带有实验性写作的小说、诗歌，以及通常被称为“概念写作”（Conceptual writing）的极端案例，他为我们笼统剖示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使用数字、封闭的词组，以及句法结构和叙事结构的高度递归[6]。在斯蒂芬看来，这是后现代主义“语言转向”的逻辑进展，他们以此来检验“文学”的边界……不过，凭借着对这些作品的阅读经验，作者直言我们能够从中获得思辨实在论的观点，即宇宙并非是以必然性为特征的。然而，他也紧接着承认了小说与诗歌创作中所谓的“思辨”转向，其真正的新颖性仍是有待商榷的。尽管我们在倪湛舸的诗歌中不难发现其在概念层面上的着力写作，但这与新世纪以来在美国兴起的、以诗人肯尼斯·戈德史密斯（Kenneth Goldsmith）为代表的“概念写作”（或概念诗学）似乎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她涉及诸多概念的诗归类在“概念写作”的名义之下，或者说倪湛舸只是在概念写作的其中一个向度中进行了探索，即以诗性的书写手段来回应一些业已概念化的思想命题。从倪湛舸本人的出发点来讲，她更倾向于通过重新编排并整合诸多在主旨上相类同的文本来体现某种“概念化”的手段，也就是说：倪湛舸真正的书写过程并不是概念先行的，所谓的“概念化”更多是体现在对各类已成型文本进行编排的再创作过程之中，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些文本在书写过程或内容编排之前，实际上就已暗含着它们各自所涉及概念的相关意图。否则像这样的“概念化”就会冒极大风险，因此在书写前后对概念先行或后置的微妙处理必然是共同奏效的。
倪湛舸，北京大学英语系学士，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宗教与文学博士。著有散文集《黑暗中相逢》《人间深河》《夏与西伯利亚》，小说《异旅人》，诗集《真空家乡》《白刃的海》《雪是谁说的谎》等。现为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宗教与文化系副教授。
无论我们目前如何看待所谓的“思辨转向”，在某种程度上，诗学与思辨实在论的合流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为了更加集中地思考倪湛舸的诗学实践与思辨实在论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不仅仅只停留在相关主义和偶性的问题上来回兜转，我们将着重对以“思辨实在论”命名的第七辑和第九辑进行观察，当然也会兼顾到两辑之外有着密切相关性的诗作。在这两辑诗，或是两辑之外的一些诗中，倪湛舸非常隐秘地塑造了一个诗学与思辨实在论相互磨合的语言空间，她似乎想凭借颇具思辨色彩的诗性意识来思考主体与世界的存在状态，这个主体已经是非人类意义上的主体了，而世界的存在形态也已变成了另外一番摸样。事实上，这应当归功于蒂姆·莫顿对倪湛舸的思想启发，前者是面向对象本体论运动（一般被视为“思辨实在论”运动的分支）的重要参与者，其生态思想为面向对象本体论引入了全新的学科视野，或许其中出现的两个重要概念对我们理解倪湛舸的诗来说会大有助益：第一个概念是“Hyperobjects”，可译为“超级物体”，或简译为“超物”。该术语出自莫顿2010年出版的《生态思想》（The Ecological Thought）一书的结尾部分，三年之后他又出版了以此为名的专著《超物：世界终结之后的哲学与生态学》，并将“超物”定义为“相对于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中大量分布的事物”[7]，比如全球变暖、辐射、经济力量、生物圈等，它们是由现代性所建立起来的诸种实体。第二个概念是“Subscendence”，可译为“次越”[8]，该术语出自莫顿2016年出版的专著《黑暗生态学：为了一种未来共存的逻辑》，他认为“由于只有一个整体和多个部分，并且在某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没有一个物体比另一个物体更真实或更重要，那么整体就必须小于其部分的总和，尽管我们可能认为这是自相矛盾的。”[9]在这个意义上的“整体”概念，被莫顿定义为“次越”，他在2017年出版的《人类：团结非人类》中就此概念进行了更为集中的专章解读，认为“人类是一种次越整体……次越是超越（transcendence）的半-姐妹（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它与诸物及其显现之间的空缺（gaps）有关，这些空缺在实体的时空中无法被指出。”[10]结合以上两个概念来讲，“超物”在莫顿看来也是“次越”的，它可以被我们思考或计算，但无法被我们直接看到，所谓“空缺”就是这样的情形所招致的。
