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如其所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人，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
奈保尔应该是琢磨了很久才写下这开篇的第一句的。当然，也有可能他是因为这句话才开始写这本小说的。总之看到这句话之后，我从沙发上正坐起来，煞有介事得拿出了一支笔，将这句话划了下来。
朋友圈的盛行制造出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奈保尔来上海书展的时候，他的照片以及书几乎被刷爆了——似乎人人都爱奈保尔，他是真正名副其实凭作品说话的诺贝尔奖得主，而大家则都是看着他的书长大的，几乎被他影响了文学观和世界观。
事实上，奈保尔的书绝不能算是“好读”那一列。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在图书馆借阅过这本《河流》(当时还叫《河流》)，阅读记录那一栏，借者寥寥。我并没有看完，到了归还日期，就匆匆还掉了。另一本同借的《米格尔街》倒是看完了，但也无甚印象，以至于多年以后让我回忆，都无从说起。
常年只阅读小说的狭隘习惯，让我在更年轻的时候，天然屏蔽掉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作者。作为情感澎湃的双鱼座，我读小说的时候，更多是被一种情绪所驱使，至于故事或者其他的背景什么的，都是情感后面的小点缀。我始终很难喜欢所谓史诗般壮阔的小说，也很难认同作家就一定要与这个时代大背景结合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在我爱读并反复读的作家名单里，排在最前列的是塞林格、卡佛这样的作家，而因为对于大背景的无知，我应该也一并屏蔽掉了原作中的一些更深的东西。
这些年，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尝试阅读一些风格不那么一致的作品。奈保尔的书，显然是被归入这一类的。上海书展上，主持人在介绍奈保尔的时候不吝赞美之辞，使用了许多顶级褒义词汇，有一句评价我觉得倒是中肯，“奈保尔是名副其实的诺贝尔奖得主”。没错，他的小说的确有一种无法言说却非常明确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气质，这种气势显然不能简单得归结为“政治性”或者相关的。
《大河湾》其实是在奈保尔写完了《米格尔街》，写完了《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写完了《模仿者》、《游击队员》等一系列涉及到移民者身份认同的小说后的一部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作品。从奈保尔的传记看，他在1965年首次造访非洲，之后，写了《自由国度》和一些随笔，1977年到1978年他完成了《大河湾》。
小说主人公萨林姆是出生在非洲东海岸地区的印度裔穆斯林人，生在一个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葡萄牙人混居的地方。奈保尔在小说中这样交代萨林姆的身份“跟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比起来，我们感觉自己是非洲人”，“我们不同于阿拉伯人和非洲海岸的其他穆斯林”而就习俗和生活态度来说，“更接近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教徒”。这一点与奈保尔本人的身份非常相似，只不过萨林姆去了非洲刚果，奈保尔本人迁往了英国。
作为一个一直待在上海的人，我很难体会这种“移民身份”对于作家本人的影响如此巨大，巨大到他一直在写，反复写，写了那么多本。当然也有可能这是他找到自己、不同于其他人的一个切入点。我更愿意相信这种书写是发自内心的“不得不写”，而非其他什么功利的目的。所以奈保尔的每本书都很“大”，这种大是一种涉及宗教、政治、文化等大背景的复杂性，是作家的野心。
作家在小说中谈论革命、军队、冲突这些很硬的东西，而且因为他本身的强硬，采取正面叙述与评论的方式——我懂得这种写作有多么困难，因为这些大的东西太容易就被写得很难看很模式化而变得不再是小说(想想看中国的一些男作家企图写的那些难看以政治为背景的小说吧)，要如何把握中间的尺度，非常难。
作者是怎么处理的？用耐心。尽管已经对年少时读过的《米格尔街》全无印象，但再度拿起这本《大河湾》，鲜明的奈保尔气质却被唤醒走到面前。我回忆起来了，小时候对于这种耐心的不耐烦——大段大段的议论，过于复杂的背景交代，几乎被隐去的不占主导的情节，这些都是奈保尔“不好读”的原因。而小说有大量像开头那样充满哲学思考的金句，每每迫使你停顿下来，思考一下。
小说本身的节奏很慢，作者一直很冷静，注意不要让饱满的情感过早泄露出来。事实上，一直到全书结束，这种控制仍然一丝不苟，没有露出半点破绽。他显然是一个经验老道的创作者，奈保尔的写作过程绝不可能会是那种一蹴而就的激情方式，他一定深思熟虑，也许可以在事先将每一章节的大纲写好也说不定。
故事的几个主要人物分别是移民者萨林姆、他的仆人(身份是奴隶)梅迪、将河湾的杂货铺卖给萨林姆的外乡人纳扎努西、移居到河湾后始终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只局限在自己小家庭的印度夫妇舒芭和马赫什、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非洲人费迪南、没落贵族因达尔、“大人物”身边的白人参谋作家雷蒙德和妻子耶苇特，以及始终没有出场却左右所有人命运的总统——“大人物”。
