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坚冰在被打破,启蒙、思想空气活跃,敢为天下先,使命感,对自由和真理的追求是时代的潮流。大学生是那时代的青年精英,并非今日的枯燥试卷培养出来的豆芽,集中了这国家最有思想和创造力的青年。当时中国最有创造力的一群诗人在大学里,但不是什么学院派,他们是中国最早的嬉皮士,最先穿牛仔裤、留长发、跳迪斯科、听摇滚音乐、热爱崔健、谈论性解放和黑色幽默。值得一提的是,朦胧诗一代恰恰没有这些举动,他们的穿着像老干部,喜欢用美声唱前苏联的歌曲。
与韩东意见分歧,疏离《他们》
我与韩东是在1984年左右认识的。当时封新城在兰州大学办一个叫《同代》的油印刊物。第一期发表了我、韩东、海子等人的诗。那时候兰州是中国先锋派诗歌的堡垒,张书坤在那里编《飞天》的大学生诗歌专栏。第三代还没有出现,但许多第三代诗人都已经在《飞天》抛头露面了,当时《飞天》可不得了,我们的作品在中国基本没有什么刊物会发表,就那里敢登。我在《飞天》发表的作品获得大学生诗歌奖,使我与许多大学里的未来的第三代诗人建立了联系。
《同代》出来后,我接到韩东的信,和我商量办一个刊物,我很高兴,回信帮他取了一大堆名字。后来把诗也寄去了,还寄了100元人民币,刊物是大家联合出钱办的。我们没有说过主编的事情,那个时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你署名主编意味着出了事情就要负责。所以《他们》创刊号署名主编付立,是集体化名。
《他们》创刊号目录前面有一首诗,每一句说的是一个诗人,例如“南京的韩东有钱上得了赌场往后全凭运气”,“昆明于坚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有人断言南京的付立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等等。创刊号还有一个副标题,“他们文学社内部交流资料”,我认为我们是心照不宣地编一个朋友刊物。
《他们》当时的想法是轮流编辑,第6期是我编,稿子都已经寄到了昆明,吕德安的钱也寄来了,但韩东寄来的南京的某些稿子我不喜欢,主要是新人的,我就和韩东展开通信争论,两个人都很固执,我后来把稿子退回去了,没有编这一期。我当时倾向办少数同人的刊物,保证质量,更纯粹,而韩东想尽可能多地扶植新人,这是我们的分歧。第5期开始韩东已经扩大了《他们》的作者,第8期我没有参加,作者多达34人。
后来《他们》发展成了四十多个诗人的大团体,我也就逐渐与之疏远了。1995年《他们》出版第9期,最后一期,《他们》结束。
■记者手记
1985年春,酝酿了一年的《他们》出版。在诗坛引起巨大反响。《他们》的创刊成为第三代诗人崛起的重要标志。其领军人物于坚、韩东也成为“第三代”的代表性诗人。1986年,《诗刊》发表于坚组诗《尚义街六号》,该诗对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口语写作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于坚的名字从一开始便与1985年兴起的先锋运动紧密相连,1998年发表的《飞行》与1994年发表的《0档案》至今被人认为是中国当代诗歌探索的最前沿作品。
但是,进入21世纪后,于坚却旗帜鲜明站在“先锋”的对立面,开始更多地谈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如今的于坚在一般人看来已经与那个在80年代冲在先锋队伍最前列的旗手判若两人,但在于坚看来,他并没有变。“尽管我们的对抗不是与时代的直接对抗,但在80年代那种气氛,任何人回避与时代的直接碰撞显然都是不自然的。只是现在看来,我们把时代看得太重了,但那种对抗当然是值得的,是永远值得怀念的。”于坚说道,“其实,我一直没有变。只是在不同阶段我会写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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