蒂姆·莫顿《超物：世界终结之后的哲学与生态学》
从对这两个概念的简单理解出发，我们大致上就算是有了进一步讨论倪湛舸诗学的理论前提，无论是如她所言要在第六辑“去人欲，存天理”中让所谓的“超物”涌现，抑或是通过将人类主体降维为与非人类存在共存的“次越”整体，倪湛舸依靠观念上的诗性思辨拉平了自身作为人类主体中的一员，与非人类客体之间原本存有的主奴关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她宁愿去除自身作为人类所具有的主体意识，而选择以非人类的主体形象在诗行中自我现身。由此而言，对于倪湛舸的阅读不应该还停留在主体与客体的主奴关系模式下进行理解，而应当是在交互的关系模式中看待主体如何受到了客体的客观性影响，这里的“客体”尤指渗透于人类主体，并在各个领域中施加影响的诸种“超物”，这些领域主要包括心理上的、社会上的、审美上的，以及政治上的等等。在莫顿看来，“超物”已经对人类的社会和心理空间产生了重大影响，且正在改变着人类的艺术和（审美之维的）经验[11]，无疑倪湛舸的诗学实践所直面的正是莫顿所命名的“超物时代”（The Time of Hyperobjects）。在超物时代，作为与非人类主体互相协作的“次越”整体，人类主体已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宇宙中心，因为某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意识已经逐渐取代了以往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意识，莫顿将日常生活中是否意识到全球变暖问题，视为衡量一个人是否被卷入超物时代的第一个依据。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倪湛舸诗歌的书写内容，及其在写作媒介上的选用，更为具体地认识到“超物”在她的诗学实践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依照莫顿对“超物”的定义，我们从倪湛舸诗歌的书写内容中，可以直接抽取出来的“超物”有：行星、星尘、恒星、星群、资本主义所有运转机器的总和（车、地铁、家用电器、钟表、大海轮、电力设备）、直接由人类制造的持久产品（塑料、玻璃），以及微粒、Invisible Black Matter（看不见的黑物质）、外太空、岩层、沼泽、信号等等，凡此种种可被视为超物的对象或集中、或分散地被嵌入倪湛舸的诗行，至少这向我们透露出她的书写有着积极介入面向对象本体论的理论自觉，未接触该理论之前的书写自然应该被看作是理论上的不自觉状态。在面向对象本体论的意义上，莫顿将我们引向了一种独特的实在论和非人类中心论（nonanthropocentric）思想，超物的实在性并不取决于人们是否思维它，而作为“次越”整体的人类在降维之后势必要寻找与非人类共存的协作方式，莫顿认为艺术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方式。如果不着眼于倪湛舸诗中所体现的内容，仅仅只是从书写形式上来看，我们即可察觉到这些诗在篇幅、体式上大致是类似的，可以说这种局面是诗人依托于新媒体写作（新浪微博）而形成的。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诗歌的写作在数码科技力量的助推下迎来了崭新的空间，新兴的写作媒介正在极大地改变诗人对语言的调用手段，篇幅与体式上相类同的设定都是在某种受限的媒介条件下完成的，比如大多数诗歌的字数基本上维持在140字以内，在微博后来取消该限制的情况下也有略超出140字的，倪湛舸在接受《花城》杂志今年第1期的访谈[12]时谈到了这一点，与此相仿的操作还有美国诗人法迪·尤达（Fady Joudah）的诗集《Textu》（2013）。毫无疑问，数码科技力量同样适用于莫顿的超物概念，我们的确已经无法摆脱它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改造，尤其对于一个置身其中的诗人而言，它更是从根本上重新塑造了其不同于以往的写作习惯，甚或思维方式。
美国哲学家蒂姆·莫顿（Timothy Morton）
以上四个段落更多是在理论层面上展开论述的，略显宽泛。基于此，我们主要就分别取自两辑之内及之外的以下两首诗进行评析，它们各自在所涉主题或概念层面上均有较强的涵盖性。在前文的论述中，如我一直所提示的，倪湛舸的诗学思考对于思辨实在论的呼应，并不仅仅局限于已被明确命名了的两辑诗中，更多与之相关的作品仍有待我们在其他小辑中予以释读。在第四辑·赛博普罗之歌中，《人类纪》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释读空间，因为我们从中不但可以看到超物的出现，还可以发现人与非人所共同面临的境遇：