这些人聚集到河湾这个地方，奈保尔很有耐心得将他们一个一个仔细描画性格(这种描画很多时候竟然是通过大段大段的内心旁白和评论)，并且在结尾的地方看似平静地交代结局，而每一个的结局都是那么残酷无奈让人心惊。他摆设了一盘巨大的棋，每一个人物都是棋子，作家仿佛命运之神，一切都是他事先安排好的，却写得如同“上天注定”无法逃避，而全书结束，那种被命运扼住咽喉的窒息感令人绝望，很长时间都缓不过神来。
到底是作家安排了一切还是作家写出了命运的安排无意中完成了这种契合，在文学批评中始终是争论。尽管奈保尔无数次写过自己的创作过程，但读完书之后你会发现所谓的创作谈，根本无法重现这种神秘的创作过程。
我在阅读的时候，始终想到奈保尔在书展上亮相时的模样。他被四五个青壮年用轮椅抬上讲坛，他早已发福，虚弱得靠在椅背上，别人问他问题，只用“yes”这样简单的言语打发。在阅读自己作品的环节，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奈保尔长长得停顿，用低沉的伦敦音缓慢念出原文，“探照灯开着的时候，能看到成千上万的虫子，在白色的灯光下，白茫茫一片。”
伟大的作家看得到我们。
奈保尔奇人奇事
维·苏·奈保尔(1932-)年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1950年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毕业后成为自由撰稿人。
在大学毕业后不久，奈保尔创作了以童年生活为素材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该作品获得了毛姆文学奖，令他一举成名。此后，奈保尔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几乎不间断地在全世界“迁徙”，丰富的阅历为他的“印度三部曲”(《幽暗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自由国度》等作品提供了素材，其中《自由国度》赢得了布克奖。
2001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于他。颁奖理由是：“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奈保尔是英国女王亲授的爵士，和拉什迪、石黑一雄并称“英国移民文学三雄”。他是《印度图片周刊》上穿睡袍接受采访的花花公子，也是另一位作家、诺奖得主索尔·贝娄眼中“峭壁上的鹰”。
但是奈保尔本人的私生活却非常混乱，几乎是一塌糊涂。1955年他与第一任妻子帕特结婚，甚至没有准备婚戒。结婚没多久，他就拒绝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理由是性欲是可耻的。但自己却经常出门嫖妓。在领取诺贝尔奖时，他发言称“感谢妓女”，使得组委会方面不得不澄清看中的是他的文学品质。另外，奈保尔还跟一个英裔阿根廷女子玛格丽特·穆雷玛格保持了长达24年的情人关系，玛格丽特为了他离开丈夫和三个孩子，并三次怀孕三次堕胎，并且经常被奈保尔打得鼻青眼肿无法出门。1996年，帕特离开人世。而两个月后，奈保尔就迎娶了第二任妻子——巴基斯坦新闻记者纳迪娜。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已经82岁的奈保尔受邀出席，是他首次来到中国。
奈保尔的书
《大河湾》
这本被认为是奈保尔最重要的书之一的小说是以刚果作为真实历史背景而创作的。小说主人公萨林姆是一位出生在非洲东海岸地区的印度裔移民，这里是一个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葡萄牙人混杂的地方，在地理位置属于非洲的外围，居民却多是印度洋人，这点恰与奈保尔身世极为相似。
刚果旧称“扎伊尔”，是当地语言中“河流”一词的葡萄牙语变体，又被用来指代货币，所以它具有了三重意义：国家、河流和货币。
小说刻画了不安于现状一直在寻找出路也是把河湾杂货铺卖给萨林姆的外乡人纳扎努西，移居到河湾后面对风起云涌却不为所动的印度夫妇舒芭和马赫什，因为战乱投奔萨林姆的已由仆人反客为主的梅迪，在变革中成长起来的新非洲人费迪南，对非洲古老文明执著而敬畏的惠斯曼斯神父，到欧洲找寻出口却失望而归的萨林姆旧时友人因达尔，以及他所代表的“领地”和大人物身边的白人宠信：作家雷蒙德和他的妻子椰苇特。虽然大人物在小说《大河湾》中并未亲自登场，却为情节的推波助澜起着重要作用，他的人物原型是刚果新王蒙博托，一个普通百姓的儿子，在军变中登台。
最后所有人的出路似乎都在大的政治背景下显得漂泊无奈，在一种无根的状态中结束。
《自由国度》
奈保尔于1971年创作的一个中短小说集。与集子同名的中篇小说描写两个英国白人来到非洲一个新独立的国家，他们目睹黑人部落在相互屠杀，而一些白人却在一旁熟视无睹。小说毫不留情地揭露非洲国家的落后愚昧，以及旧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恶果。
本书使奈保尔获得1971年英国布克奖。
《米格尔街》
《米格尔街》讲述的是弱势群体毫无希望的故事，读来却丝毫没有那种了无生气的窒息之感。在米格尔大街贫困、脏乱的社区景象中，人们似乎活得有滋有味，其中不乏草根社会的幽默气息。
奈保尔这本书的精妙之处在于，通过小人物的想入非非，揭示了植于琐屑欲念中的民间理想。一方面总是某种虚幻的东西在支撑着人生意趣，而另一方面，那些卑微、古怪的动机同时让你感受到“理想”本身所包含的凄凉。这里，所以那些令人心酸的东西都融入了日常的起居变谐，在适当的时候它们便成为撬动故事情节的杠杆，从而使一帮街头闲汉和放荡娘们的故事演绎出某种悲剧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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