“冰川”和“恒星”即为莫顿意义上的超物，这是由于“冰川正位移”会促使我们想到诗人对全球变暖问题有所意识，而“恒星正崩塌”的现象只能通过计算机3D建模来实现，它们在一般情况下并不为我们所见，只是作为“人类想象力的臆造物（figments）”[13]存在于诗人的字里行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是实在的（real）。在主旨表达上，“人类纪”作为人与非人共同面临的全新地质时期，是与人类社会自蒸汽时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相伴生的，如今它正越发激烈地反作用（常常是破环性的、毁灭性的）于人类社会，而人与非人之间对立的镜像关系在此情形下形成了合流，与此对应的诗行为：“消耗太多体力的人向镜子那面的非人流淌”。在这首诗中，倪湛舸所注目的是与人类纪时代的当前世界相抗衡的体力消耗者，一开始我们的疑惑可能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悲伤”在消耗人的体力，或许我们从最后一行的描述中能获得某种答案。更明确地来说，在倪湛舸的思考中，人类纪的“悲伤”似乎是一个关于想象的问题，人在“想象自己的想象”中“忽然被自己的不存在所刺痛”。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人类原先的想象力在面对超物时，因误认自己在场而实则缺席所产生的一种“悲伤”。因而，我们必须重塑我们的想象力——也许会是生态学意义上的——以相称于人类纪带来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改变自身与万物之间原先的旧有关系，积极寻求一条或可共存的出路。紧接着，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首诗《万物无所遁形，人却一无所知》：
纪录片《人类世》海报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关于“我”的一种假设，只有当“我起飞”并借助“振翅高飞”而成为超越的主体时，“我”才能建立与世界之间相对仓促（“匆匆瞥见”）的联系，故而“我”所能瞥见的只是世界的有限方面，即所谓“已知的形体”。在这里，当作为超越主体的“我”自我质询何所畏时——也可被当作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暗示——即使我们尚不明确“伤心者”在此处代指何人（是否可以视为上首诗中那个“悲伤”的主体呢？），但他的退缩却仍能使我们注意到一种可能存在的意志：“为万物扎根而敞开现实”。在向更高的维度飞升时，“我”继续遭遇着继“光幕”之后的更多超物，森林、岛屿，以及蒙脸的（可理解为“被云遮住的”）太阳均为诗人想象力的臆造物，因为前两者本该出现在大地上而非空中，第三者在臆想中虽是人格化的形象，然而在现实的参照中它依然是庞然大物。世界并不会因为太阳被云遮住而不被“照耀”，正是由于“照耀”才使得世界上的“万物无所遁形”，但诗人却早已揭示出对此“人却一无所知”。更进一步来讲，最后一句中“悬空的启示”应该指的就是前面说到的“意志”，这是否意味着只有我们敞开现实时才能认识到，世界的出路并非“臆想”所能通达？
03
结语
在倪湛舸的诗歌世界里，我们不再能触及一个真正的人及其所处世界的现实性了，或者说我们的确已经无法再从现实生活中人的经验出发来确立其诗歌的根基了。从根本上讲，倪湛舸更像是一个自寻出路的语言逃逸者，长久内耗的学术日常迫使她不得不在生活的间隙中出逃，进而寻租于一个追求再生性语言的审美乌托邦，实际上学术生产也恰恰为这样一种语言再生的可能性提供了知识上的准备。因而，知识性的写作向度必然会是我们阅读倪湛舸时的第一聚焦点，她非常乐于用诗歌的眼光来打量不断更新的知识空间，我们在不能介入这些知识空间的情况下难免会有被“打懵的感觉”（胡续冬语）。可见，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陌生化语言外，倪湛舸的诗歌图景还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知识上的陌生化，与以往有别的知识形态势必会将我们导向不一样的思维领域，我们有必要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去接受由诸种新概念所生成的语言世界，同时仍需注意到那些被重新阐发的旧概念也参与了这一过程，故此我认为：诗歌应当及时介入其中，更应积极创造属于自己的新语言。
综上所述，本文仅就倪湛舸与思辨实在论的遭遇进行了局部分析，从相关主义、偶性，到与康德之间的瓜葛，再到思辨转向、概念写作，以及超物、次越，这些新兴的思想命题大致为我们勾勒出了倪湛舸的诗学实践，是如何在这场遭遇中得以展开的。对于当代汉语诗歌来说，新知识空间的拓展可能性应该成为体现其当代性的重点所在，而不能总是在旧知识空间的语言边界上兜兜转转，后者似乎很难在诗学观念上有一个新的跃升。可是，问题还在于：诗人如何在新知识空间带来的观念转变中真正刷新自己的生命体验，以及人们如何通过其作品就能更好地体认这种新生命体验所带来的切身感受？无疑，在与思辨实在论的遭遇中，主要受惠于莫顿的倪湛舸，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新的可能，我们在她的诗歌世界中会不断遭遇巨大的对象世界、人与非人之间的协作，以及诸多“与生命互为装饰的幻象”（《星孩》）等等，其中幻象化的表达也是倪湛舸诗学所着力表现的重要维度，而我们所能切身体会的也许就是：去感受一个诗人的“现实主义魔幻”（Realist Magic），而我们务必得先找到她的语言迷宫的知识入口，舍此其实也并无大碍。（本文为刊于《上海文化》2019年11月号的完整版内容）
参考文献
[1] [法]甘丹·梅亚苏《有限性之后》，吴燕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第12-13页
[2] [法]甘丹·梅亚苏《有限性之后》，吴燕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第16页
[3] “在现存事物中，有些保持着常态而且是出于必然（不是强迫意义的必需；我们肯定某一事物，只是因为它不能成为其它事物），有些则并非必然，也非经常，却也随时可得而见其出现，这就是偶然属性的原理与原因。这些不是常在也非经常的，我们称之为偶然。”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21页。
[4] [法]甘丹·梅亚苏《有限性之后》，吴燕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第132页。
[5] [法]阿兰·巴迪欧《存在与事件》，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第238页。
[6] Brian Kim Stefans'Terrible Engines: A Speculative Turn in Recent Poetry and Fic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 Vol. 51, No. 1, Special Issue: Poetry Games (2014), pp. 159-183
[7] Timthoy Morton, 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p.1
[8] 译注：Subscendence，译为“次越”的理由有二：1、前缀“sub-”，意为“在底下、在下面”，与transcendence（超越）中的“trans-”相对，后者意为“超、越、穿”，“sub-”一般情况下被译作“次”，表示低一级的，处于次等顺序的。2、在汉语词汇中，尚无“次越”，但有“越次”一词，后者意为越级、破格、而成语“越次超伦”有超越原来的等级次序之意，也就是从低一级的到高一级的。相对而言，“次越”表示的就是从高一级的到低一级的，该词调换了原词中两个字的位置，也有调转原词义所示次序的意味，再者也非常符合英语单词Subscendence在前缀“sub-”和词根“scend”上的意义对位。故作此译。
[9] Timthoy Morton, Dark Ecology: For a Logic of Future Coexistence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p.114
[10] Timthoy Morton, Humankind_ Solidarity with Nonhuman People,Verso(2017), p109/124.
[11] Timthoy Morton, 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p.2
[12] 参见《倪湛舸访谈：“新媒体肯定是个搅局的新力量”》，《花城》2019年01期，第165-166页。
[13] Timthoy Morton, 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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